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审视现代中国的视角

李怀印所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是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书中聚焦地缘政治、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因素，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

今天这篇书评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锐，在他看来：总体来说，《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视野宏阔、叙事流畅，有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础，在碎片化研究日趋泛滥的今日堪称一股清流，将那些实实在在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重新置于台前，引起人们注意。不过，要想更好地探讨这些问题，有两个方面或许应做更为全面而细致的分析。

审视现代中国的视角

文 | 王锐

史学往往与世变相伴而行。如果我们承认今日之种种是由历史演变而形成的话，那么随着时代语境的不断变化，人们时常会从新的角度出发去审视历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历史学的“ 实证研究”固然有其不容置疑的意义，但并不是说在某种语境之下仅仅凭借尽可能地网罗材料，就可以对影响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与人物活动得出一锤定音的结论。因为对于具体的历史细节确实可以进行实证研究式的考订，但要涉及将历史片段整合成广阔的历史图景，就离不开运用相应的理论以为佐助，更与研究者自身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和思考息息相关。

进一步而言，哪些历史细节会引起人们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展开考订，往往也由人们对于整体历史的感知而决定。比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现代民族国家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背景下，研究“邻猫生子”会被视为不识治学之大体，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文化左派盛行的时期，受到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的影响，过去被视为“邻猫生子”式的问题就一跃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

又比如晚近兴起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类似于“中间团体”的研究，尽管在个案考订层面极尽搜罗史料之能事，但恐怕无人否认，这一议题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重视，离不开冷战后期兴起的“国家——社会”视角的政治学解释在此间的流行，而这样的解释之所以蔚然成风，又与世局的巨变关系紧密。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的“理论自觉”，背后其实是一种对于人类未来发展道路进行深入思考的“政治自觉”。

在长时段的历史叙事里，这样的特征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这固然需要研究者熟悉具体的史事，并掌握尽可能多的个案，但在长时段的叙事里，关键之处往往在于如何将那些可以形成历史解释的不同史事建立起逻辑关联。而在叙述重点方面固然可以根据新的研究氛围加入新的内容，但那些长期被人们关注，并且事实上也影响着历史进程的要素，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要么是延续过去的一些解释，要么是基于新的历史视野与政治判断而进行新的解释。就此而言，写通史最能考验研究者的“史识”。而一种长时段的历史叙事是否能成功，一方面涉及研究者在将不同史事进行勾连与叙述的过程中能否做到自洽而完备，另一方面涉及这样的叙述是否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是否可以为人们在新的语境下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长时段的视角。当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于关键历史问题也极易产生持续不休的论争。

如果理解了这些因缘，或许就能意识到《现代中国的形成》这本书在当下文化语境里的重要性。正如作者所强调的，进入21世纪之后，对于中国的质疑“更多的是受到文明冲突论的驱使”，将焦点放在“国家本身的历史正当性、统治能力及其生命力”之上。这背后的逻辑就是相信只有欧美国家所经历的历史进程才是唯一正确的路径，中国怎么看都和这样的路径不一样，因此就不能被视为“现代国家”。当前一些海外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导向，很大程度上受这样的政治判断影响。

而从中国内部来看，伴随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需要检讨近代以来因国势衰微而出现的对中国历史传统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观点，并试图梳理出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连续性，思考这样的连续性如何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基本面貌，这样的基本面貌为什么不能简单用西方历史发展经验来衡量或解释。由此引申出的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相比于西方历史的进程，中国自身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中国”有着哪些丰富内涵。或者说，如果撇开以西方历史发展为尺度的视角，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文明形态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性特征。

本书就试图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演进脉络出发，思考现代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作者从清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儒家学说长期熏染而形成的强烈的文化认同与文明意识、中国古代郡县制国家背景下的财政体制与税收能力三个角度入手，叙述从清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的历史，主要聚焦于那些影响着形成现代中国基本特征的内部与外部因素。

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本书吸收了大量晚近40余年的史学研究成果，并时常用中国的历史经验审视主要基于西方历史经验而形成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由此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特色。其中关于晚清财政状况的分析与民初“集中化地方主义”的讨论，让人颇有拍案叫绝之感。

而如果从史学内部学科视角来看，本书虽然以政治史为主干，但却能将经济史研究当中的核心议题纳入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之中，并且兼顾思想文化或意识形态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使整个历史叙事呈现立体而丰满的效果。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长时段叙事里，以哪个时期作为叙述的起始至为重要，因为这体现研究者对于历史进程的基本理解。长期以来，无论是蒋廷黻——陈恭禄式的近代史叙事，还是范文澜——胡绳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叙事，都将第一次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背后的核心关切就是强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冲击是造成近代以来一系列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叙事之下，中国传统很大程度上表现着落后与封闭，而对于秉持传统政治理念治国的清王朝，这样的叙事也着重突出其衰朽的一面。当然，在20世纪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这样的叙事并非只凸显中国的所谓“落后性”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而是通过揭示近代中国面临的危局，唤起人们救亡图存的意识，培养现代爱国主义情感，并借由历史叙事来寻找改变危局的政治力量。

