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道中国“三线建设”吗？二汽工程师回忆：厂建山里都能看见

1964年9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着重研究的是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间。

当时，根据张爱萍等人的汇报，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但许多人对试验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既然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那么核试验越快越好，但也有人主张，基于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推迟核试验的时间。

会后周恩来根据会议的结果，拟定了三个方案递交毛主席。

“一、今年爆炸；二、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套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即1970年以后）。”

毛主席的主张是越快越好：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与此几乎同时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且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正在缓缓铺开，根据中央部署，从1964年9月到11月，时任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率领11个组奔赴全国多个省份探察。

1965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批准了罗瑞卿代表国防工办上报的《关于国防工业在二三线地区新建项目布局方案的报告》。

一

如今在网络上，根据“三线建设”词条显示，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徙。

中共中央根据各战略区位置不同划分一二三线，一线是沿海和边疆的省市区；二线是介于一、三线地区的省市区；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

这其中又分为“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是三线建设的主要部分，建立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体，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燃料动力和农业、轻工业在内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小三线是指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战略后方地区建立以迫击炮、火箭筒、无坐力炮、步枪、机枪、冲锋枪及其弹药和地雷、手榴弹等轻武器生产厂为主，包括为武器配套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等在内的地区后方基地。

不过，由于早些年保密的缘故，许多人对“三线建设”基本上不了解。

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曾写了一部书稿《彭德怀在三线》，讲述彭德怀于1965年去成都投入三线建设的历史。但当书稿送到出版社之后，编辑没看内容大笔一挥将书名改成了《彭德怀在38线》，闹出了个大笑话。

1965年9月，彭老总被调往四川，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

也不难看出当时中央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

也因为不够了解的缘故，不少人谈起“三线建设”，都采取半是赞许半是批评的态度。

有人认为三线建设耗费了国家太多的力量，但是后来却并没有用上，认为白白做了无用功，还有人认为，大部分的三线建设工程项目都坐落在相对落后的区域，导致建设起来的企业单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经营发展都出现困难。

包括西方一些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国“三线建设”时，也都不约而同的会提到，当年我国的三线建设过于强调战备，忽视了经济客观发展。

可问题就是，“三线建设”真的是平白做了无用功吗？

二

根据九十年代美国披露的档案显示，美国从六十年代初就制定了对中国突然袭击的方案。

事实上，早在1960年，美国人就通过情报显示，确认了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并根据情报分析出了中国核计化的进程：

“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在1962年提供钚。”

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对中国的核计划十分焦虑，甚至还为此放言：

“只要我活着，你们就不可能造出原子弹。”

有意思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第二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炸响。

尽管这个结果有些搞笑，肯尼迪绝不只是停留在放狠话的程度，早在1961年的时候，美国人曾考虑鼓励和帮助印度拥有核武器，但害怕承担扩散核武器的责任而中止。

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提出了一个针对中国的行动方案，除了军事以及外交手段外，还计划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以及从空中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

考虑到中国同苏联的关系，美国人还特意和苏联探讨了有关计划的可行性。

不过后来因为种种缘故，美国放弃了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的计划。

1964年9月15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等人举行的“总统星期四聚餐会”最后决定，暂时不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有意思的是，也就差一两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要不要按时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尽管美国人暂时放弃了对中国核设施的袭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一劳永逸。

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前夕，美国人曾拟定了一个代号为“昂贵之地”的方案，试图用对中国核打击的手段，恐吓阻止中国进行氢弹试验。

当然，这个计划本身目的并不在于实施，而是在于恐吓。

美国人计划把这个方案提前透露给中国，好让中国了解到核打击的危害，从而吓阻中国继续进行核计划。

不过也很明显，美国人这个想法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就在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5年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在途径北京时，周总理与他进行了四次会晤，期间柯西就提到了美国曾试探着问苏联对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态度。

周总理立刻就警惕起来，他立刻就决定加强同苏联联系，除此以外，就是考虑中国战备的长期规划。

当时，中国面对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东南沿海方向比较大，因此整个的战备工程，主要就是从后方的三线地区开始考察，这其中包括甘肃、陕西、宁夏、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份。

这其中，针对敌人可能袭击核设施的企图，中央重点考虑了在后方建设第二套核原料工厂。

也就是说，从1965年开始，我国“三线建设”的工程就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一部分沿海的企事业单位，大批的迁到了重庆、四川等地。

特别是到了1969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三线建设”进入到了一个高潮时期，期间三线建设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投资，各地区建设全面铺开，初步建成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战略后方基地

那么，这里也牵出一个疑问，美国人到底知不知道中国“三线建设”计划。

三

有个点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三线建设”在当时是相当于是“打明牌”。

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当时大规模的搞三线建设，也是在告诉美苏，针对你们的威胁，我们是有准备的。

事实上，中国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为了应对美苏威胁的。

第一次高潮是1964年到1969年，当时美国得知中国有核计划以后，计划用多种形式对中国事实打击，当时美国还希图拉拢苏联，但当时苏联同中国的关系尚未完全破裂，而且苏联也有意拿中国牵制美国，因而在私底下透露给中国消息，致使美国不得不放弃打击中国。后来，美国人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急于脱身，而即将转圜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第二次高潮是在1969年至1972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虽然在六十年代初便开始走下坡路，但双方关系真正恶化还是要从1969年中苏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开始的，当时苏联也主张对中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但考虑到美国人必然干预其中而作罢。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全世界也应该知道。“三线建设”虽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却是战略上有效的一种手段。

这还不提美国人在六十年代派出的高空侦察机以及侦察卫星所传递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筹备在南方建设第二汽车厂，该工程当时也是“三线建设”的一个项目，当时工程师在二汽的选址问题上，费了无数的心思，最后选定了湖北十堰的一个山区。

即便如此，在美国人眼里，这也不是个秘密，因为当时美国人已经有了侦察卫星。

二汽工程师陈祖涛后来谈起这件事，还忍不住有些感慨：

“我们后来才知道自己当年有多天真，以为建到山里就很隐蔽了，却没想到，美国的卫星，在天上就能看到这一切。”

不过，从1972年以后，中国“三线建设”虽然仍然在继续，但是基本上处于一个冷下来的状态，因为当时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苏联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也积极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

1979年中美建交后，同一时期中央决定对三线建设工程进行调整，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三线建设工程基本上就已经被叫停。

从某种程度而言，“三线建设”作为一个时代印记，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科学的国家建设的新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