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那些升得降不得的人，还不如这个旧官僚

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毛泽东在1957年提到过唐绍仪，并说：“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

民国首任总理的人格意义

文 | 余世存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晚年最受人注目的官位是中山县县长……我们中华民族推翻帝制，首任总理就是唐绍仪。这样一个总理居然是在西方成长、受教育的中西合璧式的人物，他的人生选择，后人已经难以理解了。毛泽东在1957年提到过唐绍仪，并说：“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

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与内阁成员

1862年，唐绍仪生于广东珠海。他的父亲在上海做茶叶生意，故唐小时候即到上海读书，耳濡目染，受到开放社会的影响。1874年，10来岁的唐绍仪因族叔唐廷枢的保荐和同乡容闳的亲自选拔，成为留美幼童被选派到美国留学，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说，从日后唐绍仪的表现来看，他在美国的7年，“这不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还熟练掌握了将政治作为走秀的美式风格”。　　

1881年，唐绍仪归国，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随后被政府征调。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朝鲜亲华高官被亲日派打伤，袁世凯前去探望，正好唐绍仪奉命守卫在门口，22岁的唐绍仪给26岁的袁世凯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袁世凯奉诏出使朝鲜，“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袁粗鄙少文，故对自幼出国学外文、中外皆通的唐绍仪十分看重。唐绍仪也向袁介绍了一些政经读物，如《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还有《万国国力比较》、《日本宪政略论》等，并向袁介绍自己的美国实地见闻，使袁世凯大开眼界。正是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袁世凯建立起友谊。　

受袁世凯信任，1889年，唐绍仪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抗日最力的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搬到英国军舰上。1896年10月，清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此时他的才能已经众所周知。

1899年，“山东教案”发生，法国政府要求清政府赔款84万两白银，唐绍仪接手了谈判任务，在他的努力下，赔款数额由84万两白银降为17万两，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负担，因而深得清政府的赏识，使得唐绍仪此后有机会参加多次外交谈判，并一次次取得重大胜利。　

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不负厚望，他通洋文也懂洋法，可与外商直接沟通，将天津海关治理得井井有条，积累了许多经验，为摇摇欲坠的清廷亏空的财政源源输血，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许多倍的关税白银。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唐绍仪协助袁处理最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务，为袁平安度过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之祸立下了汗马功劳。

唐绍仪

1902年，英国入侵西藏，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清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照会，唐绍仪成为此次谈判的最佳人选。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唐绍仪于1905年2月率代表团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在谈判过程中，唐绍仪以流畅的英语发表讲话，评点各国宪法大纲，并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体、地貌、物产、人情、风土等进行评述。唐认为应该废除英、藏签订的条约，因为这个条约不合法。英国代表不得不心悦诚服，同意继续谈判。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后，由于唐绍仪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两国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国。尽管该条约仍然使清政府失去了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维护西藏主权，无疑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　

此后，唐绍仪升官，并且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可以说，唐绍仪是当时中国政府中少有的现代意义上的事务官。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不用说，他是一个干才。　

1907年，唐绍仪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并响应德国皇帝的号召，争取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上海与南方革命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孙中山归国抵沪，很快跟唐绍仪见面。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他是袁世凯的代表，却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作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并规劝袁世凯：“共和已成定局，乃人心所向，惟一之法，立与孙中山周旋。”　

可以说，正是南北和谈，使唐绍仪的人生自我由事务官向政务官跃进。他的独立倾向，使谈判的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如袁世凯之意，对南方让步过多，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在中途被撤销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但由于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影响，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得以巩固，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1912年3月，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他的内阁因此成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分别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一周后，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曾担任清政府外务部侍郎、邮传部尚书、奉天巡抚、袁总统内阁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竟加入了革命党的同盟会!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这个当初袁世凯的部属此时跟袁平起平坐了，他显然走得太快了，因此遭到了袁世凯的反击。袁世凯多次暗示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都没有听进去。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唐绍仪的反应是，宣布辞职。袁还假惺惺地说：“才任职四个月，怎么就辞了呢？”唐绍仪回说：“也不算短了。”两人的缘分到此结束。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经商。1913年袁世凯暗中指使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他应“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近闻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视之，咸以为连吃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真心拥护共和者乎？……此次举义，断非武力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全国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此陈惟一良策，则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为约法上自有规定相当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这个喝过西洋墨水的政治家劝说袁世凯，只有退位才是“惟一良策”，他要求袁“为国家计，为公(袁)计，例当引避、辞职”。

