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佑民，8，到公安部去工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11.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对付美国飞机轰炸，我们抽 调了一个营的兵力，集中在沈阳公安学校训练成高射机枪营 (当时有50挺高射机枪)。抗美援朝开始后，我志愿军进入 朝鲜，铁路工人也大批入朝。东北军区命令我们这个营随同 铁路运输工人一起入朝，担负对空警戒和保卫运输安全的任 务，并编入志愿军序列。

12. 抗美援朝，使我们的工作遇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铁 路运输的安全保卫问题，沿线秩序问题，都有许多事要办。那 时军事运输量大增，而且都积压在边境线一带；前线的伤病员 大量运回；来往后勤零星人员很多，秩序不好维持。我们的民 警多有挨打、受气者。

另外还要防止敌特可能向我东北渗入。 铁路公安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很不适应。我们于1950年下半 年，恢复了铁路民警总队部，下边编了四个团，主要是看守桥 梁、山洞和仓库以及其他的警卫事宜。各派出所没有编入部 队。加上总队的直属单位约万人。铁路局党委抽调了我们的 治安处长张愉忱任安东铁路分局局长，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

13. 锦州铁路公安处长刘振飚调中央公安部，,赵芸非调 去锦州代处长。

14. 我志愿军入朝作战打了第一个战役后，那里铁路运输 急待恢复。东北铁路的工程队(约六千人),开进朝鲜。

把铁 路运输工人调去朝鲜一大批，担负新义州——平壤，临江—— 平壤等铁路线的运输任务。组织了两个分局和一个管理局，干 部和工人是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进去的，美机日夜轰炸交通 线，吃饭居住都有很大困难。

我去沈阳开铁路党委会时，党委 决定派人去慰问和了解情况，以便支援。当时决定要我和陈坦 各走一路，代表党委去前线慰问，并了解情况。

我当天夜间出 发(我记得是十一月),带了警卫员从沈阳经临江进入朝鲜，到 球场找到我们的铁路局，后到界川，找到工程队、铁道兵团等单 位，完成任务后即返回，来往共二十多天，基本上是步行。

当时 也无需办出国手续，我部队来往不断。铁路局等单位都住在山 洞里或涵洞里，所有车站都被炸平了。白天不能行动。吃的最好饭食是一碗大豆，放点盐，确实艰苦。

1950年11月去朝鲜的火车上

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1951年的几件事：

1. 东北铁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当时兼任军事法庭庭长，在哈尔滨集中判了两批，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开地、 大张旗鼓地镇压，杀了一批。其他各地也是集中办的，哈尔 滨的规模大一些。

2. 中央公安部召开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前夕，公安部副 部长杨奇清带领杨平等人，奉命到满洲里。要我随同一起前 去，我带了哈尔滨铁路公安处长季中权同行。到满洲里后， 我给杨反映了当时满洲里货物交接所的政治情况和翻译情况。 工作完毕后，中央派了专机(军用机)到海拉尔接杨。我们 乘车到海拉尔乘飞机，杨带我到北京参加会议。在北京西郊 机场，罗瑞卿亲自到机场迎接杨奇清。

3. 中长路成立，每年对于铁路的盈利，中苏各一半。苏方把钱变成外汇寄回苏联。在中长路看守桥梁、山洞及仓库警卫的人员经费，由我国一方负担，不合理。

在理事会上， 我方提出中苏各出一半。经几次讨论，始决定：余光生着我同苏方理事会主席叶洛果夫算了一次人数，按需要，哪个地方看守，哪个地方不看，由他们定；算多少人，经费多少， 按制度办事。此后年终结账时，中苏各出一半，苏方出的一 半，直交给东北铁路特派员办事处财务部。到底有多少钱， 我向来未问过。

4. 我们的经费在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借支几个月后，财政部不愿意再给了，又转到东北铁路来。余光生对此很有意见，但也无法。

5. 如何保证铁路运输的安全?

经余光生了解，中长路苏方理事会主席叶洛果夫，在德苏战争时期，苏联红军反攻， 对收复的铁路的运输安全工作，叶参加过，有这方面的经验。

叶愿意以个人的身份向我们介绍这些经验。他提出一个职务 名单，共二十一种(行车人员),说把这几种人审查清楚了， 即可保证行车安全。

此事我同叶谈过，记不清楚是余光生说 的，还是同叶谈判后由翻译处(中长路)翻成中文的。参加 的翻译是凌祖裕(此人在铁道部)。我将此事报告了铁道部 公安局，公安局在全国推行，我们也推行了人事审查。现在 看来，在当时作为临时措施，还是起了好的作用。

6. 按照中央规定的工资标准(中苏双方的领导人员同等 工资),中长路一次补发给我自成立后的工资数千万元(东北币)。我收到此款后，即写了报告，全部交给特派员办事处财务部，作为国家收入。此后每月送来，都照此办理。

