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太·C.坎贝尔 | 在死亡和技艺之间的生命

《生命的尺度》是生命政治研究的前沿成果，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想的对话。书中揭示了技术对人的异化，探索在技术变革的大时代，如何重构人与技术的关系。

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指出：这是一本主要聚焦于生命政治思考的评价的著作，本书所考察的主题就是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与生命交织在一起。

序言：在死亡和技艺之间的生命

文 | [美]提摩太·C.坎贝尔

在最近一场讨论政治和生命的学术会议上，一位美国顶尖级的福柯研究学者看到，围绕着“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词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野蛮生长的地步。他认为，这个词太过笼统、太过拙劣，并不适合用作一种范式来理解今天主体需要的反抗类型。

考虑到当下一些学校人文学科预算被削减，甚至院系被取消（2010年秋季），对于这位理论家而言（他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在探索我们面对的斗争面前，“生命政治”一词不够稳重，甚至完全不起任何作用。

对于一本主要聚焦于生命政治思考的评价的著作，尤其是本书所考察的主题就是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与生命交织在一起，用这样一种判断来开头似乎显得不太恰当。不过，附带着生命政治思考的价值问题的提出，的确需要慎重对待。

今天，对于生命政治思想的本质，是否有某种东西不能被肯定性地应用？或者说得更严重一点，生命政治是否干着新自由主义的肮脏的知识工作，对具体的威胁毫不关心，而仅仅关注于物种层次上的生死问题？如果回答是含糊不清的“不”（或者，对此而言，含糊不清的“是”），那么我们当下对生命政治的理解事实上严重依赖于死亡——与其说我们面对的是生命政治问题，不如说我们面对的是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问题，我们必须为此自担风险。

事实上，对于生命政治思想能带来潜在的抵抗的怀疑态度，给我们接下来的关于生命（bíos）与技术、生命与技艺（techn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在后面的篇章中我要给出的一个论断就是：

当代生命政治天衣无缝地蜕化成死亡政治的原因在于，我们要面对尚未被探索的技艺和死亡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似乎贯穿了多个以生命政治为关键词的当今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

的确，我的印象是，恰恰在技术问题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死亡在生命政治思考中占据了上风，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生命的背景下，招致死亡的技艺是怎么回事？是否存在着关于技艺的难题，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反复地让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走向了死亡的视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确定这个难题就至关重要了，因为它或许能给出某些方法，来重现关于技艺的各种不同观点。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在某个地方，生命被引向了死亡，我们可以思考重新建构技艺的方式，也可以重新思考架构生命的方式。

在这里，我在阅读一批受到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影响的意大利生命政治理论家，尤其是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作品时受益良多。

就阿甘本以及新近的埃斯波西托而言，在翻译海德格尔德语中的eigentlich和uneigentlich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翻译为“本真性”（authenticity）或“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而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将其理解为“正当的”（proper）或“不正当的”（improper）。早在《诗节》（Stanzas）中，阿甘本就这样处理过了，那时，他讨论了隐喻的不正当的特征（尽管正当和不正当的区别，也进一步影响了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尤其是《即将来临的共同体》［The Coming Community］和《无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

埃斯波西托也是如此，在《共同体》（Communitas）中，在翻译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共同体的地位时，他也借鉴了正当与不正当的翻译。在我看来，正当/不正当的译法也可以拓展到我非常熟悉的海德格尔《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段落中，在这些文本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了他关于技术的问题和解答，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生命与技艺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章中，读者会看到这些研究的结论，我在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海德格尔著作中读解出了正当和不正当的写作，其说明了写作方式很快地拓展到或影响到生命。我的结论是，在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中，可以找到一个建设性的方式，来界定生命中的死亡的表象、生命政治中的死亡政治学的表象。

如果说在第一章中，我带着先入之见描述了海德格尔的生命政治学，那么第二章读起来更像是当代意大利思想预言的死亡编年史，尤其是最近阿甘本的著作和新翻译的埃斯波西托的著作。这里并不想列举太多我的观点，这一章的主要问题涉及的是阿甘本最近的《王国与荣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还有《语言的圣礼》（The Sacrament of Language），以及《什么是装置？》（What Is an Apparatus？）中的加强版的死亡政治学。的确，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在讨论“装置”（apparatus［dispositif］），阿甘本有意地将这个词与海德格尔的不正当写作的观念并置。