可以说，由于唐绍仪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他的心理。这个西方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政治家，跟清末民初的众多政治人物有所不同，跟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不同，跟成年后才去西方的孙中山等人也不同，他确实有着西方人对政治的豁达。因此他一生都有着十足的底气去劝人退位——劝清廷退位，劝袁世凯退位等。　

遗憾的是，唐绍仪远没有成长为继往开来的政治家，他即使跃升为政务官，但仍没有跳出事务官的窠臼，敬业、专业、职业有余，而谋略、战略、策略不足。政治家对自己有着期许，即使垄断资源，也不会予人以口实。但唐绍仪出生商家，长在美国，对日常生活的享受肆无忌惮。他的洋派，甚至表现在他的家事上，他亲自为女儿挑选夫婿顾维钧，自己也要迎娶第三位夫人。为不使两事冲突，他让女儿的婚事在他婚事两天后举行，此事成为当时新闻界大事。这种跟国人道德感颇有距离的行为一如今日80老翁迎娶二八少女，私德当然私德，但这也太不中国了。显然，唐绍仪对他生存的国土缺乏足够的认知，他只是依他见识过的世界的丰富性行事。他小看了中国。在他依傍又离心的强人袁世凯死后，他的政治前途就更得任人摆布了。　　

1916年，国会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但张勋等实力派巨头联名通电，反对唐入京。该电文声称：“唐绍仪学识凡庸，才智猥下，除奢华外，别无所长，故不适合担任外交总长。”可见，这个洋气十足、奢侈过度的人物缺少一定的人格魅力。　

好在唐绍仪明白历史的方向，他坚决地站在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一边。1917年8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揭幕。大会选举吴景濂、王正廷为非常国会的正、副议长。随后，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唐绍仪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并被非常国会通过。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但在南方，唐绍仪失去军阀的庇护，被人任意利用。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同是书生、老乡，此时的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分歧已越来越大，他对孙中山通过军阀战争来完成统一、恢复共和体制的理想已失去信心。或者说，作为一名曾经留美7年的留学生，唐绍仪对美国的政党体制多少有所了解，他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即使孙中山的军政府，在唐绍仪看来也只是一种军人政府，不符合西方文人治国的体例。而且他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因此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

1912年 唐绍仪与孙中山

这个在西方生活过的中国人并不消极悲观，他像一个智者一样敦劝他遇到的政客、政治家、军阀们退出政治舞台，以促成中国新的政治生态。他曾经劝清廷退位，劝袁世凯退位，劝段祺瑞退位，现在他又劝孙中山。好在孙中山这样的政治家不以为意，对他一笑置之。但他一旦面对军阀一样的枭雄，或枭雄一样的政治人物，他的劝退就是不识时务了。他不理解：在美国，退位是一种荣誉；而在中国，让人退位就是要人的命。　

因此，在实力派如陈济棠、蒋介石看来，唐绍仪本应该低三下四的，但他这个外来和尚自恃有真经在手，毫无顾忌。他平视他们，甚至对他们指指点点，他在陈济棠的属地工作，却自成一统，因此让陈怀恨在心；他要求蒋介石退位，因此也让后者心怀愤恨。

1929年，年近70岁的唐绍仪就任广东省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要“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两年后，他出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公的头，然后让民工接着干。因为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唐绍仪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从一国总理到一县县长，他都做得有声有色。在县长任上，唐绍仪甚至一除旧时奢华习气，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此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没想过中国官场在恶化，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了他的寓所，逼他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由香港还居上海，他的政治声望使得他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选择。据说日本方面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之位而代之。日本特务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唐绍仪将要出任伪职之说不胫而走，通过各种渠道流传散播。国民政府派人劝说唐离开是非之地，唐的态度暧昧不明，加上蒋介石对他的独立超然姿态早有忌恨，因此决定由国民政府军统派员刺杀唐，这样既能威慑异己，又断了日人妄想。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国民政府特务刺杀身亡。10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等人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后来的台湾地区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而留在大陆的军统骨干沈醉认为，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实属“误杀”。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劈砍而亡

