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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或者说东亚社会，都有个出人头地的执念。

中国就不必多说了，看看我们身边，就很容易能够发现大把案例。

韩国社会学家吴赞镐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成书《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年轻人大吼：“不把别人踩在脚下，就不算成功”。

努力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走向极端的思考方式。

因为太过于追求出人头地，我们自然而然地认定：一件事必须能让我出人头地我才做，如果不能的话我就不做。

这就导致了很严重的割裂：人们都在做着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别人告诉自己，书上教自己）这件事能让自己出人头地。

没有内生的动力，没有“我不在乎结果，我只是感受到内心对我的召唤”的动力。

这并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不鼓励个性，不鼓励自由探索的社会中。孩子真心热爱的东西，十有八九被家长和老师判无用的死刑。

长大了仍然如此，就像二手玫瑰唱的：“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

我们终究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而眼下的许多困境，却也能在这个视角里找到源头。

姜文的《你行！你上！》也延续了这个理念。

必须要上，必须要拿第一，必须要看看“天花板上头是啥”。

我知道姜文是在鼓励年轻人不要消沉，不要躺平。

可郎朗就一个，第一就一个，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失败者吗？没赢，没成为第一，我们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答案。

不少影评人说姜文讲的是现代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角度。

现代中国是“落后就要挨打”，这已经刻在了所有中国人的脑海里，所以不管李泽厚们怎么想要告别革命，救亡也必须压倒启蒙。

在生死存亡面前，确实别无选择。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但是我们个人面临的情况跟现代中国并不完全一样。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姜文没有回答一个问题：郎朗是喜欢钢琴，还是喜欢第一，或者，他两个都有点喜欢？

也许在姜文这代60后人心中，这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彼时，世界刚刚从战争的大废墟中走出不久，我们进入了新一轮的长波周期。不论一国的分配制度如何，至少经济总量是在不断做大。

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接力般地出现过连续多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

中间出现过或短暂、或局部的危机，但长波周期本身没有被动摇。

从现在回望，中国大概是仅次于美国的赢家。

这是姜文们的认知底色。面对已有些丧气的年轻人，他们会本能地问：既然这个世界如此美好，你们也很行，你们为什么不上？

小前提没错，大前提却值得商榷。

世界的增长动力，即便没有消失，也已逼近长波周期的极限。

当下，全球的负债率基本上都到达了二战之后的最高点。前十大经济体中，只有印度和德国的负债率没有创下或接近新高。

IMF今年五月的报告指出，占全球GDP80%的国家，当前债务总量和增速均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此事归因于疫情的冲击。

同时，帮助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就是这轮长波的产物。

增长放缓了怎么办？放水。需求不振了怎么办？放水。

每个人都期待着凯恩斯的大手将自己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但代价同样是巨大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损不足以奉有余。

与姜文一样，我不认为躺平是答案。但这代年轻人并没有变质，中国人没有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好吃懒做。

只是我们习惯、并认定理所应当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之前我们熟悉的逻辑非常简单：我交付绩效，而外界给我回报。一如做题一样简单。

大碗喝酒，大秤分金。所以我们之前从不怀疑这个逻辑。

姜文们的思想已经无法改变。然而年轻人的思想还尚未成型，当他们走上社会时，发现这一套逻辑悄然发生了变化。就像李迅雷前些天提到的：

实体经济中企业毛利率的不断走低也是资产荒的一种表现，即企业之间相互压价竞销，制造内卷。

用达利欧的话来说，这叫债务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收入的增长。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叫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的利润率的下降。

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以前的思维方式，根据回报率去寻找方向，就会发现，所有的行业都不高。

这是机制性、周期性的问题，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于是，我们举目四望，没有预期中的红利，甚至不得不和AI竞争。

那么，必须要赢，要出人头地的我们，如何能不迷茫？

这也绝对不是有人打了“你行，你上”的鸡血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为了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实践比思考重要。当然需要是刻意练习，而不是无脑堆积实践的时间。

正如王阳明所说“未有学而不行者也”。

是时候出发，寻找新的周期里，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新办法了。

（全文完，感谢你的耐心阅读）

关于我： 17岁之前是小镇做题家，在著名的中国人民币大学学了跟人民币最相关的专业，在国企和互联网做了跟专业距离最远的工作。爱读书、爱电影、爱音乐、爱写作，致力于用多学科的角度解析现实，寻求当下复杂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