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南昌起义”领导人名单为何要修改？周总理：有2点不合适

1957年建军30周年时，《解放军报》刊登《八一起义》连环画，初版领导人名单：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

周总理审阅后提出两点不合适，需要修改。

周总理认为哪两点不合适呢？

南昌起义的意义

1927年4月，曾经被视为革命重要力量的蒋介石，突然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公然背叛了革命阵营，以近乎疯狂的姿态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展开了血腥屠杀。

上海的街头、南京的巷弄、广州的码头……一时间，血雨腥风席卷全国。无数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农民协会骨干，甚至普通的进步学生，都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曾经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浪潮，就这样被强行掐灭，刚刚露出希望曙光的中国革命，转眼间跌入了最黑暗的深渊。

面对这样的危局，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退缩。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任由反动派这样肆虐下去，中国的未来将彻底陷入黑暗，民族复兴的梦想更会成为泡影。要救国家、救人民，必须得有更有力的反抗手段——靠和平请愿、靠议会斗争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拿起武器，用更坚决的武装斗争来回击敌人的暴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决策在紧锣密鼓地酝酿。1927年7月24日，党中央经过反复讨论，正式确定了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

选择南昌，是因为这座位于江西中部的城市，当时驻扎着国民革命军的多支部队，其中有不少官兵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早有不满；更重要的是，南昌城外有我党掌握的部分武装力量，城内敌军的防御力量相对薄弱，便于集中优势兵力一举突破。

接下来的几天，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预定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总兵力超过两万人，这些部队分别属于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前者由叶挺将军指挥，后者则由贺龙军长统领。

从7月25日开始，这两支部队陆续从九江、涂家埠等地向南昌集结。叶挺的部队坐着火车一路南下，车厢里的士兵们虽然穿着普通的军装，眼里却燃烧着炽热的战斗激情；贺龙的队伍则沿着赣江岸边急行军，马蹄声、口号声在晨雾中回荡，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一场改写历史的风暴即将来临。

7月27日，一位关键人物抵达了南昌——他就是周恩来。作为起义前敌委员会的书记，周恩来肩负着统筹全局的重任。一到南昌，他顾不上休息，立刻投入到紧张的组织工作中。在他的带领下，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

时间来到了8月1日凌晨。此时的南昌城，表面上还笼罩在黎明前的寂静中，但实际上早已是箭在弦上。起义军总指挥部里，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人神情严肃地盯着墙上的挂钟。当指针指向两点整时，三声清脆的信号枪划破夜空——这是起义开始的信号！

刹那间，南昌城内外枪声大作。起义军按照预定计划，兵分多路向守敌发起猛烈攻击。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一部直扑敌军指挥部所在的松柏巷天主教堂，子弹像雨点般射向敌人据点；贺龙的第二十军则兵分两路，一路进攻省政府，一路围歼驻守在百花洲的敌军。、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南昌城时，起义军终于占领了全城。据统计，这一仗共歼灭守敌三千余人，缴获步枪五千多支、子弹七十多万发，还有山炮、野炮数门——这些武器装备，对于刚刚组建的革命武装来说，无疑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南昌城头的枪声，不仅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破产，更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起义成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南昌城。第二天，数万群众自发聚集在市中心广场，隆重召开了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更让人感动的是，会后有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报名处，要求加入起义军。其中仅学生就有好几百人，他们有的刚从课堂上跑出来，手里还攥着书本；有的穿着整洁的学生装，眼里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起义军庆祝胜利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调集了重兵向南昌扑来。敌人的兵力是起义军的数倍，不仅有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还有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相比之下，起义军虽然士气高昂，但毕竟组建时间短，缺乏大规模作战的经验，武器装备也远远落后于敌人。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起义军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南昌。从8月3日开始，起义部队按照原定计划撤离南昌，向南转移。到了10月，起义军余部在广东潮汕地区遭遇重大挫折，大部分兵力被打散，部分领导人也不幸牺牲或被捕。

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人痛心。但我们需要客观看待这段历史：南昌起义的失败，固然有客观因素——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革命力量还处于幼年阶段；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经验上还不够成熟，对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如何发动群众等问题还在探索之中。但这些挫折，并不能掩盖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

刘伯承增补起义领导人名单

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有五位主要领导人，但鲜为人知的是，最初认定的起义领导者只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四人。后来的开国元帅刘伯承并不在原始名单中，这个名单的调整源于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两点重要意见中的第一条。为什么周总理要特别将刘伯承增补进起义领导人名单？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

