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华｜《什么是外交史》“自序”及“结语”

唐启华，1955 年生于台湾基隆。东海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伦敦政经学院（LSE）国际关系史系（Dep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博士。曾任中兴大学、政治大学、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台湾中国近代史学会理事长，台湾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主要学术著作有《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洪宪帝制外交》《陆征祥评传》等专书，及期刊论文数十篇。

什么是外交史·自序

什么是外交史?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吃力不讨好，但必须要有人来做。

1980年代中后期笔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读博时，英国History Today期刊广邀英美历史学各领域知名学者，撰写简短的“What is...history?”，连续十多期分各主题刊出，最后结集成了What is History Today专书，景况颇似今日“乐道文库”的做法。其中就有“What is diplomatic history”一章，笔者对于外交史的主要基本观点，受此章内容的启发甚多。将近四十年后受“乐道文库”主编之命，书写同样这个题目，感慨万千。

外交史原是一门西方式的学科，与近代西方实证历史学源头的“兰克史学”关系密切，也与欧美主导全球秩序的兴衰同起伏。传入中国时，正逢瓜分危机、维新与革命竞争的高潮，中国外交史一方面有理解近代中外关系的科学史学启蒙倾向，另一方面具有强烈的革命、民族主义宣传的救亡关怀，两条发展路径与中国的内忧外患交错并行。一百多年后的今日，西方霸权似乎日益衰退，中国和平崛起，此时应是盘整、省思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恰当时机，笔者不揣简陋，谨提出三十多年教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讨论，并提供作年轻学子投身此学科的借鉴。

外交史学科发展问题比较复杂，时空跨度都太大，迄今中文学界严重欠缺较全面的相关讨论，笔者只能凭借有限的理解，在个人目力所见范围，以少数人物作为论述例证，必然挂一漏万，偏颇武断之处实多，尚请方家学者不吝指正。此外，中国“外交史”与“近代史”在20世纪中密切相关，很难清楚分割，笔者往往不得不混括处理；加以此书主要供年轻学子入门参考，篇幅有限，对复杂学理、流派争议等只能做基本简介，难免含混粗疏，也请读者诸君一并鉴谅。

本书并非原创性专著，系以笔者依个人理解形成架构，辑录剪裁相关中外著作，参以笔者个人见解杂糅而成，大部分内容参考引用前贤的论著及观点，不敢掠美，已注意标明出处，倘有遗漏，还请不吝告知补正为感。当然，书中的任何问题，文责皆由笔者自负。

2024年7月25日

什么是外交史·结语

一、外交史研究回顾

外交史是19世纪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之先锋，着重以档案史料功夫重建“史实”，20世纪受到从下到上的社会经济史批判，尤其以年鉴学派的批评最为严厉，他们主张整体长时段结构的演变趋势才是值得研究的海洋深层洋流，外交事件只不过是海面上的浪花。再经历一战的冲击，外交史学界逐渐朝向减少民族主义观点，注意外交政策的社会经济背景，努力走向国际史。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兴盛，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竞争及层出不穷的“理论”，让传统外交史日趋边缘化。1970年代文化转向、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后学”兴起，从根本动摇了近代历史学的“认识论”基础，文化、认同、意义压倒一切，外交史坚持的档案功夫及正式叙述被一一解构。1990年代冷战结束，全球化高歌猛进，外交史赖以立足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似乎摇摇欲坠，美国外交史学界不断有走向跨国史、全球史的呼吁。本世纪初全球化转趋退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崛起，学界有“后西方时代”来临之说，外交史的西方中心根基遭到进一步质疑。

伊戈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唐启华：《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兴大历史学报》2004年10月

外交史原本是“西方中心”“科学实证”“线性进化”的学问，历经百年来的种种冲击日趋衰微，至今在西方历史学界已相当边缘化。外交史学界为适应时代变迁，努力做出种种调整，然而坚持档案功夫、尽可能“如实呈现过去”，始终是外交史研究的核心精神，虽屡遭讥讽批判，依旧坚持初衷。

