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绝命后卫师”，师长政委战死，唯一幸存的团长成开国中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八万六千人的队伍分成六个军团和军委纵队。红一、三军团负责开路，突破敌人封锁；红八、九军团保护两侧；全军的后卫任务由善战的红五军团承担。这支被称为“铁流后卫”的部队里，红三十四师接到最艰巨的任务——用生命为主力部队争取渡江时间。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带领六千闽西子弟兵出发，这些战士多是农民、篾匠、铁匠的子弟，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

部队出发时，苏区百姓挤在路边递熟薯干，妇女们把新编的草鞋塞进战士怀里。战士们抬着印钞机、缝纫机和兵工厂设备，五千多副担子让行军速度变得缓慢。断后的红五军团既要阻击追兵，又要保护带着重要物资的军委纵队，当先头部队突破三道封锁线时，红三十四师还在几十里外和追兵交战，战士们脚上的草鞋早已磨穿。

红五军团的根基来自1931年寒冬的起义部队。12月14日深夜，江西宁都城门响起三声枪响，原西北军旅长董振堂撕下国民党领章，带领一万七千官兵调转枪头。起义部队的辎重车载满两万支步枪和两百挺机枪，连夜开往红军驻地。

董振堂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的军官，亲眼见过军阀混战的惨状。中原大战期间，他看到三十万士兵为争抢地盘厮杀，战场上尸体腐烂的臭味一个月都没散尽。“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当局坚持“围剿红军不抗日”的做法，让他彻底失望。

起义前夜，他对亲信团长说：“穿着这身军装，救不了中国”。加入红军后，这支部队整编为红五军团。起义官兵起初对红军纪律陌生，董振堂带头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伤员。兵工厂的老师傅记得，他常蹲在车间修枪栓，袖口沾满机油：“好枪留给前线，我用旧的就行”。

湘南十一月的阴雨把红五军团战士的绑腿泡在泥浆里。军委纵队每天行进三十里，后卫部队却要走六十里——白天保护军委纵队，夜里要折返阻击追兵。炊事班刚架起铁锅煮饭，迫击炮弹就砸进火堆，战士们把混着血泥的半生米饭塞进挎包继续前进。

经过粤北时，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天打了七场阻击战。一百团团长韩伟的军帽被子弹打飞，他抹掉脸上血迹继续指挥。韩伟虽生在湖北，却把闽西子弟当作亲兄弟，冲锋时总喊“跟我上，别让福建老乡掉队”。担架队员抬着印刷机部件摔下山崖，师长陈树湘下令：“机器可以不要，人必须活着！”但战士们还是抢回了沉重的字模盘——那是苏区唯一的印刷工具。11月下旬到达湘江边时，全师兵力已损失三成。江对岸，南京方面部署的三十万大军正张开包围网。

11月27日天刚亮，红三十四师接令死守灌阳枫树脚。桂军第七军的德制冲锋枪扫来弹雨，战士们握着老式步枪趴在泥水里还击。师政委程翠林率先跃出战壕，子弹打完后抡起工兵铲砍向敌兵。阵地前的尸体堆成矮墙，血水渗进红土结成冰碴。

12月1日，最后的主力部队渡过湘江。当三十四师冲到渡口时，浮桥只剩烧焦的木桩漂在江面。此时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他用绷带勒紧伤口，带领剩余部队往湘南突围。途中政委程翠林头部中弹牺牲；在道县山口，陈树湘为掩护伤员被当地保安团抓住。担架上他撕开绷带，手指插进腹部的伤口扯断肠子牺牲。江面漂浮的遗体堵住了渔船航道，老船夫蹲在岸边哭泣：“作孽啊，三年不吃湘江鱼...”

这时，三十四师全师团级以上干部只剩100团团长韩伟一人。这位湖北矿工出身的汉子，曾经担任过主席的警卫排长。湘江突围时，他和两名战士被逼到悬崖边，三人纵身跳下，韩伟摔进藤蔓丛昏迷。醒来发现右腿骨折，拖着伤腿爬行五天五夜后突围。

1934年12月中旬，遵义老城飘着木炭焦味。湘江战役的伤亡数字摆在桌上：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减到三万人。红八军团编制取消，红三十四师名册上标出的幸存者不足百人。

半年后韩伟在武汉寻找组织时，被叛徒出卖入狱。狱友记得他总是面朝南方：“闽西的弟兄们等着呢。”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后韩伟才出狱，他摸着新发的灰布军装对炊事班说：“多放点盐，弟兄们爱吃咸的”。老炊事员转身擦泪——当年三十四师炊事班百余人，如今只剩下他还能做饭。

整编后的韩伟进入八路军120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带队截击日军运输队。战士们发现他总把牺牲战友的名字写在挎包衬布里，夜晚借着篝火默看。1947年石家庄战役，已是纵队司令的他拒绝后撤:“我的命是闽西子弟换来的，该冲的时候绝不后退”。

2001年龙岩档案馆清理时，发现了封面脆裂的《红三十四师花名册》。纸页上记录着：张桂雄，17岁，铁匠，长汀南山村；钟二根，22岁，篾匠，上杭才溪乡... 六千个名字里，三分之一的“亲属姓名”栏空着。

2023年清明细雨中的灌阳县酒海井，村民抬着米酒走向井台。八十三岁的老支书吴连玉把酒倒入深井：“当年十余名红军伤员被推下井，井水红了三个月。现在倒酒，是用甜味盖住血气”。

百里外的全州纪念馆里，玻璃展柜映出来往人影。韩伟中将的手书前，一位挂满勋章的老兵挺直腰板敬礼。展柜里发黄的纸页上，韩伟将军写着承诺穿越九十年烽烟：“若再战湘江，我仍愿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