7. 东北铁路党委决定，要派人到朝鲜去，指示我们抽调人员。我即派经历过战争的两名科长去，结果他们都不愿意 去。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引起我的深思。

我带了头，自 己先去过朝鲜，而且那个时候比现在还困难，为什么现在没 人愿意去?这就是和平环境下干部思想的变化，不想到艰苦的地方去。

我联想到自从我到东铁公安局这一时期，碰到的 许多事，干部中思想混乱，争名誉，争待遇，要东西等，真是可怕。

因此，决定在东铁公安局开展一次整风学习，发动 群众贴大字报，把当时科长以上的干部十八人集中起来面对 面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领导的缺点错误，搞得十分热闹。

大约有十多天后，东北的“三反”运动开始了，各单位都在“打大老虎”。

我们的公安总队首先开展运动(公安总队领导 机关刚仓促地搬到沈阳),来势很猛。 一部分干部写了一封控 告信给东北局，控告我包庇当时的所有处长(都点了名), 说这些处长都是“大老虎”。控告信还说，我为什么包庇? 因为我也是“大老虎”,但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东北局就批 给东北公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光，要他亲自到公安总队坐镇 “打虎”。很显然，我在哈尔滨的工作打算完全不行了，只好 停止，进行“三反”。

我问铁路党委(他们已从哈尔滨搬回 沈阳),我们是否搬回沈阳?他们同意。

于是我把机关搬回沈 阳，并在全路公安机关开展“三反”运动，要他们揭发铁路 公安局和领导干部的问题。东北公安部派了政治部的副主任 高×明带着会计，检查我们的账目。他们在东铁公安局住了 近两个月，所有账目都检查过了，没有查出我的问题。

因我 在东铁公安局向来未管过开支方面的事，连一个条子也没有 批过。这方面的工作开始是王光文管，以后是陈波管。此事 引起了一些处长的兴趣，他们即把矛头指向供给处长，把供 给处长当“老虎”来打。

这个“三反”运动，在机关持续了 三个月后，又帮助铁路其他单位“打虎”。当时铁路公安机 关大大小小“老虎”打了不少，但是在定案时全落空了。

因 为经济上有问题，要拿出证据来，要算账，只凭一定的压力 (当时各地的“打虎”办法，是开一个大会，在会场上各单 位自己围攻自己的嫌疑对象),逼出来的口供材料是不可靠 的。

“三反”运动中所形成的材料，许多是属于公私不分， 多吃多占的；或者是制度不明确，开支不当的浪费行为；有 些则根本不是事实，纯属虚构。最后查实的真“老虎”没有几个人，都分别作了处理。但这是一个教育人的很好的运动， 我自己受了一场极为深刻的教育。

东北公安部查账目的同志 (高主任)最后告诉我，你们的账，我全部看过了，在开支 方面，除过集体用的外，属于你们领导人的，没有什么问题， 比起我们东北公安部来还要清楚。

8.1951年下半年，全国铁路公安部队司令部成立，住在 天津。我着陈波去天津报到，要求由他们领导，归他们建制 (当时他们已在关内编了三个师)。这个愿望就算实现了。过 了不久，东北铁路公安部队编为二十二师，陈为师长，我仍兼政委。这个部队就算正式有了上级， 一切供应装备、政治 训练各方面都有了领导。

9. 我们根据在东北两年来的铁路看守工作的经验，提出 了桥梁长200米以上、山洞长500米以上的才派部队看守， 并在这些建筑物旁修了半永久性的营房带碉堡。这对于部队 的居住条件改善不少。

10. 我为了研究铁路公安机关的编制问题，以及基层派 出所的组织和分工、任务等问题，在已有两年多的经验的基 础上，到昂昂溪、白城子、郑家屯、阜新，还有其他许多派 出所，做了专门的调查。

我认为，铁路公安派出所，除少数 的几个大站外， 一般的宜小不宜大，最少五个人就够了，多 者十来人。为便于民警同工人和沿线居民群众相结合，提出 了分区负责的制度，即固定人对一个单位或地段负责，集中住宿，工作分散。

一个派出所可以管好几个车站，基本上依 靠职工和沿线居民群众，才能做好。因此，铁路民警应学会 做群众工作。对于旅客列车上的乘警问题，也提出来要依靠 旅客自己管理秩序，以车厢为单位，组织临时治安员。这些 办法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当然，也发生过些小问题，但 不是主要的。采取这个办法，大大地精简了人员。在我离开 东北的时候，占全国一半的东北铁路运输线，只有八千左右 民警，而当时关内则约两万人(不包括部队)。

11.1951年冬，根据铁道部的指示，铁路公安人员和铁 道部的人员一样，改为工资制度。我坚持了两年多不改工资 制，实在顶不住了。我的工资标准，是由东铁党委据当时他 们自己的情况并按他们付给特派员的工资定的，同东北人民 政府的工资表(东北铁路工资的主要依据)加以对照，我属 东北人民政府的副部长级，同当时中央的规定对照，也就是八级。