中国的外交史研究是在西力冲击之下开展的，自始就有革命宣传、学术化两条路线。前者以清末民初的刘彦为代表，建构清政府腐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系谱，宣扬反满反北洋革命，学术性不强但煽动力很大。后者始于马士的著作，依据FO档案书写晚清外交史，不免有浓厚英国观点色彩。1920年代蒋廷黻为代表的留学生归国，发掘刊行中国档案与西方史料对话，致力于中国外交史研究学术化、历史化，获得了初步的成果。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反帝废约”为主轴为革命宣传外交史论述增添了世界革命的色彩。1930年代因日本入侵，刚萌芽的中国外交史学术化趋势戛然而止，学者多投身政界，报效国家以救亡图存。

马士（H·B·Morse）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0、1918年原版

刘彦：《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太平洋印刷公司1921年版

1949年后，大陆新史学兴起，清除马士、蒋廷黻等的亲美资产阶级历史学余毒，外交史化约为“帝国主义侵华史”，同时学术化的实证趋势持续发展，继续搜集、刊行史料并培养人才。在台湾地区，郭廷以继承蒋廷黻的学统，筹备建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训练年轻研究人员整理刊行《外交档案》，进而出版专刊，外交史的学术化交出相当亮丽的成绩单，“南港学派”在全球近代中国研究学界一时颇负盛名。然而台湾学界受美国社会科学影响较深，社会史、新文化史各种理论引入，枯燥的外交史很难吸引年轻学子投入，逐渐步向衰微。

范文澜（1893-1969），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

郭廷以（1904-1975），“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外交史学界与西方、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学界频繁交流，实证客观的学风颇有复兴之势，但因西方后现代、文化史等理论思潮不断涌入，年轻学子趋之若鹜，加以官方档案史料开放不如理想，而外交史课题常被视为敏感，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

21世纪以来，中国国力快速成长，国际地位不断上深，俨然已成为世界大国，“后西方时代”似乎正在浮现，近年美国极力遏制中国发展，世界局势动荡，地缘政治、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强权政治、军备竞赛、大国结盟等传统外交史的研究课题，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社会史、文化史、后现代研究等也都有退潮迹象，百年来不断被批评的民族国家叙事与外交史研究，似乎迎来了新生的契机。尤其是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对全球事务的发言权日益增大，时时有提出重整世界秩序新构想的迫切需求，在在都有向历史经验借镜反思之处，中国外交史颇有成为重要学科的可能。

然而，迄今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积累还比较薄弱，仍处于补课、赶课阶段，学科内部对相关的问题意识、方法论等核心问题以及本身学术史的讨论不多，共识比较弱，面对时代的要求，底气明显不足。此时，应该是对中国外交史研究全面盘整，并对研究前景与努力方向做出省思，定位诠释理论框架与方向，直面学科下一波成长高潮，为大国崛起急需的软实力做好准备工作的关键节点。

简言之，一百多年来西方的外交史研究有多次的转变，中国的外交史发展也历经许多波折，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更有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笔者认为此时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任重道远，谨于此际提出个人对学科发展的浅见，还请学界高明多多匡正。

二、中国外交史的基本性质

外交史可称为“兰克史学”的长女，特别注重史料考证，以“如实呈现过去”为天职。中国外交史自20世纪初开始出现，就有“实证”与“救亡”两条发展路径，迄今“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仍然不时呈现紧张拉扯。

一方面，百年前蒋廷黻致力于将中国外交史“学术化“历史化”，着力收集、刊行档案史料，与英国蓝皮书对话，撰写客观的中国外交史，这个“如实呈现历史事实”的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另一方面，中国由于一百多年来受外力严厉侵逼，几代仁人志士勠力于救亡图存，以追求国家独立自主与富强为第一要务，中国外交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国族建构、爱国主义教育重要的一环，以激发国民爱国心团结对外为主要目的，学术性并非优先考量。在百年国耻论述中，外交失败常与革命宣传相联结，因此清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与“推翻满清”密切相关。民国初年革命党以“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为口实，宣扬推倒袁世凯及卖国的北洋政府。外交史常成为“政治宣传”重要的一环，而宣传造成的结果与“历史记忆”，也成为一种“历史事实”。

