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繁荣为何在古代一枝独秀？

说起宋朝的繁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简直就是宋朝商业的全景“纪录片” ！汴京城的虹桥下，大船一艘接一艘通过，上面装满了粮食、丝绸、瓷器；街道两旁，酒楼、茶馆、当铺、药铺密密麻麻，还有各种耍杂技、卖小吃的小摊。有人统计过，画里出现的人物超过1600个、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热闹程度堪称一千年前的“超级都市”现场。根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人口都超过了100万，而同时期欧洲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人口也才10万左右，宋朝都市的规模和繁华程度，直接“碾压”当时的欧洲。

除了城市热闹，宋朝的商业活动也特别丰富。夜市在宋朝非常流行，唐朝晚上还实行宵禁，一到天黑大家就得回家。但宋朝不一样，东京城里的夜市灯火通明，直到凌晨还人声鼎沸。大相国寺每个月开放五次庙会，各地商人带着奇珍异宝、特色商品来交易，就像现在的大型展销会。而且宋朝的商业还催生了很多新职业，比如专门给人跑腿办事的“闲汉”“闲人”，帮人写文书打官司的“书铺”。从经济总量上看，宋朝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汉唐盛世。有现代西方学者估算，宋朝的人均收入至少比汉唐时期增长了30%以上。这在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城市的发展是宋朝繁荣的重要标志。百万人口的东京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城市中街道纵横交错，店铺鳞次栉比。据记载，汴梁城内有正店，即大型酒店七十二家；脚店，即小型酒店不计其数。这些酒店不仅提供美食佳酿，还有歌舞表演，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此外，城市中还有各种专业市场，如相国寺的交易市场，商品琳琅满目，从金银珠宝到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来这里交易的，除了商人，还有离退休官员，他们将任上各地土特产拿来交易；甚至有“不法分子”，他们多是前来变现赃物；还有寺庵里的尼姑也来这里交易，兜售自己的绣品。

商业贸易的繁荣还体现在对外贸易上。据现代学者研究，与宋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总计有近80个，远胜于汉唐时代。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都与宋朝有贸易往来。海外贸易的兴盛，不仅直接带动了沿海港口城镇的商业繁盛，也对华南腹地的经济产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如，由于瓷器的大量出口，两浙、福建、两广地区，形成了数量庞大、上下游产业链完备的瓷器制造和供应体系。南宋时，这些地区分布着数百个窑址，年产瓷器件数以亿计。江南地区的丝绸、茶叶和印刷业同样如此。其中有些地区的产品，就像现在的外贸企业一样，产品主要就是销往国外。比如福建德化、安溪、南安等瓷窑产品，在现今东南亚出土甚多，而在国内却很少发现，就是产品主要供外贸的明证。

按常理说，宋朝的开局并不好。军事上总被周边国家欺压，北边有辽、西夏这些强敌，每年得送大量的岁币、帛绢当“保护费”，财政压力大；领土面积比汉朝、唐朝小得多，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个“弱宋”。而且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国就一直是重农抑商的传统，把农业当成国家的根本，商人地位很低，被看作是“末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还能把商业搞得风生水起，简直就像在逆风里跑马拉松，还跑出了世界纪录。

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观念来看，宋朝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在政治上，宋朝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武将割据和叛乱，但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在与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宋朝常常处于劣势，签订了许多屈辱的条约。在军事上，宋朝缺乏强大的骑兵部队，难以在广阔的草原和山地与游牧民族抗衡。而且，宋朝的军事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如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军队的指挥和调度效率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似乎很难有足够的资源和精力去发展经济，可它就是在这样的劣势下，取得了如此辉煌的商业成就，这是为什么呢？

过去很多人觉得，宋朝繁荣是因为皇帝仁慈、政策宽松。比如宋仁宗，被称为“仁君”，对百姓比较宽厚。但在《逝去的盛景》这本书里，我想和你分享的是，事情没这么简单。宋朝能取得商业上的辉煌成就，一个关键原因是宋朝的市场广度和深度在持续拓展。这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使得不同产业门类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得以展开，经济产业的专业化细分成为可能，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以制钉和制针行业为例，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下，农民往往自给自足，自己制造钉子和针等生活用品。但在宋朝，随着市场的发展，出现了专门制钉和制针的工匠。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制钉工匠一天能制造100个钉子，制针工匠一天能制造100根针。而且，钉子和针的制造还进一步细分，出现了打磨、抛光、包装、销售、运输等环节，衍生出许多新的生意。这些新产业又与社会上的其他产业交叉整合，催生出各种新市场和新机会。

