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国运工程，始于“异想天开”

　　昨天《》一文阅读人数即将突破70万，近6千位新朋友关注小镇，在小镇历史文章中，有望进入前五。

　　这也打断了小镇原定的发文计划。7月是小镇开始自媒体分享六周年，昨天“大树乡谈”关注读者达到24万，想要写一篇总结的，不过总结啥时候都可以写。 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谈。

　　首先需要补足一个点。

　　小镇昨天谈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时，引用官方报道“采取截弯取直、隧洞引水的开发方式，建设5座梯级电站”，并在文中总结该工程“只为发电设计，不考虑蓄水”，这个说法是有瑕疵的。

　　实际上该工程应该总结为“一低坝、五梯级电站”，虽然设计主要考虑发电，但也具备一定的蓄水功能，蓄水也是为了更好的发电，这主要通过工程上游的低坝实现。

　　因为雅鲁藏布江水量季节波动很大，根据目前预测，未来50年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冰川、降雨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届时雅鲁藏布江中国境内径流量会出现一定下降，虽然不至于干涸，但必然导致季节波动加剧，不利于项目发电和整个下游的水文稳定。

　　因此类似锦屏一级、二级水电站，增加一个50米高的低坝，进行适度蓄水，不仅可以保证发电的稳定，一定程度上减轻下游洪涝干旱灾害影响，还有利于调节未来几十年甚至百年尺度内的水文环境。

　　今天重点要谈的是“红旗河工程”构想。

　　昨天文章中重点提到了“红旗河工程”，“红旗河工程”非常复杂，文章中强调目前并未纳入国家规划，也有多部门反复辟谣，但这不代表这个工程构想没有价值，实际上价值很大，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工程本身。

　　这就是今天文章的主题：伟大的工程，始于异想天开的科学构想，变不可能为可能。

　　“红旗河工程”就是科学构想，而伟大的工程，不仅仅是最近刚刚开工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这个维度还是太小，而是真正囊括全国的伟大工程：国家水网建设。

　　202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直指2035年，囊括目前所有存量水利工程，还将纳入诸多宏大的未来工程，投资1.2万亿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也只是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是中国水利发展和改革中的里程碑，而考虑到水利建设在中华文明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意义就更加非凡了。

　　可以说，中国国家、中华文明的构建与大规模水利工程密不可分，通过数千年的不间断治水，最终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治理体系，甚至就算是一个王朝即将灭亡的时候，仍然将治水视为国之大事，当然买办、傀儡政权除外。

　　哪怕10多年前，治水仍然局限于单一工程、小修小补，只不过因为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现代水利工程的规模远非古代可比，但相比整个国家的国力运用而言，仍然倾向于保守，工程规划已经越来越慢于国力的壮大速度。

　　小镇觉得，“红旗河工程”的构想，从现实角度有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具有技术、经济、现实可行性。这方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家赵希涛有非常详细、系统的论述。他曾三评“红旗河工程”构想，从河道路线、可供跨越流域调取水量以及季节对水量调取的影响等角度进行了详细论证，指出了“红旗河工程”构想的诸多问题。

　　不过今天并不是着眼于具体的技术细节，因为“红旗河工程”实际也只是一个构想，也因为技术难度、生态风险、巨额成本等问题饱受争议。而且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中国重大工程决策，已经开始从“技术可行性”为主导，向“系统韧性优先”转变，比如在城市建设中，近几年特别强调“韧性城市”，“韧性”成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六个目标之一，也写进了202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环境保护、生态可持续，更是系统韧性的重中之重。决策层对环境的认识也有了巨大改变，一个典型就体现在对草地和沙漠的认识。2013年总书记首次提出“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的概念，2014年纳入“草”，到了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则纳入“沙”，升级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提出“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所以现在网络上戏称的“保护沙漠”并非开玩笑，沙漠确实需要保护，这也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的必要部分。沙漠可以消失，但前提是必须顺应自然变化，缓慢进行。

　　而“红旗河”工程构想的向新疆引入大量淡水，从而在沙漠、戈壁打造2亿亩耕地，自然遭到了环境学家的坚决反对，因为沙漠和戈壁也是生态循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此，近年来推进的沙漠绿化工程，基本是以限制沙漠进一步扩张为主，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锁边”完成后才是更加漫长的“扩绿”。

　　那么“红旗河工程”构想就这么没有价值吗？

　　当然不是，“红旗河工程”最大的价值就是宏大构想本身。

　　全长6188公里、年引水600亿立方米，绕着青藏高原把西藏和新疆连为一体，还要在新疆建成2亿亩良田，建成15万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带，这是难以想象的宏大构思。尤其是总览全国，通过跨流域大规模调水彻底解决淡水分布空间失衡的千年难题，这就打破了传统水利聚焦单一工程、小修小补的思维，也将跨流域调水升级为一项国家战略。

