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农商行遭“八连罚”！总分支行均涉及、合规之路任重道远

7月25日，对于贵阳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贵阳农商行”）而言，必然是难忘的一天。

机构之家梳理发现，就在当日，贵州金融监管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贵金罚决字〔2025〕65号至72号），指向这家盘踞贵阳当地最大农村金融机构，涵盖总行及分支机构的“四宗罪”，并对处罚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合计开具8张罚单，涉及罚金共计150万元。

表格系贵阳农商行此次被处罚具体内容

资料来源：贵州监管局

具体来看本次罚单情况：对于贵阳农商行总行而言，其违规行为包括逾期90天以上贷款未纳入不良、贷款五级分类不准确，处罚结果为对总行罚款60万元，时任风险总监陈遵球被警告；对于南明支行，其因以贷还贷延缓风险暴露被罚款30万元，时任风险官邓永良被警告；艳山红支行则因向不符合条件的客户发放贷款，被罚款30万元，时任负责人（副行长主持工作）孙肇燃被警告；此外，沙文支行则因贷款清收不尽职被罚款30万元，时任行长吴兴忠被警告。

以上处罚情况均指向贵阳农商行在资产质量管控方面的不足，从上到下，从贷前、贷中到贷后，既涵盖业务数据层面的贷款资产分类与确认等，又包括实际操作层面的各类违规行为。监管罚单同时揭示着：贵阳农商行现有的经营数据或充斥着水分，置信度有待商榷。

然而，这并非贵阳农商行首次因涉及资产风险管控被处罚。

例如，2020年11月，贵州金融监管局更是对贵阳农商行开出震惊市场的高达22张罚单，罚款金额高达605万元，涉及范围之广、操作之狂野令人咋舌，具体包括：转让不良债权资产包不合规定、通过同业投资承接本行不良资产、向房地产企业融资、贷款违规等等。彼时就呈现出“上行下效”的薄弱风控体系，其中罚款金额最大即为总行，因批量转让不良债权资产包的首付款比例不符合规定；投资非标债权超规模限制；通过同业投资承接本行不良资产，被罚120万元。

由此可见，历经此前超600万的大罚单之后，贵阳农商行似乎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并未很好地从处罚中吸取教训，仍继续对贷款端及不良资产“动手脚”，人为干预从而实现美化报表目的。换种角度来考虑，历经监管高压之后仍“重操旧业”，是否意味着，该行现有的资产质量压力，仍不容乐观呢？

坏账率激增后虽已大幅回落却仍高于同业

贵阳农商银行由原贵阳市云岩、南明、小河、白云四城区的农村信用社合并改制而成，成立于2011年。截至2024年末，该行下设一级支行13家，二级支行72家，资产总额1660亿元，去年实现收入33.1亿元，净利润9.4亿元。

尽管从成立年限来看，贵阳农商行仍属于较“年轻”，但过往就存在的掩盖不良、粗暴信贷管理等基因，叠加监管统计统计调整，早早地就让该行背上沉重的坏账包袱。复盘来看，表现最为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则为2017年：当年该行的不良贷款率出现了异常大幅上升，从2016年末的4.13%飙升至19.54%，增幅高达15.41pct，不良贷款余额从13.7亿元激增至78.4亿元，增长约470%。

如此夸张的波动，发生的背景则是当时监管部门开始要求银行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即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需计入不良贷款），这对于贵阳农商行来说，这势必减少了大量可操作空间。随着该行在2017年风险的大幅暴露，其前期对贷款审批较为宽松、合作民营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不足等问题，也逐渐体现在财报报表中，被市场熟知。

图片系贵阳农商银行成立以来不良率表现

资料来源：wind

2017年之后，贵阳农商行在市政府帮助下，通过资产充足、加大处置核销等手段，历经增资扩股、资产负债表扩张等，其不良率整体有所下降。例如在2018年末，该行不良率下降至9.88%，环比回落9.66pct，2019年末继续回落7.14pct至2.74%，直到2024年末，该行不良率为2.08%。

虽然该行不良率水平真实性仍待商榷，但以目前呈现的指标数据表现来看，仍指向其资产压力挑战较大。横向来看，截止2024年末，A股上市农商行中，不良率最高的为青农商行，为1.79%，贵阳农商行却仍高于该行0.29pct。此外，尽管该行不良率年环比有所回落，但2024年末其逾期贷款余额却大幅增长65%，至74.4亿元，指向其潜在资产质量压力仍不容乐观。

图片系截止2024年末贵阳农商行不良率与A股上市同业对比（%）

资料来源：wind

整体而言，此次罚单再度揭开了贵阳农商行在资产质量管控等多方面的不足，合规经营任重而道远。对于该行而言，尽管罚单金额对其现有盈利盘子而言影响并非重大，但何以被处罚则更需引起深思：目前唯有大刀阔斧推改革、刮骨疗毒控风险，方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其中，总行务必做好榜样带头作用，分支机构则需严格遵守合规红线。

本文源自：机构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