要理解这个决定，我们得先回到1927年的历史现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对于如何组织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起义，年轻的周恩来作为主要负责人承受着巨大压力。这场起义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探险，每一步都充满未知与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开始寻找能够协助他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得力助手。经过慎重考虑，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刘伯承身上。这位四川籍的革命家此时已经拥有16年的革命资历，堪称党内少有的军事专家。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曾担任总指挥，成功组织过泸顺起义，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周恩来选择刘伯承，是因为他不仅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更有着过人的战略眼光。在起义筹备的关键时期，刘伯承展现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特质：

第一，他是难得的军事全才。从士兵到总指挥的成长经历，让他既懂战术执行又通战略布局。在泸顺起义中，他创造性地运用游击战术，为后续的革命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这种复合型军事才能，正是起义军最需要的。

第二，他具有极强的政治觉悟。面对国民党的拉拢，刘伯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当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时，他毅然选择站在人民一边，这种坚定的政治立场为起义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三，他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川军名将，刘伯承在西南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军事人脉。这对于起义军在南方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1927年7月，当刘伯承辗转来到武汉时，他的住所立刻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前来拜访的不仅有旧日战友，还有军政要员，甚至包括蒋介石、汪精卫派来的说客。武汉《民国日报》当时就报道称：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这足以说明他在当时军事界的影响力。

当周恩来获悉刘伯承已抵达这座革命中心城市的消息时，立即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一隅会客厅内召集紧急会议。参会者除了刚从四川辗转而来的刘伯承，还有当时已声名显赫的革命家吴玉章、黄慕颜等人。这场秘密会议持续了整整三个时辰，与会者围绕国民革命的最新局势各抒己见，最终达成共识：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打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阴谋。

就在这次关键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一封加急密件送到了刘伯承的寓所。文件内容简洁而明确：中央军委决定立即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委任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要求刘伯承即刻前往南昌协助工作。

面对组织的召唤，这位身经百战的川中名将没有丝毫迟疑，当即开始收拾行装。但此时的他面临着一个棘手难题——其公开身份仍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若贸然离开武汉，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警觉，很可能在半途就被扣押。

刘伯承站在寓所窗前，望着长江上往来的船只陷入沉思。忽然，他注意到案头当日的《民国日报》，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脑海中成型。次日清晨，武汉各大报纸头版同时刊登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启事："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因积劳成疾需静养，即日起由副军长黄慕颜代行军务，已呈请军委核准。"这条看似普通的病假公告，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金蝉脱壳"之计。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午夜，一艘挂着"民生轮船公司"旗帜的客轮悄然驶离汉口码头。刘伯承化名"李先生"，头戴宽檐礼帽，身着长衫，在两名警卫员的掩护下登上甲板。为了避免暴露，他特意选择乘坐普通客舱，与商贩、教师等普通乘客同处一室。轮船在夜色中溯江而上，次日傍晚抵达九江码头时，已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此接应。经过简单化装，刘伯承换乘小船，在月光掩护下进入鄱阳湖，最终于起义爆发前两日抵达南昌。

此时的南昌城已是箭在弦上。周恩来将刘伯承直接带到第二十军军部，这里正是南昌起义的指挥中枢。当刘伯承推开作战室木门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伏案绘制地图——正是时任起义军代总指挥的贺龙。两位将领四目相对的瞬间，都不由得露出会心的笑容。他们的渊源要追溯到1926年的北伐战争，当时贺龙率部在湘西作战，刘伯承正担任东路军参谋长，两人虽未直接共事，但通过战报早已神交已久。

作战室内的气氛紧张而有序。刘伯承展开南昌城防图，指着各个战略要地说道："根据最新情报，敌军朱培德部主力已调往九江，城内守军不足三千，但工事坚固。"贺龙接过话题："我部已控制城西的牛行车站，只要切断电话线，就能阻断敌军增援。"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将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通讯网络逐一剖析。

经过整夜的推演，一份周密的作战计划逐渐成形：起义军分为四个攻击集团，以第二十军第一师为主力从西面发起总攻，叶挺部从东面配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负责南面策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伯承提议在攻击开始前，先派侦察兵剪断所有电线杆，确保敌军无法向外求援。这个细节后来被证明至关重要——当起义的枪声在凌晨两点打响时，守城部队果然因通讯中断陷入混乱。