东北铁路公安局撤销

1952年的几件事：

1. 中长路东北特派员办事处撤销(中苏关于中长路的协 议已期满),成立东北铁路办事处(职权缩小)。此时传说东 北铁路公安局准备过渡一下就撤销。铁道部公安局已直接同 东北各铁路公安处联系布置工作。为圆满结束东北铁路公安 局的工作，我召集了一次总结工作的会议对于过去四年来的 工作加以总结，首先是进行保卫工作的总结。

2. 我去铁道部公安局请示撤销东北铁路公安局的问题。 铁道部公安局局长李握如、副局长冯纪接见了我。他们说铁 道部还未最后决定，你们可以做些准备，有些干部就地处理。 还说，我们打算办一个公安学校，把我们这里的学校和你们 那里的学校合起来，搞全国铁路公安干部的训练事宜，校址 就选在东北，也就是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那里还可以扩建一 些房子。

我向他们提出，是否现在我们就可以不工作了，由 铁道部公安局直接同东北各公安处联系。他们说，我们可以 联系，但你们还要做工作，待正式命令下达后再定。

我回去 不久，撤销东北铁路公安局和铁路办事处的命令就下达了， 并调我为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

3. 我回到沈阳后不久，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来东北，主 持结束东北铁路办事处工作，并主持了东北铁路党委会，总 结和检查东北铁路党委的工作，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 开了二十天，大家提了不少意见。我在会议上发了言，我有 一个深刻的认识，在企业的领导下搞公安工作，实在危险， 因为别人是搞钱的、搞利润的，一切围绕着这个方向转，搞 公安工作要靠他们领导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始终强调铁路 公安工作要依靠当地公安机关领导的原因，就在这里。在会 议期间，我曾向武竞天副部长提议，我是否可以做点别的工 作，并说我过去给滕部长提过，滕也答应过。

他说不行了， 我来的时候已决定调你到公安部去了，在公安部成立交通保 卫局，李握如为局长，你为副局长。不久我即看到中央的 批 示 。

告别东北，奉调进京

4. 到公安部去工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我思想上是同意的。按我的本意，不想做公安工作，这和我当时的处境 有关(我没有地方可提出来),我自以为我是挨了批评被一 脚踢走了的人。

这时，我不能不对我在东北这几年的工作情 况加以回忆和思索。我认为，自1946年到东北后，我工作是 努力的，虽然在东北经历过两次混乱的状态，但我没有任何 为个人打算，乘机搞些不正当的事，相反地我同一些不良行 为进行了斗争。

1947年牡丹江省委结束的时候，我还没有大衣穿，说来别人可能不会相信，东北这么冷。省委组织部长李亚光见我挨冻，才把省委机关内存的下边交上来的大衣给 了我一件。

在困难面前，我没有低过头。虽然我向上级反映了不少，希望解决，但也不是为了自己。当不可能解决时， 我总是自己首先承担责任，尽我的力量去办。然而从东北走 的时候，落得如此光景，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当时，我从自己身上追究原因，除已写在检讨上的以外，在鉴定的时候又 认真地作检查，我自己有决心改正，我并不气馁。我当时还 认为，在几个问题上是有教训的。

首先，入城以后，形势的 变化，新的条件产生，需要有一个十分讲政治的领导。只靠 自己苦干，也是不行的。我自己政治水平不高，学习也不好， 希望有一个政治上强的领导。我相信，我在一个强的领导下， 定能把工作做好的。而东北铁路党委和东北公安部的领导， 我认为对铁路公安工作关注的是很不够的，了解情况少，因而难以实事求是地对下级负责。

我对入城后上下级关 系发生的变化认识不足。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我仍和过去一 样，在上级面前有什么就讲什么,毫无顾虑，我长期的习惯 就是这样，我十分厌恶在领导人面前说那些奉承肉麻的话。 这样，使人看起来我是不大听话的人。可是奉承的风气在有 的人那里却特别盛行。

还有一条教训，就是做工作要根据领 导意图办事，决不能违背，即使是办不通，或者领导意图同 实际情况有矛盾，也不能违背，否则就要受到各式各样的责 难(所谓穿小鞋),我是深有感触。

再一个教训，就是做工 作要专一，就是专业化，我在东北就是不大懂公安业务的一 个人。我当时认为，到公安部工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 公安部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单位，罗瑞卿是讲政治的， 领导很强，我去了之后又是副局长，跟着走就行了，用不着 再操心。

第二，今后的工作单一化了，就是搞公安业务，在 中央公安部一定能学到本领，再也不过问这个那个复杂的事 情了。

第三，到公安部后一定要小心谨慎，听领导的话，永 不多说话，改正我的毛病，免得再落个骄傲自满。这就是我 当时的思想状态。

我们于1952年底即搬家到了公安部，这就是我在东北七 年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