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脸书：为终将逝去的文化留下影像 | 中国唯一的驯鹿部落——使鹿鄂温克人

本文作者: 春梅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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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跟白素贞的妈开玩笑说，自媒体在传统文化宣传上是有公式的，或者叫做攫取流量的窍门。

一种是制造外国危机，如“这是中国的XX，却被打上了某国的标签”，“某国”一般写作日韩越最好使；还有一种是制造灭绝焦虑，如“这个传了?000年的XX，如今只有某人会做”。也可以两者结合，如“全国只剩一人会做的XX，却被某国偷走”，“被某国眼红的中国XX，却在国内即将失传”……并不是说危机和灭绝就完全不存在，而是在大量堆积的冲突下，只是看到了愈发娴熟的手法，但是解决方式却没有，甚至我有时候想认真看看这些自媒体口中的XX究竟是什么样的，却发现他们自己其实也不懂这些XX是什么，更说不明白XX。

“XX”只是剧本中的麦高芬而已。

麦高芬（英文：MacGuffin）是一个电影用语，指在电影中可以推展剧情的物件、人物、或者目标，例如一个众角色争夺的东西，而关于这个物件、人物、或目标的详细说明不一定重要，有些作品会有交代，有些作品则不会，只要是对电影中众角色很重要，可以让剧情发展即可算是麦高芬。（百度百科）

但是除了被这些被人为煽动的情绪，还有一个非常基础的现实是这些自媒体受众所不能认识或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人固有一死”，文化亦然。就像人的死亡，可能是疾病、可能是意外，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衰老，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消亡都归罪于是一些错误或罪恶导致的，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时代下最优的选择而无奈又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

最后的唯一：鄂温克族驯鹿文化

本文的例子来自于使鹿鄂温克人，这是鄂温克族的一个分支。鄂温克族在内蒙古是“三少民族”之一，在黑龙江则是“六小民族”民族之一，虽然这两个提法（尤其是后者）有违民族平等的原则在如今都比较少见了，但都表明这是一个人数很少的民族，解放初期仅有六千二百多人。鄂温克族一般被分作三个部落集团，使鹿鄂温克是人口最少的一部分，上世纪30年代伪满调查中“使鹿部”仅有46户253人，日本侵占东北期间人口锐减至170人，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型的族群。

令使鹿鄂温克人这样一个微型族群被十分所熟悉，则来自于他们的驯鹿文化。

根河市档案史志馆馆藏档案：我国驯鹿的初步调查报告部分内容（1965年）

（根河市档案史志馆馆藏档案：改革开放前使鹿部鄂温克猎民生活场景照片）

近北极地区的土著民族大多有以饲养驯鹿为生产生活方式的传统，如“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爱文基人、蒙古国巴尔虎地区的察嘎登人、美国阿拉斯加地区的爱斯基摩人、加拿大北部及瑞典、芬兰荷兰的萨米人等”。

（俄罗斯埃文基人男装，全套使用驯鹿皮拼接制作）

历史上我国的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也都有过驯鹿文化，“鄂伦春”一词的本义据说就是“使用驯鹿”的人。但后来鄂伦春人引入马匹，以马代鹿，由此使鹿鄂温克人就成为我国目前最后、也是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也是北方民族的驯鹿文化在东北亚所能触达的最南端。这样一种在中华民族中不常见，又有一类地域民族相通处，并且还停留在工业革命之前状态的传统，当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鄂温克就某种意义上说，是古代许多北方民族的“活标本”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可以知道许多北方民族的早期历史情况和生活情况，而这种情况，正是文献所不具备或记载不详的。——贾敬颜

然而，这种引人关注的民族文化又是注定要走向消失的。

驯鹿文化十分依赖自然资源，他们就像地球上许多生灵一样与自然共存，但森林的大面积锐减不仅造成了自然界生物的生存危机，同样也对这些与自然共生的传统生活发起挑战。并且这种自然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与现代社会严重脱节，并非所有人愿意保持，更不是靠个人坚持可以保持的。

使鹿鄂温克人祖祖辈辈穿梭在原始山林之中，追踪并驯养野生驯鹿，吃兽肉、穿兽皮，居住用木棍、树皮、兽皮等简易搭建起来的“撮罗子”里，忍受着大兴安岭漫长而严酷的冬季。虽然在民族旅游红火的当下，有许多民族聚居区可以都为游客展现甚至表演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却不会永远真正停留在原始的生活里，这便是无奈又真切的现实。

（使鹿鄂温克人的传统居所“撮罗子”。王伟 / 摄影）

（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的猎民点。王伟 / 摄影）

（饥寒交迫的鄂温克人）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

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

2

定居的代价：现代化的鄂温克人

直到解放前，鄂温克族的社会发展还出于家族公社阶段，所以它也属于“直过民族”，也就是跨越多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而我们目前想要拼命保留的驯鹿文化，某种意义上已经是经过诸多变迁的了，就像许多简介里可溯源到几百上千年前的传统，实际上定型的模式可能还不足百年。