与之相应的，就是一些近代史叙事将起点放在明清之际（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即其典型），虽然与前面的叙事有所差别，但核心意涵却并无二致，即都将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以及中国如何“错过”各种历史机遇回应其冲击作为叙述历史的重点。只是在近代中国起点是明清之际的叙事里，象征着西方文明的，从英吉利的坚船利炮变成了利玛窦等人的天文地理知识。

这样的以外部冲击作为核心关切的叙事方式，固然可以促进人们“开眼看世界”，将近代中国的变局置于广袤的世界视野之中来审视，但或多或少的都将中国内部“刻板印象化”或“本质主义化”，即只能作为一个停滞的、落后的、需要进行大刀阔斧改造的对象而存在。

本书并不回避将中国的历史进程置于近代以来的世界史进程之中来分析，但其视野则从盯紧欧美日转移至与近代中国命运相似的奥斯曼帝国等旧式王朝国家。通过比较这些“前现代”政权因应变局之时的不同表现与不同结果来揭示中国历史进程的独特性。而这一处理方式对人们认识历史最大的帮助，或许就是可以更为全面地思考清王朝的统治模式及其历史遗产。

在作者看来，要想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必须重视清王朝的基本性格。首先，面对边疆地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清王朝对西藏、新疆、蒙古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地团结当地精英阶层，另一方面可以保证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有效管理。这些与内地郡县制不同的治理模式，不但共同奠定了清代以来中国版图的基本范围，而且丰富了“中国”的内涵，使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不再局限于汉人生活区域。

更为重要的是，清王朝对于边疆地区的治理，与西方古代帝国或奥斯曼帝国极为不同的一点在于前者并不以不断扩张为职志，也不把边疆地区作为最大程度汲取经济资源的区域，而是希望通过稳固边疆来保证内地核心区域的安定。在这个意义上，清王朝固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但也不是西方或中东意义上的“帝国”。也正是这种不能用域外经验简单归纳的要素，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核心特征。

与之相应的，就是作者对于清代财政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分析。作者认为，清王朝在收取赋税方面高度依赖通过科举制选拔而来的官僚，这与18世纪的法国依靠代理人来收税形成鲜明对比。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这保证了朝廷基本的财政汲取能力，在“低成本治理”的环境下能够维持开支。这也是清代中期得以进行几次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

此外，也正是由于科举制与郡县制，让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之中，成为各级官员。这就使满汉精英阶层对儒家文化有极强的认同度。晚清以降中国几近面临分裂之局，但终究得以维系统一，这一稳定而强烈的文化认同起到了关键作用。

总之，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清王朝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架构，在经济上也大体上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加上一个具有共同政治与文化认同的精英集团，此乃现代中国的“历史基体”。

这样的“历史基体”， 在面对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时，固然显得左支右绌，危机重重，不过作者提醒人们注意，虽然晚清中国跌入了历史谷底，但依然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并进行了引人注目的现代化建设。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地位越发重要的地方督抚的作为大有关系。

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在比较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时认为，相比于明治维新实现了中央集权，“洋务运动在权力分散化之中进行，又促进了权力分散化”。长期以来，不少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强调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崛起的军功集团加剧了晚清的地方割据进程，是民初军阀混战的远因。但本书作者则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晚清督抚力量的壮大体现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失效，但各省督抚在本省内部却采取“地方集权主义”，让他们有政治与经济条件进行工业现代化建设。而相比于奥斯曼帝国，正是由于地方督抚与中央政权一样，都深受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在财权与用人权方面是在和中央叫板，但他们绝对没有将分裂状态永久化的念头。

相似的，民国初年虽然军阀割据，但大多数军事集团仍以统一作为政治目标。在彼此开战之前进行的你来我往的“电报战”中，他们时常运用儒家传统政治观念来指责对方意图割据自雄，并强调自己有统一中国、造福苍生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政治传统对中国政治与军事精英潜移默化的制约不容忽视（虽然这种制约是有限度的，不能被放大）。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既是新式知识分子不断向域外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基本精神动力，也是约束着政治军事精英不敢将暂时的地方割据状态永久化、固定化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这样，在今天如何更为全面而细化地审视晚清以降的批判传统论述，以及如何从不同方面分析中国传统在近代的作用，值得人们进一步去思考。

