浙江
围绕宗庆后遗产继承权的家族“內讧”进入尾声，“水落石出”，早在2024年3月，杭州市东方公证处就出具了继承公证书，确认了三个基本事实：宗庆后与施幼珍婚姻关系持续有效；宗馥莉持有《独生子女光荣证》；宗老2020年的公证遗嘱已明确指定遗产继承人，由宗馥莉单独继承全部信托和股权。
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当多份遗嘱内容冲突时，以最后遗嘱为准。原告方在杭州中级法院主张的《非婚生子女权益确认书》形成于2018年，在时间上早于2020年的公证遗嘱，其法律效力较低。《民法典》第1071条确认了非婚生子女的同等权利，但第1127条碥认了遗嘱继承的优先效力，即使DNA鉴定确认了血缘关系，也无济于事。
2020年，宗老生前的一份遗嘱由杭州市东方公证处备案，明确指定了“境外资产由独女继承”，符合《民法典》第1134条关于公证遗嘱形式的要求，尽管见证人为娃哈哈高管，无家族成员在场，但见证人身份不影响遗嘱的基本效力。《民法典》条款“最后遗嘱优先”的原则确定了宗老最后一份遗嘱的效力最高。
原告方提交了出生证明并申请了DNA鉴定，但《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对非婚生子女权益的保护需以“遗嘱未排除继承权”为前提，在宗老遗产案的情形中，遗嘱明确排除了其他子女的继承权，对血缘关系的确认不能直接突破遗嘱的效力。
尽管原告方质疑遗嘱见证人有利益关联，但见证人身份的瑕疵只有达到“严重程序违法”的程度，才可能导致遗嘱的无效，目前的证据尚不足以支撑原告的主张。
2024年3月1日，宗馥莉凭遗嘱公证书、结婚证及《独生子女光荣证》等12项材料，完成了对宗老29.4%股权的工商过户登记。在既成事实的情形下，原告方若主张权利，需通过诉讼推翻遗嘱效力，但原告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撑胜诉。
香港高等法院对汇丰银行18亿美元的信托资产采取了暂时冻结的措施，本质上是为杭州继承诉讼而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与杭州的股权继承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香港法院在程序上认定信托基金无效，也不影响杭州法院对遗嘱效力的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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