比如鄂温克族的狩猎工具，传统上使用扎枪、弓箭、燧石枪等，但在上个世纪初开始改用快枪、步枪。又比如，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枪支管理、林业与野生资源的锐减等原因，鄂温克族就开始传统渔猎向驯鹿经济转变。

（老猎人马克西姆和果士克牵着驯鹿打猎）

而群体中个体选择产生的差异则往往更明显些。比如50年代开始，就有少数鄂温克猎民家庭开始定居，甚至尝试务农，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本世纪初内蒙古更是进行了一场较大规模的“生态移民”，迁移了敖鲁古雅62户162人，尽管有学者们认为以“生态”为名移居中，鄂温克人和他们的驯鹿并没有给生态带来负担，反而是生态的变化造成了驯鹿文化的萎缩。

（敖鲁古雅定居的住宅）

（现在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

但与另一些本身就是定居的“直过民族”不同，鄂温克人所饲养的驯鹿并不适合圈养，这就使得定居与驯鹿文化存在着天然悖论。尽管在此之前当地已经为了这个问题做过许多努力，如从俄罗斯引进良种驯鹿、如建设驯鹿圈养实验基地，但都没有达成非常好的效果，以至于“山上”与“山下”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割裂。

一部分人留在了“山上”的传统生活里，另一部分人投入到“山下”的现代生活，还有一部分人奔走于“山上”与“山下”之间为保持与宣传使鹿鄂温克文化而努力。

敖娜，2001年从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今内蒙古开放大学）俄语外贸专业毕业，先后当过计算机录入员、外贸翻译等。2011年辞职与丈夫带着长辈留下的10余头驯鹿重返山林，发展驯鹿养殖业，并为游客提供体验式的旅游服务。（王伟 / 摄影）

舍禄卡，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江苏省苏州市的一家跨国企业。工作之余，他与母亲玛妮共同开展了诸如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基本词汇的收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王伟 / 摄影）

索伟，从小与父母、姐姐索云在山林里与驯鹿为伴。2003年整体生态移民后，他开过出租车、养过北极狐。2007年索伟来到北京，成了一名卡车司机。他希望未来能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回到敖鲁古雅，回到山林。（王伟 / 摄影）

任何一种选择都没有对错之分，就像很多年前写的《》一样，没有人可以为了自己所期待看到的某种景象而要求别人付出生活和未来的代价。

除此之外，我还留意到林航在《“居而不定”和“定而不居”间的选择：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知识体系和民族文化困境》一文中提到“很多鄂温克青年男性不愿再上山养鹿，而把饲养驯鹿的劳动都交给了女性，特别是较年长的女性”。而更更早的时候，1996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一书中也有提到，鄂温克等渔猎民族的妇女在承担繁重工作之余，还遭受歧视。

（多妮亚·布在烤制格列巴）

（鄂温克人王英在挤驯鹿奶）

（安塔布老人在进行驯鹿皮的手工艺制作。王伟 / 摄影）

而迈向现代化的脚步里显然也包括提高妇女地位，很多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很难只留下自己想要的部分。

3

翻页的时代：鄂温克最后的“女酋长”

普遍是女性留在“山上”的另一个原因是，鄂温克的驯鹿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担，她们是鄂温克驯鹿文化重要的传承者，并且鄂温克的女性也会使枪，是出色的猎人。

（鄂温克女猎手）

鄂温克妇女像孩子一样精心管理和喂养驯鹿，据说她们可以分辨每一头外人看来几乎一模一样的驯鹿，并且用不同的词称呼它们。

（2020年2月，使鹿鄂温克人玛尼与女儿敖娜一家在大兴安岭腹地找寻牧养的驯鹿。王伟 / 摄影）

（2023年4月，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腹地的猎民点中，柳霞怀抱着一头刚出生的驯鹿崽。王伟 / 摄影）

（2023年4月，柳霞与儿子雨果在猎民点里给驯鹿喂食。王伟 / 摄影）

被称作鄂温克族最后的“女酋长”、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人公原型的玛力亚·索，在2003年的那次移居中她说“山养鹿、鹿养是我，我不下山”。似乎每一个类似的故事里，都有这样一位鲜活的护卫者与见证者，玛力亚·索见证了使鹿鄂温克人从几近消失的微型族群走入大众的视野，也见证了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族人从游猎走向定居。

