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魏天骐 代志新：解读“大而美” ——美国“大而美”法案中的税收政策走向及其影响

魏天骐

中国人民大学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

代志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7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备受瞩目的“一个大而美法案”（以下简称“大而美”法案）。该法案选择在美国独立日这一时间节点发布，彰显了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该法案的诞生过程诠释了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复杂性：民主党与共和党围绕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支出以及联邦财政平衡等核心议题展开了长达数月的程序性拉锯战。这不仅体现在程序性投票的反复较量上，更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对财政政策方向的根本性分歧。从全球视角审视，该法案的实施将通过美国税收政策的系统性变革，对全球供应链布局、国际贸易格局等产生深远影响。

解构“大”与“美”的税收

政策的延续与创新

“大而美”法案作为特朗普税收政策理念的集大成之作，其核心架构建立在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的基础之上，但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化和拓展。

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案》主要通过降低税率、提高标准扣除额、改革企业税制等措施，实现美国税制的重大转型。当时的税制改革包括下调个人所得税7个税档中的5个，平均每档下调1.94%；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大幅降至21%；延续对独资、合伙企业等“穿透实体”类企业征收个税，增加对其非工资薪金部分的收入20%的税前扣除政策等。这些措施原计划于2025年底到期，“大而美”法案将这些即将到期的减税措施永久化。

而且，此次“大而美”法案在多个维度进行了实质性扩展。法案中的“大”体现在其覆盖范围的全面性和影响规模的巨大性，涉及个人所得税、企业税、遗产税等多个税种的系统性调整；而“美”则体现在其对美国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战略考量和对中产阶级减税的政策倾斜方面。

在个人所得税领域，“大而美”法案将标准扣除额从改革前单身家庭的15000 美元和已婚家庭的30000 美元分别提升至15750美元和31500美元，儿童税收抵免从每个儿童2000美元提升至2200美元，其中，可退还部分达1700美元，并通过建立与通胀挂钩的调整机制，在确保减税效果不被通胀侵蚀的同时，直接回应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养育成本压力大的问题。此外，该法案对州和地方税收的个人扣除限额上限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其从10000美元临时提升至40000美元，并设定了每年1%的增长率直至2029年，之后恢复至10000美元，这一变化将主要惠及高税收州的中高收入家庭，体现了联邦政府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某种让步。此次改革还包括对遗产税免征额的大幅提升、为所有新生的美国儿童设立延税投资的“特朗普”账户等。

在企业税收方面，“大而美”法案永久化了《减税和就业法案》中建立的“穿透实体”类企业20%税前扣除政策，涵盖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多元化经营主体，这对美国庞大的小企业群体和个体经营者意义重大。同时，该法案还恢复了对研发支出的全额即时扣除政策，并对国内制造业投资设备实施更加优惠的折旧政策，旨在提升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制造业回流。

此外，“大而美”法案还引入了多项创新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小费收入免税、加班费免税、老年人临时税收抵扣、汽车贷款利息扣除等，这些措施直接回应了特朗普竞选期间的政策承诺，体现了其对特定群体的政策倾斜。同时，在提供广泛减税的同时，法案也通过削减清洁能源税收抵免、终止电动汽车购买补贴等措施，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对传统能源产业的政策支持和对绿色能源政策的调整。

“大”赤字与“美”期许下

的税改影响与风险

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大而美”法案预计将在未来十年累计减少4.5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收入，并增加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约3.4万亿美元。虽然该法案的支持者认为，减税措施将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产生税收增长效应，该效应可部分抵消减税所带来的收入损失，但是，他们同样认为，这一规模空前的减税措施必将对美国财政平衡带来重大冲击，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从当前的约124%上升至更高水平，并对美国长期财政可持续性构成挑战。从长期来看，当前的减税收益主要由现有纳税人享受，而因此产生的额外债务负担将主要由后人承担，这势必会加剧美国社会的代际公平困境。

在经济增长方面，法案通过降低个人和企业税负，释放市场活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从企业投资激励效应来看，研发支出的全额即时扣除和制造业投资的优惠折旧政策将显著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设备更新，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穿透实体”类企业20%税前收入扣除的永久化为小企业提供了稳定的政策预期，有助于其进行长期投资规划。然而，美国目前出现了严重的制造业空洞化现象，仅凭税收优惠政策能否解决产业链外迁和基础设施老化等结构性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从消费刺激效应来看，个税标准扣除额的提升将直接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有助于提振家庭消费。但此次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呈现明显的累退性特征，高收入群体从减税中获得的绝对收益远超低收入群体。比如，州和地方税扣除上限的提升主要惠及高税收州的高收入家庭，遗产税免征额的大幅提升也仅对净资产超过千万美元的家庭有意义。这种“劫贫济富”的分配效应可能会加剧美国本已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在就业市场和人口结构方面，企业税负的降低和投资激励政策力度加大，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小费收入免税和加班费免税等措施将直接提高服务业和制造业工人的实际收入，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但此次减税政策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倾斜明显，新创造的岗位或将更多集中于沿海和大都市区，政策红利难以普惠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此外，儿童税收抵免的大幅提升和“特朗普账户”的设立体现了政府对生育政策的积极引导，这一政策导向在美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具有战略性意义。然而，这些措施能否有效逆转美国生育率下降趋势，还取决于住房成本、教育支出、职业发展机会等其他关键因素。

从“大而美”改革看美国发展轨迹与全球挑战

展望未来，“大而美”法案的实施将对美国经济发展轨迹和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在美国国内层面，该法案的实施或将重塑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税收政策的系统性调整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政策导向，与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政策的演进趋势高度一致。减税措施的实施预期在短期内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但其长期效应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减税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生产效率提升和创新能力增强。如果减税主要转化为消费增长而非投资增长，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相对有限。同时，财政赤字的扩大可能会挤压政府的政策实施空间，特别是在面临经济衰退或其他重大冲击时，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的能力会受到限制。

在全球经济层面，美国税收政策的重大调整将通过多重渠道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首先，企业税收优惠的增强将提升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国流动，这种“税收竞争”效应可能迫使其他国家调整自身的税收政策以维持自身竞争力，最终形成国际“政策竞赛”。其次，制造业回流激励措施的实施会引导部分制造业活动回流美国，重塑全球供应链布局。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贷款利息扣除仅适用于美国组装的车辆，这将激励汽车制造商将更多生产线迁至美国，并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最后，清洁能源税收抵免政策的取消，将改变全球新能源产业的竞争格局。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市场之一，其政策转向将影响全球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市场应用发展速度。这将导致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倒退，并为传统化石能源产业转型留出缓冲余地。

在全球化发展层面，美国税收政策的单边调整会对国际税收合作机制产生冲击，特别是对以全球化发展为主导的国际税收协调机制的偏离，将削弱多边税收合作基础。比如，在数字经济税收、最低税率标准等关键议题上，美国的立场变化可能会导致现行国际共识瓦解，增加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和合规成本，并引发更多的税收争端和贸易摩擦。此外，该法案体现了美国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理念的延续，这一政策导向会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一定的逆向作用。然而，全球化作为一种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客观经济现象，其基本逻辑并不会因为单一国家政策的调整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更可能的结果是全球化模式的调整和重构，而非全球化的终结。

文章来源：《中国财经报》

微信编辑：张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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