唐启华著：《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册），1931年

中国外交史中的两种“史实”，都值得研究，然而不可讳言，迄今有关宣传的研究过多，导致国人的历史记忆失衡。1931年蒋廷黻主张：“研究外交史不是办外交，不是做宣传，是研究历史，是求学问。……宣传品也有其价值或者很大的价值，但仍不与历史同道。依我个人看来，现在国人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宣传品所能供给的感情之热，不若说是历史所能供给的知识之光。”前贤的卓见，今日读来依然贴切。

政治宣传有其一时的目的与作用，长远来说往往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笔者认为今日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但是国人在观念上还停留在弱国心态，亟待提升。中国在弱国时期，必须依赖革命史观、民族主义的国耻叙事来凝聚人心、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国家逐渐强大后，应尽可能理解其他国家的观点，了解各国都有努力争取国家利益现实主义的一面，也有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理想主义的一面。现在中国正要成为主导世界秩序的大国之一，更要有全球视野，超越西方中心、线性进化视角，将中国置于500年来世界发展的大脉络中，思考近代全球秩序变迁历程，借此丰富官方历史论述，提出对第三世界及全球有号召力的理念，负责任地维护世界和平与永续发展。

三、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方法

1980年代中，入江昭将外交史的研究方法区分为四类:

一、传统的“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法”。需要对现有文件进行检查，在证据中重建政府之间过去的往来。这种方法需要历史学家的语言能力和耐心，以及呈现问题各个面向的热情，此类研究可产生偏倚较少的外交谈判编年史。

二、“外交政策的内政导向研究法”。主要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感兴趣，研究政策制定者在决定外交立场时，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压力，因而外交事务与国内事务几乎没有区别。

三、“体系研究法”。将外交作为整体国际关系的变化规律来分析，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系统，而各个地区被视为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限制了国家的选择自由。入江昭提出的1920年代“华盛顿会议体系”就是一个范例。

四、“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路径”。国际关系被视为跨文化关系，政策制定者和公民都是文化的产物，在研究外交事务时，必须将他们的记忆、情感、偏见、心态等考虑在内。由于外交史学家要与多个国家打交道，必须要对所讨论的国家的文化有所了解，此方法有助将外交史的范畴，拓宽到教育交流、传教活动、旅游和技术转让等主题，使历史学家能够探索不同国家在历史差异的基础上共享许多东西的可能性。

此外，西方学界发展出来的“国际史”研究取向，有许多可以借镜的地方。至于全球化高潮期间呼声甚高的“跨国史”“全球史”，目前看来似乎过于乐观。

入江昭（Akira Iriye）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潮来潮去，大多隐含西方中心观及普世价值理念，以西方学界研究设定的前提、假设、结论，曲解中国历史以配合其理论的模型，只能参考，切不可迷信。1966年郭廷以面对美国社会科学理论导向的近代中国研究时，即主张:“历史研究首求其真，史料第一、史识次之，不必哗众取宠，标新立异，方不致误人。”

现阶段中国外交史主要的课题还是努力建立实证研究的坚实基础，“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与要求，这个方法一方面可提供了各国话语交锋、多元文化对话的场域，突破民族主义书写狭隘观点的限制，参照他国观点将中国与世界结合。另一方面依据档案的实证研究常可指出宏大叙事及政治宣传的不足，凸显过去掌权者对历史话语权的滥用，以及群众之盲从。笔者认为今日之外交史研究，常是实证史学与文化史交会之处，既是实证史学之先锋，也可能是实证史学最后的堡垒。