当然，清末民初的局面毕竟只是一种“集中化地方主义”，并不能实现完全的整治整合。这个历史任务，就留给了后来登场的政治力量。在作者看来，南京国民政府早在北伐之初，就已经在广东进行过增加税收能力与整合能力的实践。在这之后，国民党政权尝试结束民初以来的割据状态，实现财权、军权与政权的统一。不可否认，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实际结果却并不理想，除了能够控制长江中下游省份，西北、西南、北方依然被当地军事强人所控制。由于缺乏对基础社会的改造，国民党政权很难深入农村进行现代化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强调意识形态建设，但其三民主义却不能实现逻辑自洽，让人颇有“大杂烩”之感。而国民党所不能完成的事情，正是中国共产党所致力于进行的。至此，作者笔下的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终于到达了终点。作者指出，现代中国的形成，实为党治国家、主权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四种历史遗产叠加的结果。

总体来说，本书视野宏阔、叙事流畅，有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础，在碎片化研究日趋泛滥的今日堪称一股清流，将那些实实在在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重新置于台前，引起人们注意。不过，要想更好地探讨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有两个方面或许应做更为全面而细致的分析。

首先，正如中国近代史学科早期的代表人物陈恭禄指出的：“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离开了对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形势的深入考察，离开了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的整体把握，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历史现象将难以得到完整而自洽的解释，思考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更是如此。

本书着重分析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对中国的冲击，这固然非常必要，但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之险恶，却绝非仅由日本造成。比如19世纪英国与俄国在中亚地区进行的争夺战，让中国西北边疆警报频发，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海防”和“塞防”也与此息息相关。

按照今天的研究，李鸿章等人之所以强调“海防”重要性，主要的信息来源是《申报》上的评论文章，而这些评论文章则多由英国外交部门操控，它们虽然普及了国人对于世界大势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但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目的就是，让中国减少对西北的重视，方便英国在该地扩张力量，对抗俄国。

甲午战争之后，英国与俄国又琢磨在中国寻找新的合作者，李鸿章转而亲俄，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则多主张联英，而英国人赫德长期控制总税务司，以此来影响清廷的内外决策，许多英美籍的来华传教士也纷纷在报刊上撰文，有意美化英国的对华政策，这背后凸显出晚清中国外交的基本特征与内在困境，即晚清洋务的参与者们很难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全面认识周遭地缘政治的态势与列强对华政策的本质特征，尤其是英俄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对中国有何影响。这一点不是能用是否遵循外交礼节、是否和和气气地对待洋人、是否承认近代西方国家有可取之处这样的表面文章来掩盖的。能否摆脱这样的困境，实为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必须直面的课题。

相似的，自从19世纪末殖民菲律宾以来，美国开始在东亚扩张自己的力量，因此就与日本发生了利益冲突。辛亥革命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颇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国内的政局，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量收购白银导致中国出现白银危机，经济因之动荡。随后国民政府决定发行法币，并通过向美国出售白银来换取美元作为法币的外汇储备金，使中国的经济建设更为依赖美国，或者说更加方便了美国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施加影响。

如此这般局面，对中国究竟有何影响，长期以来颇有争论，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战结束之后一段时间里，大量美国商品倾销至中国，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让中国对美国门户大开。如果说利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使后者在弱小阶段能够免于外部的冲击，此乃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发展史的常态的话，那么战后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恐怕很难有助于一个名副其实的主权国家之成长。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根据二战后国民党政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来推断，如果这样的关系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很有可能变成吴廷琰统治下的南越，或者拉美地区的各种军事独裁政权。这一外部因素或许应当纳入思考近代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整体视野之中。

其次，从思考路径来看，本书意在凸显从清初至新中国成立这一长时段里中国历史演进的连续性，以及这样的连续性如何塑造了难以用西方社会科学里“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范式来解释的历史特征。不过，在彰显历史连续性的同时，似乎不应忽视历史的断裂性。

如果说现代中国形成的最终一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话，那么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看，这场革命的参与者身上更能体现儒学传统当中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谋福利的道德境界，其政治经济举措也更接近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但是，恰恰是这场革命改变了清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推翻了长期作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主导者（同时也是特权者）的士绅阶层，同时通过人民战争与根据地建设塑造了新的政治主体。这样的历史进程，或许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来解释。毕竟，国民党政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无论是在时人眼中（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政要），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绝大多数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其本质差别是很明显的，这种本质差别或许才是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组织与动员能力的根本原因。就此而言，也正是由于在这些内容上有这样的历史断裂性，那些更为重要的历史遗产才可能得以延续与升华。因此，“连续性”与“断裂性”的辩证关系是理解现代中国的重要维度。

本文原刊于《南方史学》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