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酷暑有多厉害？那一年北京 10 天热死 11400 人

今年这高温真够猛的，还没入伏呢，就已经热得不行了。全国有 150 个气象观测站，测出的最高温都打破了当地同期纪录。7 月 15 号那天，河南郑州更是热到 44.2℃，有居民家的玻璃都被 “热炸” 了，养殖户的鹅在水塘里都能被热死。不过要说热，这温度跟古代比还差了点。

就说乾隆八年（1743 年），那被称作史上 “最热” 夏天，北京的最高温达到了 44.4℃，光是这场酷热就夺走了 11400 人的性命。后来科学研究发现，乾隆年间正处在 “小冰河期” 的回暖阶段，高温天气也就变得频繁起来。

1972 年，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他把中国近 5000 年的气温变化分成了史学、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四个时期，还以古代王朝为线索，画了一张气候曲线图，也就是 “竺可桢曲线”。

从这曲线能看出来，夏商、春秋战国、隋唐、宋元交替、清中期都是温暖期，而西周、魏晋、两宋交替、明末清初和清末就比较寒冷。别看曲线坐标轴上的数据区间不大，可每一次骤升骤降，都意味着气候和温度发生了剧烈变化，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7 月 14 日到 25 日，北京近郊和城里已经有 11400 人死于炎热。”“北京的老人都说，从没见过这么热的天。” 这是乾隆八年，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寄给巴黎科学院的信里，描述的北京酷热景象。

中国气象局的古气候专家张德二，根据宋君荣测量的数据推算，1743 年 7 月 20 日到 25 日，北京的最高温连续超过 40℃，其中 7 月 25 日更是飙升到 44.4℃。

那会儿的老百姓，哪有能力应对这样的热灾啊。京城之外，极端高温也席卷了北方不少城市，给当地的人和环境造成了极大危害。

《天津县志》里记载：五月天气热得难受，土石都像被烤焦了，桅杆顶上的金属都快融化了，好多人热死了。

山东《青城县志》写着：屋里的家具都发烫，风吹过树木，朝西南方向的大多枯死了。六月间，从天津往南到武定府，好多人逃难，路上不少人热死了。河北《高邑县志》也有记载：五月廿八到六月初六，热得让人受不了，就算是墙壁背阴的地方也像火烤一样，中午的时候铅锡都能融化，好多人渴死了。这么看，乾隆八年热灾的死亡人数肯定不止 11400 人。这事儿也让宫里的乾隆皇帝心烦意乱，还专门写了首诗《热》记录下来：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眼看着灾情越来越重，乾隆皇帝下了口谕：“今年天气比往年热得多，京城九门内外街上人多，恐怕中暑的人不少…… 准备好冰水和药物，防止有人中暑。”

这里说的 “九门施冰”，冰主要来自北京城的官窖、府窖和民窖。官窖和府窖是朝廷的，给皇亲国戚和京城衙门用，数量不少。民窖是老百姓自己管的，数量不多。为了应对酷暑，九门的官兵奉命把官窖、府窖开放给老百姓用，还在街道上设了救济点，安排了执勤兵。

可这些措施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能稍微缓解一下。直到 7 月 26 日京城下了雨，最高温降到 31.9℃，灾情才结束，但高温带来的旱情影响还持续了很久。

从竺可桢曲线来看，乾隆年间正处在 “小冰河期” 的回暖期。对农业社会来说，这有个明显的好处，就是粮食增产，康乾盛世的出现跟这也有关系。

但要是气候变化超出了当时社会生产力能承受的范围，就会酿成大灾难。就像乾隆八年的热灾，还有小冰河期低谷时的明末。

根据竺可桢曲线，明朝中后期正处在小冰河期的降温阶段，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 2℃。别小看这 2℃，现在几乎不会下雪封冻的淮南、两广地区，在明朝都能冰封千里。

清朝张廷玉主持编的《明史》里，“五行一” 第一章就叫 “恒寒”，里面记载：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徐这些地方下了好几尺深的大雪，淮东的海边结冰四十多里，冻死的人畜不计其数。《广东通志》也有记载：明正德元年（1506 年）冬天，广东琼州府（海南）万州下了雪；正德四年（1509 年）冬天，广州潮州下的雪有一尺多厚。

严寒让中国绝大多数水道冻了好几个月。《江宁县志》记载，天启六年（1626 年）官府派人去凿京杭大运河南京段的冰，解救被困在河心的商船，可一天只能凿三四尺。

明朝中后期，京杭大运河、长江水道冬天会结冰，封冻期最长能到 110 天，严重影响了漕运贸易。更严重的是，寒冷导致粮食减产，还引发了旱灾、饥荒、鼠疫。

为了解决农业问题，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引入并推广玉米、马铃薯、甘薯这些抗寒、高产的农作物，稍微缓解了粮食危机。但因为气温一个劲儿降，又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技术，农业还是摆脱不了对气候的依赖。

崇祯元年（1628 年），明朝官员马懋才被派回陕西老家调查灾情，他写的《备陈大饥疏》里，把当时的惨状说得很清楚：有人把儿子扔了，把妻子卖了；有人挖草根喂马，采白石充饥，这还不算最惨的。老百姓争着采山里的蓬草吃，那东西又苦又涩，吃了只能勉强活命。

卖儿卖女、交换孩子吃；上山当强盗、起来造反…… 大规模的灾情造成了无数惨剧。好多底层百姓因为没法靠农业活下去，四处流浪甚至死去，导致明末人口减少，社会越来越动荡。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过：“多少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受气候、植物、动物种类、农作物以及整个慢慢形成的生态平衡的束缚。”

地球的规律决定着气温的升降。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人们面对极端气候灾害几乎没办法，只能看着悲剧发生，大多数救灾措施也只是杯水车薪。

现在我们生活在地球的温暖上升期，高温天气越来越多。但好在工业技术发展了，有了空调、风机、恒温恒湿大棚这些高效的防暑防灾设备，大大降低了自然变化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虽然人类发展一直受环境制约，但文明的进步让我们有了更多应对办法，不再只是大自然的 “被动接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