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铁岭“古城三部曲”创作的意义：中国文学本土化回归的扛鼎之作

作者：郝振宇(原陕西工人报总编辑、高级记者)

在当代文学创作普遍受西方叙事范式影响的背景下，康铁岭的“古城三部曲”（《书院门1991》《马道2001》《民乐园2011》）以300余万字的规模，构建起一部改革开放三十年西安社会的百科全书。这部作品不仅以市井生活为底色，更通过语言、叙事与文化精神的双重回归，实现了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破解当代文学“欧化痼疾”的典型样本。

一、创作历程：以生命丈量时代的文学长征

康铁岭的创作轨迹本身即是一部传奇。这位年逾七旬的作家，在2018年放弃年薪六十万的总经理职位后，以“伏枥”之姿开启文学征程。每日清晨在浐河边写作两小时，或于出差途中、饭局间隙捕捉灵感，这种“碎片化创作”模式却孕育出结构严密的百万字长篇。其创作过程呈现出三大特质：

1. 生活淬炼的深度：在书院门经营影楼的失败经历，使他深入接触书法家、煤老板、下岗女工等三教九流。这种“在群众中”的沉浸式体验，让《书院门1991》中赵先生、张大圣等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其言行举止皆源自真实生活场景。

2. 时空压缩的张力：三部曲以1991、2001、2011三个时间节点为横截面，通过书院门、马道、民乐园三个地理空间，构建起改革开放的立体坐标系。这种“以点带面”的叙事策略，使《马道2001》中宫宝塬的保安生涯与玄一大师的清一汤形成时空对话。

3. 语言锤炼的执着：为捕捉秦地口语精髓，康铁岭深入商洛山区收集方言，将“猪往前拱，鸡往后刨”等俗语融入文本。其创作手稿显示，每页平均修改痕迹达7处，这种“咬文嚼字”的功夫，使作品语言既保留三秦大地的粗粝质感，又具备现代叙事的流畅性。

二、风格溯源：古典小说基因的现代激活

“古城三部曲”最显著的突破，在于对明清话本小说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具体表现为三大维度：

（一）叙事结构的章回体遗韵

作品虽未采用传统章回标题，但内在结构深得《三言二拍》精髓。每部作品均以核心人物串联多线叙事：《书院门1991》围绕晏子敬的仕途沉浮，穿插煤老板金胖子的暴富轨迹与书法家张大圣的艺术挣扎；《马道2001》则通过宫宝塬的保安生涯，辐射出黑虎拳协会、汉服表演队等亚文化群体。这种“蛛网式”结构，与《喻世明言》中“一事数人”的编排方式异曲同工。

（二）语言风格的市井诗学

康铁岭创造性地将商洛方言与网络用语熔铸一炉，形成独特的“陕普”话语体系。在描写民乐园夜市时，“老板儿，来碗油泼面，多放辣子！”等对话，既保留关中方言的尾音上扬特征，又融入“老板儿”这类北方口语变体。这种语言实验，暗合张恨水在《春明外史》中“以京味写市井”的成功路径，却更注重地域文化的精准传递。

（三）人物塑造的类型化智慧

作品继承了古典小说“以形传神”的塑造手法，通过标志性动作与语言定格人物本质：煤老板金胖子“永远夹着鳄鱼皮包”的细节，暗示其暴发户心态；玄一大师“手持紫砂壶念经”的矛盾行为，揭露伪宗教的商业本质。这种“符号化”处理方式，与《二刻拍案惊奇》中“市井细民各具面目”的笔法一脉相承。

三、范式突破：破解当代文学的欧化困局

面对建国后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翻译体”痼疾，“古城三部曲”通过三大创新实现突围：

（一）打破“心理描写”依赖症

作品摒弃新文学以来对意识流的过度追逐，转而采用《儒林外史》式的“白描”手法。在刻画官员王处长受贿场景时，仅通过“手指在红包上摩挲三下”的动作，便完成对其贪婪心理的揭示。这种“以行写心”的技法，有效规避了欧化小说中冗长的心理独白。

（二）重构“景物描写”功能观

不同于西方小说将环境作为独立意象的写法，康铁岭的景物描写始终服务于人物塑造。在描写书院门古玩市场时，“阳光在青铜器上折射出绿锈的光斑”一句，既点明时间地点，又暗示市场中赝品横行的现实。这种“景为人设”的笔法，延续了《聊斋志异》中“环境即性格”的叙事传统。

（三）创新“对话驱动”叙事法

作品对话占比达60%以上，且严格遵循“谁说话谁行动”的原则。在宫宝塬与同事的争执场景中，通过“攥紧保安棍的手背青筋暴起”这一动作描写，使对话具有视觉冲击力。这种“声形一体”的对话处理方式，解决了当代小说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常见缺陷。

四、文化价值：传统资源的当代转化

“古城三部曲”的文化意义，在于实现了三大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一）士人精神的现代转译

作品通过晏子敬这一知识分子形象，重构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士人传统。当其从政府官员沦为茶楼掌柜后，仍坚持为下岗工人提供就业信息，这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与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精神境界形成跨时空呼应。

（二）民俗文化的活态保存

书中详细记录了关中地区的婚丧习俗：从民乐园的秦腔班子到书院门的古玩行规，从马道的黑虎拳谱系到城隍庙的庙会流程，构成一部动态的民俗志。这种“以文存俗”的实践，延续了冯梦龙编纂《挂枝儿》时保存民间文化的初心。

（三）商业伦理的重新审视

通过煤老板金胖子与茶楼老板王掌柜的对比，作品探讨了“君子爱财”的伦理边界。金胖子“用矿难赔偿金盖别墅”的暴富路径，与王掌柜“坚持用渭河水煮茶”的经营理念形成鲜明对比，暗合《东周列国志》中“义利之辨”的永恒命题。

五、文学史定位：新大众文艺的里程碑

在“新大众文艺”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古城三部曲”展现出三大开创性：

1. 媒介融合的先行者：作品通过方言录音、市井照片等多媒体素材的嵌入，构建起“可听可看可读”的立体文本，预示着纸质文学向全媒介叙事的转型。

2. 价值重构的实践者：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作品通过宫宝塬“拒绝参与拆迁暴力”等情节，重申“富贵不能淫”的传统价值观，为物质时代提供精神坐标。

3. 语言革命的推动者：其创造的“陕普”话语体系，既区别于赵树理的“山药蛋派”，又不同于老舍的“京味小说”，开辟出地域文学的新路径。据统计，作品中使用的商洛方言词汇达1200余个，其中300余个为首次见于文学创作。

结语：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响中

康铁岭的创作实践证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不必以割裂传统为代价。“古城三部曲”通过对话本小说精神的复活，对欧化文风的矫正，对地域文化的深耕，构建起一座连接古典与现代的文学桥梁。当我们在民乐园的夜市中读到“三个假和尚”招摇撞骗的情节时，不仅看到了当代社会的众生相，更触摸到了《三言二拍》中“市井众生皆有佛性”的哲学温度。这种在传统资源活化中实现的创新，或许正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真正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