　　这种构想，只要想一想就令人心生向往。甚至让人情不自禁地忽略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技术和资源难题：比如要想在几千公里尺度上实现平均坡度万分之2.1，这种技术难度甚至超越在火星表面建造一个永久基地；而年调水量600亿立方米也没有可能性，就算真的调水600亿立方米，也无法满足15万平方公里生态绿带和2亿亩耕地的需求，等等。

　　但这就好比星际旅行与航天探索。早在人类进入太空以前，就有无数关于“星际旅行”的想象，这一想象推动航天技术的不断迭代，哪怕到今天，如马斯克的空X也是以星际旅行和火星殖民作为宏大目标。

　　“红旗河工程”构想之于中国水利建设，就好比“星际旅行”概念之于航天发展。以更宏大的构想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国家水利建设和水安全的可能性边界，让决策者认识到原来中国的国力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甚至到了可以开始讨论“红旗河工程”的程度。

　　但之所以说是“科学构想”而不是空想，就是因为在“红旗河工程”的构思中，诞生了非常现实的成果，从而实现了从构想到落地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也大量吸收了来自反对者的意见。

　　这里需要插个话，在重大工程规划中，不同方案的争论甚至争吵太常见了，典型的如围绕“三峡工程”的争论。但这种争论是正向的，就在于参与争论的各方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只是提出的方案不同，在争论中，反对者指出的问题和漏洞，进一步完善了方案，这是一个彼此促进、补全的过程，到了最终决策的时候，备选方案成熟度远非初始版本可比。

　　比如“红旗河工程”构想，特别被诟病的就是生态风险，包括跨流域调水的影响、西北土壤盐碱化、水源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的水利工程中也有讨论，但过去的工程基本是单体、局部工程，影响范围有限，而“红旗河工程”太浩大了，生态风险变得尤为突出，而如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水源污染等单体工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被更加重视。

　　还有为了实现超大规模全国范围调水，必须实现全国范围联网，还要解决远距离输水的调控问题，以及如何把难以实现的单一超级工程拆解为更现实的分步节奏等等。

　　最终上述一切提到的、未提到的问题，就成就了2023年的《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在这份规划中，特别强调全国联网，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水资源空间均衡，还把生态优先级大幅提升，在技术上强调“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调蓄工程为结点、智慧调控为手段”，智慧调控为代表的智慧水利也是近年来水利建设的重点。

　　具体工程上，把全国水网仿佛视为一个有机的人体。在规划中概括为“纲、目、结”三部分，把现有存量的水利工程，与未来增量工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从主骨架到大动脉再到毛细血管的分层网络，明确了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责任，仅国家水网就包括主骨架、大动脉和骨干输排水通道三部分。

　　这份规划值得通读原文，不一一概括了。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水网”的主导力推者之一正是王浩院士，他同样是“红旗河工程”构想的主要推动者。

　　梳理过去10年，从“红旗河工程”构想到目前主推的“国家水网”，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从大胆想象到务实落地的转化路径。类似的宏大想象民间并不少见，但作为院士有足够的科学素养、资源和影响力去持续推动，以一个宏大到震撼人心的科学构想为起点，推动学术界开展调水可行性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也进行了相关技术的储备。

　　而“红旗河工程”构想的全国联网、串联七大流域的理念，也可以在国家水网建设中看到影子。比如前面提到的“纲、目、结”的结构，在国家水网2035主目标下，也允许地方开展试点，比如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这些工程，也可以视为更宏大的全国超级工程的前置。

　　所以，要容忍脱离实际的科学想象，但注意必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想象，这种想象有利于打开认知上限，但实践不能仅仅停留在想象，而是要以渐进、务实的做法去持续推进。

　　毕竟超级大工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红旗河工程”就算要开展，也必然是在国家水网体系成熟之后进行自然延伸，而非盲目开发。

　　就如三峡工程、全国铁路网等宏大规划，孙中山提出时被质疑是“空想”；毛主席在提到南水北调工程时，也只是以口语化表述提出“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中国当代很多领域都有类似的实践。比如由化石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包括三北防护林在内的大规模生态修复，还有彻底消除赤贫的脱贫攻坚和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这些伟大构想，在刚提出的时候，就好像是做梦的幻想，但现在呢？

　　甚至有人开始想象把塔克拉玛沙漠铺满光伏板，还设想搞地球同步轨道光伏电站甚至是环月球赤道光伏带；还有人在考虑，未来是不是要设立沙漠自然保护区。

　　雅鲁藏布江下游电站，规模浩大，但仍然是新起点的开始，今年还会有一些超级工程陆续宣布，正在制定中的“十五五”规划也会提出更多超级工程。

　　打通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何尝不是中国独有的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