（20世纪80年代末，玛力亚·索一家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的家。）

（玛力亚·索的儿子何协手中的老照片拍摄于1998年夏，玛力亚·索在猎民点内为时年3岁的外孙女乌云吹奏口弦琴，她的朋友芭拉杰依围坐在一旁静静聆听）

（1999年春，时年78岁的玛力亚·索在山林里的家中准备午饭）

（2018年，玛力亚· 索与二女儿得克莎· 何、二女婿赵四新在根河市家中的合影。王伟 / 摄影）

2022年，玛力亚·索逝世，享年101岁。晚年她身体不好，依然坚持去看养了一辈子的驯鹿。她的一生就像《额尔古纳河右岸》开篇里写的：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
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

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

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

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

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无法负担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

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

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
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所有最直白的岁月历史，最后似乎都能凝成诗一般的文字。

（2017年，玛力亚·索在位于根河市的女儿的家中，她的目光凝视着窗外。王伟 / 摄影）

玛力亚·索（1921-2022）

但这似乎便是一个时代的翻篇，还有人延续和传承鄂温克的驯鹿文化，但生产方式在变化、经济模式在变化，还有许多其他变化，比如发展旅游业。

在勒拿河时代，我们有十二个氏族，而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时代，只剩下六个氏族了。众多的氏族都在岁月的水流和风中离散了。所以我现在不喜欢说出我们的姓氏，而我故事中的人，也就只有简单的名字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

4

影像的力量：为时代创作回忆

但是，不要惧怕改变，因为我们还可以记录。过年的时候我打开抖音常常会感叹，这些都是我只在书中见过只言片语，甚至有的还是被学者们避讳的，却如此鲜活地被记录了，哪怕画面是晃动的，背景音是杂乱的，取景角度是扭曲的，但依然拼凑出一个热腾腾的世界。

2011年，摄影师王伟初次到访敖鲁古雅，此时的使鹿鄂温克人已经经历了“生态移居”，但由于驯鹿文化的特殊性很多人又选择返回山上，许多人类学者都在关注这个特殊现象。从记录原生态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因为显得有点晚了。但此后10余年里，王伟用大画幅相机和古典湿版工艺，拍摄了34位最具代表性的使鹿鄂温克人的肖像，以及年轻一代的面孔，记录了这个族群一点点转身面向的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同样也完成以影像为笔的史书创作。

就像“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而记录民族文化、记录民俗生活最好的时间是从一百年前的每一年，其次是从你意识到记录的重要性后的每一年。

玛妮（生于1952年）玛妮出生于大兴安岭西北麓“亚格鲁奇乾”鄂温克族猎民家庭，父母都是打猎能手。她在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卫生学校完成学业后被分配至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卫生院担任护士直至退休。（2018年8月30日摄于内蒙古根河市）

玛尼（生于1950年）玛尼出生在大兴安岭西北麓密林深处的鄂温克族猎民狩猎区“撮罗子”里，2006年，玛尼从呼伦贝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退休后，全身心致力于使鹿鄂温克人的民俗、民歌、民族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等工作。（2018年9月1日摄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索嫣然、索语然（生于2010年）这对双胞胎姐妹的爷爷郭斯克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最早的大学生之一，父亲索云峰是一名在北京生活近20年的高级工程师。（2022年10月6日摄于北京市西城区）

（王伟在当地考察拍摄）

其实记录使鹿鄂温克人的照片并不少，更是自从摄影技术出现的那刻开始人们就意识到它的记录价值，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样，人人都可以做自媒体宣传文化，人人也都可以按下快门记录当下，是什么造成了差异？王伟的做法是交替使用了不同的影像技术，用数码记录生活，用大画幅和湿版等特写肖像，就像故事的旁白与人物的传记交错上演，将使鹿鄂温克人的时代历程娓娓道来。

我一直觉得，文化之中必须要看到人，活生生的人，被平等看待的人，不要将传承者物化为接力赛中的那根棒子，也不要将文化空间塑造成按照剧本定时上演的舞台。所以在收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先写《》，将我们学习考察民族文化时可能面对的问题先拿出来谈谈，虽然可能在如今网络风气连少数民族服饰领子是什么样都要“出警”的当下显得十分逆流。

而本期要推荐的王伟的这本《中国唯一的驯鹿部落——使鹿鄂温克人的时代肖像》，因为开本不大，在肖像部分可能体现不出湿版之类影像技术的冲击力（其实这种还是推荐现场看展览）。这本书在我看来，意外地像是成年人的绘本，通俗、易读，没有一般民族文化类书籍那么学术，就像是讲诉了一个遥远社区里的故事，像是那种群像情景剧，将每一个房客的故事点到为止地讲述出来。这个社区是敖鲁古雅，是他们汇聚于此的原因，但世界广阔是这些人所拓展出去的人生。我们总是在讲“根”的故事，忽略了“枝叶”的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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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唯一的驯鹿部落——使鹿鄂温克人的时代肖像》内页

本文完

作者 | 春梅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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