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药代表”到书店老板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开一家好书店，需要具备哪些先决条件？虽说我们大多数人，自己不会去开书店，但平时“打卡”的店多了，想必都能说上几句。在没有电商的年代，书店的选址非常重要；位置太偏远，直接就会劝退一大拨人。选书也很重要，要么搞“大而全”，要么在某些分类下，选最专精、最“内行”的书，总之要有特色。最后，老板的人脉和思维同样重要。他得跟出版社搞好关系，争取拿到最低的折扣；平时还要给自己的店加“噱头”，今天办个作者见面会，明天搞个文化沙龙。总之，要为书店打造品牌形象。如果拿这些标准来套内山完造，他刚到中国时，可以说哪项优势都不具备。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他的个人背景。1885年，内山完造出生在日本西部的冈山县芳井村，父亲是当地的村长，母亲家是开杂货铺的。芳井村坐落在一片山林里，家家户户都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据内山完造回忆，小时候家里只有父亲能吃上白米饭，其他人吃的是掺了大麦的杂粮饭。不过，完造是家里的长子，父母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靠读书成才。

当时日本实行四年制义务教育，普通小学前4年免学费。要是想再升学，就得进收费的四年制高等小学，随后才能上中学。完造的父母供他读到了高小四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二。但完造非常顽劣，天天在学校调皮捣蛋。亲戚们觉得，与其浪费学费，不如送他到大城市大阪，进商店当学徒，将来接手母亲家的杂货铺。完造自己也非常乐意，因为他听说，大阪人一天能吃三顿白米饭，比老家强多了。因此，内山完造只读到高小四年级，就主动退学，去大阪谋生了。

这次“闯大阪”，结果怎么样呢？答案是四个字：一事无成。内山完造刚到大阪时，年纪还不满13岁，整天惦记的就是好吃好喝。一开始他在布料店打工，老板对他很信任，结果内山居然挪用店里的货款去吃高级料理，直接被开除了。内山觉得很丢脸，不敢回老家，就去了另一座大城市京都，在各行各业打零工。他当过服装销售员，开过水果店，还卖过报纸。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了十几年“社会大学”。然而，当时已经是20世纪初了，日本也初步进入了“学历社会”。一没文凭、二没本钱的内山，生活过得非常苦闷。1913年，他已经28岁了，人生依然没有走上正轨。

不过，内山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对他后来的事业帮助很大。首先，他早年有过被开除的经历，自己觉得是个污点，于是洗心革面，变得极度诚实守信。在京都，内山加入了基督教会。他经常向牧师告解自己的苦闷，并批评当时日本商人以次充好、不择手段的恶习，这给教会工作人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次，内山干过七八种买卖，虽然没能发大财，却积累了不错的商业眼光，非常灵活机变。1913年，他从教会的牧师那里听说了一件事：大阪有家制药厂“参天堂”，想雇一个业务员，到中国推销自家的眼药水。参天堂的老板，过去被不守诚信的业务员坑得很惨，他不信任一般的商贩，只想用教会推荐的老实人。内山完造赶紧请牧师为自己牵线，从此开启了他和中国的“半生缘”。

应当承认，内山初到中国时，心思并不单纯。他在书里讲，自己在日本只是个底层小人物，处处受歧视。只有到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才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觉得自己也是“人上人”了。但现实远比他想得要复杂。当时的参天堂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药厂，他们在中国就雇了3个业务员。内山完造虽然在上海有办公室，平时却要在大半个中国到处跑，第一年就去了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的十几座城市。在工作中，他既是医药代表，又是账房先生，有时还要自己动手贴小广告，“技能树”都点满了。当时中国市场上的眼药水，基本都是在西药房出售的。但内陆省份的西药房，大多开在租界里，客流量不大。内山为了增加销售额，主动找到中国人开的旅馆和杂货铺，试着和掌柜拉关系，把自己的产品放在店里寄卖。平时，他也和中国人一起坐小舢板，吃路边摊，还学会了简单的中文。

