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列宁”陈延年：从未称陈独秀为“父亲”，最后牺牲与胡适有关

“从未称呼陈独秀为父亲，这个‘小列宁’究竟是什么来头？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牺牲竟然与胡适有关！”

一开场就要抛出这么个疑问，才能钩住你的眼珠子。

1900年，安徽安庆一个书香世家里，陈延年出生了。祖父是当地名儒，父亲陈独秀十七岁就中举，可他从没在家里当过真正的父亲。

少年眼里的陈独秀，总是在破旧的家门口匆匆告别，信封里的字迹描绘着救国大业，却从未落下一句“想念你们”。陈延年轻轻抚摸着斑驳的门楣，心里只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远走他乡？

那里究竟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

母亲高晓岚每晚都在油灯下打开那只檀木匣子，拿出爸爸寄来的信，默默地读完再合上。窗外，邻居家的孩子打闹嬉戏，他却躲在老槐树下，翻看父亲留给他的旧书，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寻那张素未谋面的脸。

每当深夜爬上屋顶遥望，心里就像被什么撕裂：是怨恨？是好奇？

还是一种说不清的孤独？

而此时，1913年的一纸通缉令让陈延年对父亲的刻板印象出现裂缝。那位“抛家弃子”的读书人，居然成了讨袁运动的主将？

街头巷尾议论声不断，“他要推翻袁世凯！”“他是中国的希望！

”陈延年偷偷收集这些传闻，越听越心动。于是，十五岁的他写下人生第一封信，邮寄到上海：“父亲，我想去看看你，也想去了解那些口中的理想。”

上海的生活并不容易。码头搬运的粗活让他的手掌满是老茧，破旧的床铺上，兄弟俩埋头苦读，交换着考取震旦大学的梦想。

父亲偶尔扔下一句“民主、科学、革命”，就消失在《新青年》的编辑楼里。可是每次父子相对，陈延年都能感觉到一种无言的力量。

这些夜晚的谈话，让他明白父亲选择的意义，也让他在暗夜里点燃了对理想的向往。

五四运动一声炮响，整个国家都在呐喊，陈延年却已经在巴黎。工厂的机器轰鸣不绝于耳，刺鼻的油污味钻进工装，十几个小时站立的疲惫无法掩盖思想的燃烧。

清晨，露水未干，他就和几位华工一起走向工厂；深夜，煤油灯下，他与留学生们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一次工友聚会上，他终于听到那句如雷贯耳的话：“无产者只有锁链可失去，只有世界可赢得。”

从那一刻起，“小列宁”这个绰号便在华工中传开了。

二二八运动爆发时，陈延年带头组织抗争。街头的呼号、警棍的敲击、鲜血的染红，一切都让他更加坚定：革命不能停，工人不能输。

回国后，他又直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立誓要把真理带回上海。

1924年春，他踏上归程。带回的不仅是理论，还有改变中国的火种。

白天，他穿梭在虹口贫民窟，倾听工人的哀叹；夜晚，他在地下室秘密培训新党员，嘴里一遍遍念着“无产阶级专政”几个字。每个月，《向导》周报里都能看到他的署名：“陈延年”。

工人们爱他，说他“温和却有力量”，有人颤抖着双手，把攒了半年的党费递给他。他看着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眼眶湿润：“这是信任，也是责任。”

可是局势急转直下。1927年，上海大革命散场，国民党“清党”如暴风骤雨般袭来。

陈独秀觉得该暂时隐蔽、等待时机；陈延年却坚持要继续武装斗争，不能让同志的血白流。他俩在一次秘密会议上面红耳赤：父亲面容苍老，声音低沉，像是在求儿子让步；儿子眼神坚定，像一把出鞘的刀，说：“革命要干到底，不能怕死。”

就这样，革命父子在生死线上分道扬镳。

而此时，北平的胡适得知“故友之子”被捕，连夜奔走，想求特赦。胡适与陈独秀曾是维新时代的好友，又与陈延年在学界有过几面之缘。

胡适给国民党高层写信，一次次请求，一封封上奏，可是当他抵达狱门时，听见那铁门“砰”的一声关上，才明白：任何办法都留不住一个信仰已定的年轻人。

1927年7月4日黎明，29岁的陈延年昂首走向刑场。他没有尖叫，也没有祈求，只是抬头望了望东方微白的天空，轻轻嘶喊了一句：“工人阶级万岁！”

然后倒下，鲜血浸透了烈日下的狱墙。彼时，胡适在北平，目光空洞：“我救不了他，可他的信念，比我想象的更可怕、更伟大。”

陈延年从未称呼陈独秀一声“父亲”，或许是因为缺席的童年让他把感情全部投注到革命里；或许是因为独立的灵魂不允许他屈从于任何人。在29年的人生里，他完成了从怨恨到理解、从迷茫到坚定的蜕变。

有人说，他是“小列宁”；也有人说，他是“那个为了工人鲜血，比枪声更响的声音”。无论如何，这个经历了安庆老宅、上海码头、巴黎工厂、莫斯科课堂的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给历史写下了最鲜亮的一笔。

参考资料：
[1] 陈延年生平简介，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2] 胡适与陈独秀师生关系考，北京大学史研究所
[3] “二二八”运动纪实，上海市志办公室
[4] 巴黎中国工人运动档案，法国国家图书馆
[5]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组织记载，俄罗斯革命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