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两位将领展现出惊人的默契。贺龙擅长把握战场全局，刘伯承则精于战术细节，两人时常为一个火力点的设置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最终总能找到最佳方案。这种合作模式延续了整个南昌起义期间，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计划最终敲定时，窗外的天空已泛起鱼肚白。贺龙拍了拍刘伯承的肩膀，感慨道："当年在北伐战场上听闻'川中名将'大名，今日方知传言不虚。"刘伯承笑着回应："贺将军从护国战争到北伐战争，每战必身先士卒，这才是真正的军人本色。"两人相视而笑，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

周恩来仔细审阅完作战计划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转身询问正在一旁翻阅文件的叶挺："叶挺同志，你对这个方案有什么看法？"叶挺接过计划书时眼神格外专注，逐页阅读得十分仔细，只是看的过程中微微颔首，然后就将文件递还给了刘伯承，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这是刘伯承与叶挺的初次见面，面对这位北伐名将的沉默，他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叶挺同志这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呢？"带着这个疑问，刘伯承找到周恩来询问。周恩来听后爽朗地大笑起来："伯承同志，你可能还不了解叶挺的个性。他这个人向来寡言少语，没提出特别意见，就代表没问题！"这番解释让刘伯承恍然大悟，也跟着开怀大笑起来。

作战计划最终确定后，周恩来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详细部署。1927年8月1日凌晨，原定于天亮后发动的南昌起义提前打响，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南昌城。

鉴于刘伯承在起义中所展现出的军事能力，起义指挥部特别任命他为军事参谋团团长。这个职位在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刘伯承由此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位参谋长。

关于这个任命，周恩来后来在回忆中特别提到：当时我坚持要伯承同志担任参谋长，他起初还谦虚推辞，说我应该找更合适的人选。后来我反复做工作，说这个重任非他莫属，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参谋团绝非普通的参谋机构。作为起义军的核心决策部门，参谋团直接参与制定了所有重大作战方案。

周恩来之所以坚持将刘伯承的名字写入起义领导人名单，正是基于对他军事才能的高度认可。而周恩来的提议能获得到一致同意，也是因为从武汉密谋到九江转进，从兵力部署到攻防节奏，从战术选择到应急预案，刘伯承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所以，刘伯承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是实至名归。

除在名单上添加刘伯承的名字外，周恩来还做了一个关键调整：将贺龙的排名列于朱德之前。在调整之前，周恩来特别询问了朱德的看法。这位后来位居十大元帅之首的军事家，也表达了对组织决定的完全支持。

贺龙排名于朱德之前

要理解这一调整的深意，需从历史背景与现实依据两方面分析。虽然，朱德在革命资历深厚：早年加入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1922年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的职务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而贺龙已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实际指挥的兵力更多，在起义军中的影响力更大。

这个调整还蕴含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贺龙虽在1927年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早在北伐战争期间就已崭露头角。1917年，时年21岁的贺龙与几位同乡青年，手持两把菜刀突袭当地盐局，夺取枪支后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这段传奇经历成为他革命生涯的起点。此后，这支队伍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逐渐发展成数千人的革命武装。到北伐战争时期，贺龙已升任独立第十五师师长，所辖部队以作战勇猛著称。

贺龙作为起义军代总指挥，他不仅负责第二十军的作战指挥，更在关键时刻展现出非凡的决断力。当起义部队按计划向南昌集结时，贺龙发现敌军有调动迹象，立即建议提前发动进攻。将原定的8月1凌晨4点，提前到8月1日凌晨2点，正是这2小时的提前量，让起义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在作战部署会上，贺龙与刘伯承的配合堪称典范。当刘伯承提出"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战术方案时，贺龙立即从部队调动角度提出补充意见：建议先集中火力攻占敌军指挥部，再以炮兵压制城墙火力点，最后用步兵实施多路突袭。这种战术层面的默契配合，使原本需要数小时的攻坚战，仅用4小时就结束战斗。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贺龙在起义中的贡献远不止于战场指挥。作为当时少数掌握成建制部队的将领，他率部参加起义本身就具有重大象征意义。

1927年，贺龙已是一位手握重兵、身居高位的军界新星，其麾下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堪称当时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之一。因此，贺龙也成了各方势力竞相争夺的关键人物。

汪精卫率先派出心腹担任该军参谋长，试图通过人事渗透实现控制；唐生智也派亲信带着"共图大业"的承诺前来游说；蒋介石更开出省主席之位，以显赫权位相诱。面对这些常人难以拒绝的诱惑，贺龙却公开表明心迹：我贺龙不怕刀山火海，就是要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打倒军阀列强，走革命道路！这番掷地有声的宣言，不仅是对反动势力的有力回击，更是对革命理想的庄严承诺。