唐启华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蒋廷黻、郭廷以的学风，在于以兰克的“史料学派”主张为基础，先从史料入手，力求广泛搜集、整理、出版档案，同时注重贯通的大问题。郭廷以与蒋廷黻曾共事清华，对历史宏观理解多所共鸣，蒋氏在抗战初期写出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郭氏对这一本小册子倍极推崇。郭廷以始终践履兰克的“史料学派”主张，坚持不懈地编纂多部史事日志，经过四十多年扎实的史料功夫，艰辛考订排比史事，从史料中提升理论，最后完成《近代中国史纲》，不仅是他“一生学力识力简化表达的一个成品”，其实也在追步蒋廷黻，寻求对近代史的贯通理解。笔者以为这一个路子，应该是融合史料与史观、中国传统学术之考据与义理、兰克学派之考证与直觉唯心的道路，也应该是治中国外交史的正途大道。

目前中国外交史研究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多，诸如：学术积累不足、史料开放程度不理想、研究观念过时、视野狭隘、与国际关系及国际法缺少交流等等，在在都需要学界同仁群策群力共同克服。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将传统外交史主题做好实证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尚有许多空白荒芜的课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近年来中国外交档案逐步开放，外国档案使用方便，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法依然是比较扎实的“求真”基本方法。观念上要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国耻悲情史观等意识形态的束缚，注意到理解各国观点，平允立论。有了足够多的扎实平允个案研究，讨论外交史大问题时才能有坚实的基础，进而与他国观点对话。

今日距离蒋廷黻开启中国外交史研究已一百年，1931年他揭橥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理想尚未达成。迄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头羊可能还是美国“哈佛学派”，欧美新理论层出不穷，国内学界不断跟风引进。同时笔者不时听到东邻学者有“只有日本在研究中国外交史”的说法，心中颇不以为然，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研究确实有高明独到之处。

完成基本的“学术化中国外交史”之后，这门学科可望有光明的前景。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 1980年版（初版1972年）

四、建构大国的学问

今日全球步向后西方时代，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观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文明悠久，历史记载丰富，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欺凌，又能够努力自强逐步崛起成为世界大国，这段屈辱与崛起的经历，必定会成为全球，尤其是非西方世界宝贵的历史经验。见证了近两百年世界外交史的演变，中国可以超越欧美的西方中心、宰制奴役非西方世界的霸权观念，并融合自身经历，深刻体会非西方世界的惨痛历史经验，提出更有号召力的新世界秩序构想。

只有世界大国才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史（全球史、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史研究历经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既接受西方外交史方法、观念，同时融合自身民族主义、革命史观，两条脉络交错而行，近四十年来进一步与全球融合，今日是最有可能可以超越西方外交史框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西方中心观点），整合东亚，并与穆斯林、印度等非西方文化并肩崛起，共同建构后西方时代世界秩序的国家。

笔者以为当前中国外交史研究，在完成基础的学术化，把实证研究基础夯实之后，可朝几个大方向努力。首先，把握东亚兴起的趋势，从东亚本位的角度，超越西方中心观，重新诠释近代东亚的国际秩序。东亚的兴起动摇了西方独特论，将会如同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解释为何西方独特发展出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般，带动一波重新诠释东亚文化与近代世界的浪潮。从某种意义上，清洗过去受西方中心观点强烈影响，重建东亚近代史观，会是东亚各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也是中国外交史研究大有可为的课题。

其次，探讨近代中国与世界融合的过程，将国家交织于全球的尺度中，多注意国家之下、国家之间及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探讨国家之外的组织、团体个人、企业等，融入全球的经验。结合中国难能可贵的崛起经验，省思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历程，必定是人类历史经验一个宝贵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可朝向“中国与世界史”（History of China in the World)发展，帮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人类也可以有更平和的未来。

最后，可以加强外交史与相关学科，如：国际法史、国际关系的对话与融合，朝向“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法律与历史”（Theory, Law and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odern China）努力，庶可为中国的崛起及世界和平提供相应的软实力。

笔者甚愿能有机会与同行及下一代的研究者共同努力。

唐启华：《中国外交史研究之我见》主题报告，“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传承与拓新”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24年11月）

唐启华著：《什么是外交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