还有粮食贸易，北宋刚建立时，人口大概3000万，到了宋徽宗时期，已经超过了1亿。这么多人要吃饭，光靠自家种地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这就给商业发展提供了动力。当时的东京城，每天要消耗几千石粮食，这些粮食都是从全国各地通过漕运运来的，催生出了庞大的粮食运输和销售产业。从江南的鱼米之乡，到北方的产粮区，粮食通过水路、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东京，沿途形成了众多的粮食集散地，带动了当地商业的发展。

其次，宋朝时期，城市与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连接成网络。除了都城东京汴梁，还有许多新兴的城市和市镇，如杭州、成都、苏州等，这些城市和市镇之间通过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相互连接，这些水陆通道，就像古代的“高速公路”，让商品能快速流通。

以杭州为例子，它原本就是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到了宋朝，随着商业的发展，更加繁荣昌盛。城市中有热闹的商业街，店铺林立，商贩云集。丝绸店里摆满了各种精美的丝绸制品，从轻薄的纱罗到厚重的锦缎，应有尽有；瓷器店中陈列着来自各地窑口的瓷器，造型精美，色彩斑斓。同时，杭州还是重要的港口城市，与国内外其他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周边的市镇也依托杭州的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如纺织业、陶瓷业等。这些市镇与杭州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像乌镇、南浔等市镇，凭借着发达的水运，成为丝绸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吸引了众多商人前来交易。

宋朝商业繁荣还有一个因素是，工商业从农村家庭副业中分离独立出来。在农耕时代，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极为缓慢的，往往一个世纪乃至几个世纪，仅有个位数百分点的增长。农耕时代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外延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打个比方，以前一个人种20亩地，一年产出1万斤粮食；现在两个人种40亩地，一年产出2万斤粮食。“蛋糕”是做大了，但投入做蛋糕的资源，以及参与分蛋糕的人也同比例增加了，人均产出并没有增长。在这样的模式下，无论生产扩大了多少，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多少，人均不会更富有。

这还是“外延扩张式”经济增长的理想状况，现实中通常都会比这一状况更差。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年里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裕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到了宋朝，工商业逐渐从农村家庭副业中分离独立出来，不断细分裂变出新的产业，并且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以纺织业为例，在农村，农民往往在农闲时纺纱织布，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衣着需求。但在宋朝，出现了专业的纺织作坊和工场，采用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和设备，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这些纺织作坊和工场不仅生产普通的布料，还生产高档的丝绸、锦缎等，产品畅销国内外。在江南的一些纺织工场，雇佣了大量的女工，她们分工明确，有的专门负责纺纱，有的负责织布，有的负责染色，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纺织业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印染业、刺绣业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关于宋朝商业繁荣，还有一点或许颇为关键，这就是宋代朝廷的“不作为”。宋朝的历代朝廷，大多顺应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趋势，这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少有的运气。这里说的“不作为”，不是真的啥都不管，而是宋代的朝政没有像其他朝代那样强力打压商业。虽然当时的士大夫们天天批判商人“唯利是图”，但朝廷在政策上对商业比较宽容。而且商业繁荣能带来大量税收，朝廷也尝到了甜头，还会帮忙维护市场秩序、修建基础设施。比如为了方便商品交易，宋朝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市场，规范物价和度量衡；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解决了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促进了商业的远距离贸易。

古代中国，“士农工商”是持之以恒的四个等级阶层，古人往往认为这种人人“各守其命”有序的静态社会是理想的社会。但宋朝官方很少试图将百姓固化在“士农工商”这四个等级中，反而在人口的流动、商业流通方面创造条件。比如，在民事领域、在经济领域颁布诸多法令。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市场活动中朝廷与百姓、各领域百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稳定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只要照章纳税，所有人都能自由地做生意，各种权益也多能得到比较好的保障。久而久之，商人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也借此大为提高。这就是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制度基础、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