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也会作弊？古人如何防止冒名顶替？科举作弊后果很严重！

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不仅是普通百姓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也是他们一生的头等大事，想要一举成名，进得了朝廷，成为父母的荣耀，绝非易事。

许多人没有“特殊关系”的照顾，也有人不愿意忍受寒窗苦读的磨练，便打起了小心思——科举作弊。

当时的考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如果没有权贵的关系，拿不到“请托”名单上的位置，那就只能拼命读书，靠自己的实力来争取一线生机。

但考场上，真正的胜者，常常不是那些拼命读书的人，而是那些懂得如何“钻空子”的人。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信息封闭，但这些“古人”们为了能博得一场好成绩，竟然发明了种种匪夷所思的作弊手段。

“夹带小抄”，在古代科举中，是最为普遍的作弊手段之一，那时的书生们并不是简单地用纸条或小抄，而是将知识抄写在薄如蝉翼的布料上，藏入袖管中、鞋垫下、袜子里甚至发髻里，静待机会的到来。

仔细想想，为什么考场的警戒如此严密，却仍然屡禁不止？因为作弊的成本太低了，而惩罚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远没有他们想要的荣耀那么重要。

除了夹带小抄，“枪手代考”这一作弊手段也屡见不鲜，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很陌生，其实它非常简单，有些考生找了替身，来替自己参加考试。

替考的“枪手”不需要掌握复杂的科举知识，只要长得和原考生相似，甚至只要掌握一点基本的写作技巧，便可以替考成功，考生本人只需要支付一笔费用，便能高枕无忧地等待消息。

早在唐朝，就有一些优秀的“枪手”，甚至能在一场考试中代替多人参加考试，他们的替考水平可以说是超乎想象。

夹带小抄与枪手代考，多是底层考生或小有资产者的 “小聪明”，但在古代科举的舞弊生态中，更具破坏力的，是那些手握资源的 “关系户”。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尚不完善，裙带风、关系网盛行，权势者肆意干预科举，《唐语林・企羡》记载，裴坦主持科举，录取的 30 人里，众多门阀士族子弟均上榜仅有陈河一人孤贫却有真才实学，排在榜末。

唐后期，士子们也专在关系上做文章，“取士不问行艺，但勤于请竭”，整天徘徊于达官显贵门下，祈求得到赏识提拔。

到了宋代，虽然在科举制度上多有革新，防范作弊，但权贵干预仍时有发生，秦桧在南宋掌权期间，多次插手科举录取结果他指使主考官将自己的儿子秦熺定为第二名。

除了这种在幕后操纵、影响录取结果的勾结，权贵直接 “偷天换日” 顶替贫苦子弟成绩的恶劣行径也屡见不鲜。

天宝二年，唐朝科举考试，御史中丞张倚花钱买通主考官吏部侍郎，让二人直接将他的儿子张奭定为甲科第一，但张奭的不学无术早已声名远扬，最终被平卢节度使安禄山揭发。

唐玄宗亲自复试张奭，结果他交了白卷，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张奭也因此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 “白卷状元”。

清乾隆年间，湖南有个叫彭莪的考生，才华横溢，在乡试的考场上发挥出色，文章写得极为精彩，他的老师罗典对其文章赞赏有加，甚至还曾让彭莪默写答卷内容进行点评。

不久后，罗典应考官之邀前去讲评本届乡试考卷，却惊异地发现，解元的卷子内容与彭莪默写的一模一样，连字迹都是彭莪的，可解元的名字却是一个叫 “傅进贤” 的陌生人。

经调查，原来傅进贤是个富有的纨绔子弟，为了中举，他贿赂了布政使署的吏役，吏役将他的考卷和彭莪的卷子切割下来，交换弥封，上演了一出 “狸猫换太子” 的戏码，把彭莪的成绩据为己有 。

这些猖獗的“作弊黑幕”，让很多平民子弟感到深深的无奈与愤怒，他们抱着满腔的热血，投身到科举的竞争中，却发现，最终决定他们命运的，往往不是他们的知识，而是他们能否获得一个有力的关系网。

面对这些泛滥的作弊乱象，历代王朝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为了维护科举的严肃性与公信力，自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而且这些措施相当严格。

唐代时，作弊者往往会被判处体罚，轻则几十鞭，重则上百鞭，即使是考官参与了作弊，也同样面临着严厉的处罚，有时甚至会丢掉性命。

到了明代，科举的作弊行为，一度成为了国家治乱的重大问题，作弊的后果更加严重，甚至有考生因作弊而被判处死刑。

某些主考官也因为泄露试题，最终落得一个锒铛入狱的下场。

清朝时期，作弊行为的后果同样也不轻，作弊者不仅会被撤销资格，还会被追究终身禁考，甚至株连家族，被剥夺世代功名。

古代的科举考试，作为封建社会最为严苛的选拔制度之一，虽然在公平的旗帜下运作，但其中仍然存在着种种不公与丑陋。

这些作弊行为背后的后果，也不容小觑，无论是身体上的惩罚，还是社会地位的丧失，作弊的代价，远比胜利更为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