像这样的日子，内山完造一过就是17年。通过日常接触和反思，他形成了一套朴素的“中国观”，大致分为三点。第一点叫“国与人的分离”。内山认为，当时的中国虽然身陷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入侵的泥潭，国力贫弱，但中国的人民自有可敬可爱之处。他曾经不止一次，被生意伙伴的诚信、勤劳、负责等美德所打动。内山觉得，中国人的这些优点，丝毫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虽然当时的中国也有不少负面现象，但把这些现象归咎于所谓的“民族性”，肆意贬低和丑化中国人，显然是荒谬的。第二点叫“历史韧性说”。内山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见过无数大风大浪。它的人民在过去几千年，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处世之道。这些特质非常有韧性，绝不是哪个帝国主义强国，可以凭坚船利炮改变的。第三点叫“中日敌友论”。内山注意到，当他用平等友善的态度和中国人交流时，普通民众对他并不抵触。但当时在华的许多日本人，成天趾高气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这种态度只会助长中国人对日本的不满。更有甚者，野心勃勃的日本军人和政客，还在打吞并中国的主意。内山认为，这种疯狂的野心，不仅会把日本拖进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更会给日本招来彻底的毁灭。他本人坚决反对这种图谋。

你看，现实的教育，就有这么深刻。在走南闯北推销眼药水的过程中，内山完造已经成了一位无师自通的汉学家。不过，问题又来了：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动了开书店的念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和京都的基督教会有关。1914年内山回日本度假时，教会的牧师告诉他：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家境贫寒，但是性格正直的女教友，名叫井上美喜。内山你也快30岁了，还没有结婚，要不干脆给你俩凑成一对儿？内山欣然应允。1916年，两人正式结婚，并一同前往上海。有意思的是，内山夫人并不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婚后第二年，她主动提出：内山你常年在外地跑销售，我在上海，是不是也可以干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来贴补家用？上海的租界有不少外国人，信基督教的很多。我们不如开一家专门卖宗教书籍的小书店吧？内山完造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1917年冬天，夫妻俩在四川北路自己租住的房子楼下，挂出了“内山书店”的招牌。这家不到20平方米的小店，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内山书店最早的面貌。

当然，要说开书店的点子完全出自内山夫人，那也有点偏颇。早在1915年，内山完造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随着日本对中国的蚕食不断加剧，中国民众开始频繁抵制日本进口商品。比如，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中国各省就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内山的眼药水有一年多完全没销路。但日本书却是个例外。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后，国际邮费变得异常低廉。价廉物美的日本学术和文艺书籍，在中国知识分子里越来越受欢迎。清末以来中国人前往日本留学的浪潮，又助长了这种风气。据清廷档案记载，光是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留日学生的总数就超过3万人。这些留学生在回国后，依然保留了购买和阅读日文书籍的习惯。换句话说，卖书要比卖眼药水靠谱得多。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内山夫人想开的，只是一家宗教书店。它是从什么时候起，转型成了更大众化的文化书店呢？这里头又有一段奇遇。1920年夏天，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增进民间文化交流，请了3位日本教授到中国办讲座。当时中国民间因为巴黎和会问题，正在抵制日货。内山完造的眼药水卖不出去，索性给自己放了个长假，帮着张罗讲座的事儿。他陪着这些教授在上海、武汉、青岛到处跑，拜会当地知名学者，还跟中国大学生面对面座谈。像《共产党宣言》的中译者陈望道，就是在这次讲座期间，和内山认识的。讲座办得非常成功，后来干脆成了固定项目。每年夏天，都会有日本学者和作家到中国做巡回演讲，他们的行程也都由内山完造负责安排。通过这些活动，内山同时打通了中日两国文化界的人脉。在日本这边，他能第一时间知道，名作家们最近在写些什么，大学者们又研究了什么新课题。在中国这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也会告诉他，中国人最欢迎的是哪些题材和哪些作者的书。选书这个难题一下就解决了。于是，从1920年开始，内山书店逐渐走向了综合化。为了吸引客源，内山完造还推出了开架售书模式，这在当时上海的书店里还是头一遭。到了1924年，内山书店搬进了沿街更宽敞的店面，名气越来越大。内山完造也在1930年，辞去眼药水推销员的工作，专心打理起了“半路出家”的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