因为这些原因，这位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至今不为大众所知并纪念。他的人格光环也因洋派而失去可亲、可界定之可能，我们今天也似乎难以理解他的心路历程。但考察他的一生，用旧官僚、守旧派、政客等来形容他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他曾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多朝为官，有的历史学家甚至直指他为“风派”，这显然也是对他的误读。不夸张的说，唐绍仪是中西文明交汇后的第一代政治家，他有着至今中国人难得的现代精神。　

跟唐绍仪关系密切的叶恭绰曾回忆说，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退位，又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这种政治人格，不仅当时人不理解、他的朋友不理解，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也少有理解者，今天的历史学家甚至称他为魏延式人物，脑后有反骨。实际上，把唐绍仪的政治人生放在西方的背景下，无论他劝政治人物退位，还是他从总理之尊屈身为一县之长，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因此，我们说，这个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是最具有现代精神的人物。他也年轻过，也有过所有人都会有的正常欲望。比如，他年轻时在个人操守上不太谨慎，《申报》就曾报道说，唐绍仪在担任副部长时，嫌工资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申报》评价其“实不外拜金主义也”。以至于清政府翰林院的侍读马吉樟弹劾他，说他在担任邮传部左侍郎时，“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当时的报纸也报道说，唐绍仪出任邮传部尚书后，“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惟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时人也记载说唐绍仪“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记载干脆说：“唐本骄奢淫佚，无利不为。”　

但这个得中西文明精髓的政治人物并非止步不前，因为他的本性仍在，他自始至终就没有失去中国的认同，也没有失去对文明责任的皈依。在唐绍仪留学归国时，他的日本同学曾问他：“40年前，大英帝国的利炮坚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国而是日本，你认为结果将是怎样？”唐绍仪回答说：“英国的舰艇，不论是打到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全世界都应该予以谴责，你说是吗？”日本留学生嘲讽道：“绍仪君，你不认为这是答非所问吗？”唐绍仪毫不客气地回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日本同学到处向人讨教唐的话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这句成语是说你知识浅薄，对中国知之甚少。”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唐绍仪在积贫积弱的清末，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政府和国家争取利益。他比之前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的职业外交才华更为出色，他影响了自己的女婿顾维钧，使顾成为一个敬业的事务官或政务官，只是他自己生不逢时。　　

1905年，在印度举行中英谈判时，唐绍仪几乎征服了对手，即使英国人向他施压，他仍敢自决：“我是来谈判的，要我签字，我不签！”这应该算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谈判态度的先声。唐绍仪在征得清政府同意后，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晚年的唐绍仪在政治人格的演进中日趋完善。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时的南京仅为中等城市，一时拥入中央、直辖市两级政府，役员遍地，人满为患。两级政府决定，划分建房地域，解决住房办公困难。南京大片的闲置地顿时成了热门抢手货。有人找到担任中央赈灾委员的唐绍仪，请他挪用赈灾款合购地皮，以求牟取暴利。唐毫不为之所动，告诉对方：“连划分给我建房的地皮我都不要了，还有必要动用灾民救命钱去抢购土地吗？”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他后来会投身于社会公益、中国基层建设。1915年，唐绍仪从北京退出政坛后，回乡建造了一所“共乐园”，他希望这个花园是全城人所共有的。为避免日后子孙独占此园，他还履行了赠送仪式，写出字据，自己签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据上签字：“共乐园”为乡亲共有。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几次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安居其位。同样是50年代，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出版回忆录，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绍仪，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可见，唐绍仪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人格意义仍有待今人挖掘。

作者：余世存，知名学者，作家，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本文摘自《大民小国》，余世存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