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高某铭抢劫案

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4年11月24日晚，高某铭在长春某麻将馆与被害人李某珍（68岁）打麻将后，假意护送其回家。行至李某珍家单元门前时，高某铭用铺路方砖击打其头部致其死亡，劫取现金200元及金项链一条。次日，高某铭将项链销赃，获款2093元。四日后，高某铭被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定：高某铭归案后始终稳定供述犯罪细节，依其指认提取到隐蔽性极强的关键物证（如销赃首饰店登记簿、断裂的项链挂钩、现场遗留烟蒂等），并与证人证言、现场勘验、尸体鉴定等证据相互印证。同时，侦查全程录音录像排除了刑讯逼供可能，高某铭作案后更换住处、丢弃手机卡及衣物等反常行为进一步排除了合理怀疑。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高某铭死刑，经最高法核准执行。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 2023-04-1-220-001《高某铭抢劫案》）

裁判要旨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

二、法理分析：隐蔽性物证如何成为定罪“密钥”

本案的标杆意义在于，司法机关通过“隐蔽性物证+供述合法性+证据闭环”三重验证，破解了“零目击者”死刑案件的证明难题。

1. 隐蔽性物证：供述真实性的“试金石”

高某铭供述的销赃细节（如项链挂钩断裂、重量9.9克、登记身份证信息）均非外界可轻易知悉。这些细节与首饰店登记簿、现场断裂吊坠等物证精准吻合，形成“供述→指认→物证”的强逻辑链条。隐蔽性物证的特殊价值在于：若被告人未亲身经历犯罪，几乎不可能编造出与客观物证完全一致的细节。 此案中，断裂的挂钩这一微小特征，成为锁定赃物来源的核心枢纽，这正是隐蔽性物证的典型作用。

2. 排除合理怀疑：构建“唯一性”结论

法院并未止步于物证印证，更通过时空逻辑与反常行为彻底排除其他可能性：

麻将馆监控缺失，但烟头DNA、证人证言共同锁定高某铭是末位离开且与被害人同行者。从离馆到案发仅30分钟，其行动轨迹与案发时间、地点严丝合缝。高某铭声称住宽平大桥，实际却走向反方向的案发地；次日立即更换住处、丢弃手机卡及衣物。这些举动违背常理，却与掩盖罪行的心理高度契合。合议庭特别论证“捡拾项链”的可能性——熟人遇害后盗财的概率极低，且无法解释其主动护送被害人的矛盾行为。这种层层递进的排除法，使“高某铭系唯一作案人”的结论无可撼动。

3.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程序合法是生命线

本案对供述合法性的审查堪称教科书级：

从首次讯问到死刑复核，高某铭供述稳定且自然（如直接描述“用砖打后脑两下”）；指认作案地点、捡砖位置均有同步录音录像，且现场方砖分布状态与其指认一致；侦查机关主动调取麻将馆烟蒂、首饰店登记簿等客观证据补强供述。

程序正义确保了供述的真实性，而隐蔽性物证则反向验证了程序的正当性，二者形成闭环，完全满足死刑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三、司法启示：隐蔽性物证应用的实践要点

该案裁判要旨虽明确“隐蔽性物证可定罪”，但实践中需警惕三个误区：

1. 防止“指认诱导”污染证据

指认隐蔽物证前，必须确保被告人自发供述细节。例如本案中，高某铭先描述“项链断裂、无吊坠”，警方再据此勘验现场发现吊坠。若顺序颠倒（如先向被告人展示吊坠再取证），证据效力将大打折扣。

2. 破除“口供依赖”思维

隐蔽性物证的价值在于补强供述，而非替代独立证据。本案中，即便抛开高某铭供述，仍存在“烟头DNA证明其在现场+销赃记录证明其持有赃物+尸体伤痕与方砖吻合”的间接证据链。隐蔽性物证是链条的“铆钉”，而非链条本身。

3. 用“常理检验”排除合理怀疑

对隐蔽性物证的解读需结合生活逻辑。例如，高某铭供述“拽断项链挂钩”与现场吊坠断裂痕迹吻合，此细节与抢劫暴力行为高度关联；若其辩称“捡到项链时挂钩已断”，则需解释为何未报警、为何精准知晓被害人活动轨迹等矛盾点。隐蔽性物证的真实性，往往藏于生活逻辑的缝隙之中。

高某铭案揭示了刑事证明的精髓：隐蔽性物证是破局的钥匙，但唯有嵌入“合法程序+证据印证+常理检验”三位一体的锁芯，才能开启正义之门。 在死刑案件中，这一标准不仅关乎个案公正，更是对生命权最彻底的敬畏。
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包头市优秀专业律师团队，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擅长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的辩护与代理，成功办理一系列重大有影响力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及刑民交叉案件。团队秉持专业、精英、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