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转向了对埃斯波西托的《第三人格》（The Third Person）和他的论文集《政治的术语》（Terms of the Political）的解读，还有一篇文章《人的装置》（“ The Dispositif of the Person”）。我的解读是，埃斯波西托试图思考一种非人格的生命可能性，借此避免太过密切地依循海德格尔的研究路径所带来的问题（正如我指出的那样，这会随之带来其他问题）。

第三章会关注其他哲学家的作品，今天他们与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一起探索着生命中的死亡的路径。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思想是这一章的主题，尤其是他新近翻译过来的两部作品。在这里，与在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那里一样，正当和不正当产生了对从生物技术到愤怒的一切的深刻的死亡政治学的解读。

和今天死亡政治思想旅途上的各个站点一样重要的是，在学术会议上这位学者的反对意见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如果生命政治已经被死亡中的技术印记撕裂，那么它何以能对写作“一本我们自己的批判本体论”有实际上的用处呢？

在最后一章中，当设想一种生命实践的时候，即一种或许可以避免让技艺陷入不可避免的死亡困境的实践，我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来。

从福柯的《安全、领土与人口》（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开始，然后转向他晚年的《主体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我说明了福柯是如何通过尝试，在自我所掌控的生命中来定位生命权力的谱系学的。以此为基础，我通过注意力和游玩的范畴描绘出生命的实践，来回应福柯认为自我要为今天的生命权力负责任的诊断。借鉴了西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论驱力和否定性的著作，以及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之后，我提出了注意力和游玩中的生命实践，可以更好地回避掌控（mastery）的问题，而这正是本书所研究的许多关于技艺的论述的特征。

最后我给出了一个带有希望的注解作为结论，设想了一种游玩实践的可能性，按照尼采的透视论（perspectivism）的说法，这种游玩实践或许具有一种“行星运动”（planetary movement）——只能或者最初只能从死亡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全球化的另一面。

本书的写作受益于我的友人。第一章一开始是我长达一个星期的讲座的讲稿，即2008年我在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讲座。

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读者可以在本书的各角落发现他们给出的评论和建议。2010年夏天，我在伦敦贝克伯克法学院（Birkbeck’s Law School）担任常驻研究员，那时我撰写了第二章和最后一章的第二部分。感谢彼得·菲茨帕特里克（Peter Fitzpatrick）和帕特里克·汉纳芬（Patrick Hanaf in）的热情邀请，以及与我一起工作的学生干部和教职工，尤其是茱莉亚·克里索斯塔利斯（Julia Chryssostalis）、纳坦·摩尔（Nathan Moore）和何塞·贝利多（Jose Bellido）。他们会看到他们慷慨给出的建议包含在这些章节中。言归正传，在2009—2010年间，我在康奈尔大学人文学会完成了本书的第四章的各个部分。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以及学会的主任提摩太·穆雷（Timothy Murray），他们认真阅读了我的稿子。我还要感谢以下朋友，在写作本书时给出了无私关怀：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塞尔吉亚·阿达莫（Sergia Adamo）、伊达·多米尼加尼（Ida Dominijanni）、切萨雷·卡萨里诺（Cesare Casarino）、弗朗科·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亚当·西茨（Adam Sitze）、格雷格·兰贝特（Gregg Lambert）、凯文·阿泰尔（Kevin Attell）、阿德里亚娜·卡瓦雷罗（Adriana Cavarero）、罗西·布拉多蒂（Rosi Braidotti）、卡特里娜·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卡伦·平库斯（Karen Pinkus）、米切尔·格林伯格（Mitchell Greenberg）、布鲁诺·波斯蒂尔斯（Bruno Bosteels）、劳伦特·杜布罗意（Laurent Dubreuil）、西蒙娜·皮内（Simone Pinet）、凯特·布拉德古德（Kate Bloodgood）、鲁特·马斯（Ruth Mas）、玛丽-克莱尔·瓦鲁瓦（Marie-Claire Vallois）、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大卫·菲利斯（David Ferris）、费德里科·弗莱德曼（Federico Fridman）、洛伦佐·法布里（Lorenzo Fabbri）。我还要感谢嘉里·伍尔夫（Cary Wolfe）和道格拉斯·阿玛托（Douglas Armato），在我完成该计划时，他们表现出了至高无上的“后人类”式的耐心。

最后，本书献给米歇拉·巴拉尔蒂（Michela Baraldi）、亚历桑德罗·坎贝尔（Alessandro Campbell）和尼古拉·坎贝尔（Nicholas Campbell），每一天，你们都在教我如何游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