南昌起义前夕，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博弈已进入白热化阶段。相较于装备精良、势力庞大的国民党军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显得尤为薄弱。正是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贺龙率领第二十军的全员加入，犹如一场及时雨，为起义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当周恩来亲自向这位非党军事将领透露起义计划时，这场对话实际上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博弈。毕竟贺龙此时尚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选择将直接影响起义的成败。面对周恩来的坦诚相告，贺龙的回应简洁而坚定："完全听从共产党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句话不仅是对起义计划的全力支持，更是一个革命者对信仰的终极诠释。

事实上，贺龙在此前的革命实践中早已展现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北伐战争期间，他就多次掩护共产党人开展工作；当看到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时，更是主动保护进步官兵。这种将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的觉悟，使他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做出了正确抉择。

当南昌起义计划进入最后筹备阶段，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表面的平静。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带着反对武装起义的立场从九江赶抵南昌。这位后来犯下严重错误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主张"应争取更多国民党左派支持后再行动"，贺龙直接驳斥道：“我带的兵吃的是百姓粮，穿的是百姓衣，不替百姓拼命替谁拼？"

张国焘却执意要求"起义时间应暂缓"，面对这种动摇军心的言论，贺龙展现出罕见的强硬态度，一拍桌子怒斥："现在就是机会主义！敌人已经磨刀霍霍，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敢阻止起义，我就毙了你！"并命令警卫“即刻将阻挠起义者捆绑！”，最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极力劝阻下，会议才得以继续。

贺龙的决绝态度绝非偶然。早在北伐战争期间，他就目睹国民党右派逐步背离革命初衷。1927年春，当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制造"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时，贺龙第二十军中的共产党员非但没有被清洗，反而得到重点保护。这种特殊待遇，源于贺龙早前做出的明确承诺："我贺龙的部队，永远是劳苦大众的队伍。"

起义前夕的二十军驻地，呈现着独特的革命景象。军部驻地内，100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正在紧张工作：有的绘制南昌城防图，有的编写政治宣传材料，还有的秘密联络工人纠察队。这些红色力量不仅承担着情报收集、政治动员的重任，更在起义打响后成为各部队的中坚骨干。

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贺龙统率的第二十军堪称起义军的"定海神针"。全军下辖三个师、六个团，加上军直特务营、炮兵营等直属部队，总兵力达1.8万余人，占起义总兵力的60%以上。这支部队不仅人数众多，更保持着北伐劲旅的优良传统：士兵训练有素，军官作战经验丰富，轻重武器配备齐全。

朱德在起义中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不同于贺龙的方面军级职务，朱德作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起义军提供了详尽的城防情报；作为久经沙场的将领，他亲自指挥部队攻占关键据点。但就当时的具体职务而言，朱德担任的职务，在军衔和实权上确实略逊于贺龙的军长兼起义代总指挥职务。这种职位差异，直接影响了起义指挥部对领导人排名的考量。

关于元帅排名与起义贡献的关系，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虽然贺龙在1955年授衔时位列十大元帅第五位，但他却获得了"第一号元帅令"。这个特殊待遇，正是对他领导南昌起义这一历史性贡献的肯定。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贺龙同志在关键时刻的抉择，为党保存了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份功绩是永远铭记的。"

贺龙谦逊随和的性格，与他在革命中的坚定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平日里他沉默寡言，但每次军事会议都认真记录；生活中他简朴低调，却将积蓄全部用于补贴部队。正如毛主席1969年对贺龙的评价："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的品格，使他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广泛尊重。

周恩来调整排名的决定，既遵循了"以实绩论英雄"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对历史客观性的尊重。它告诉我们：在革命征程中，每一场战役真正的贡献，不能因为后来的地位高低而改变，而在于关键时刻的担当作为。贺龙在南昌起义中的表现，正是这种担当精神的完美诠释。

当名单初稿呈送中央审议时，朱德看过后主动表示："这个顺序很合理，贺龙同志在起义中的贡献有目共睹。"这种顾全大局的胸襟，与贺龙当年放弃高官厚禄的抉择遥相呼应，共同诠释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1957年，当周恩来总理回顾南昌起义领导人名单时，特别强调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将刘伯承列入名单，二是调整贺龙与朱德的排名顺序。这两处看似细微的改动，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由此，南昌起义最终确定的五人领导——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既体现了起义时的指挥体系，也兼顾了各位将领在革命征程中的整体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