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的老鹰”与“卑鄙的鸽子”——日本帝国的毁灭之路

作者：王升远

1951年5月5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被免职回国后，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做了一番深深刺痛日本人的演讲：

当然，德国的问题与日本的问题大相径庭。德国人是成熟的民族。如果说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其发展程度上，在科学、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45岁的中年人的话，德国人也完全同样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时间上的古老之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12岁的孩子。

正如任何处于受指导期的儿童，他们易于学习新的规范、新的观念。你能够在他们那儿灌输基本的概念。他们还来得及从头开始，足够灵活并接受新的观念。

演讲中，麦克阿瑟毫不掩饰美国君临日本的家长式权威，他在炫示美国对日绝对统治力的同时，亦强调了欧美文化视野下日本巨大的“可塑性”。当然，这种正面意义上的“可塑性”又几乎与另一个令人忧虑的词——“不确定性”如影随形地纠缠在一起。在英文中，“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一词意味着“令人无把握的局面”。而帝国日本的近代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有着巨大“可塑性”的年轻国家，在“非计划性和非组织性”的近代化道路上横冲直撞、给亚洲地缘政治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又进而发展为“令人无把握的局面”，并最终灰飞烟灭的历史。正如丸山真男（1914—1996）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非计划性才推动了‘共同谋划’的进行。这里存在着日本‘体制’最深刻的病理。”对明治以降的体制性病弊之反思是战后初期日本思想界的一项主要议题。却顾所来径，或为往昔思咎省己，或为来日杜渐除微，人们通过历史回望，探求天皇制国家盛极而崩的病理，重审被这段残酷历史无情操弄的自我。回望历史，识者惊觉当下日本的重大政治问题和思想困局，大多能在明治时期找到或隐或显的病源。

事实上围绕这一议题，思想界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讨论出现在2018年，即明治维新150年。正是在这一年，马国川出版了其“日本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作者坦言：“作为一个记者，我愿意做这个时代的记录者，也愿意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较之于探索大国崛起秘密的《国家的启蒙》，马氏新著《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则旨在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日本帝国近代史为域外镜鉴，为新兴市场、后发国家的发展寻求有效的历史经验。以马国川讲述的帝国往事为起点，解析“非计划性”中的诸种因素以何种作用机制推动了“共同谋划”的动态形成，进而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揭示昭和初期日本政、军、商、学各界和各派之间聚散离合的力量关系，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日本近代化歧路背后之历史结构的理解。

在与加藤阳子的对谈中，评论家佐高信称其常以“正直的老鹰”和“卑鄙的鸽子”来区分政治家的不同类型，在他看来，前者虽广受国民欢迎，但后者则“更能胜任政治家的角色”。事实上，日本法西斯化的历史正是“正直的老鹰”不断啄击直至击溃“卑鄙的鸽子”之历史。何谓“卑鄙的鸽子”？丸山真男曾指出，日本法西斯运动区别于德、意两国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农本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城市、工业、资本、官僚和政党政治的仇视。橘朴曾对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动机有过如下总结：“中央统制力的内涵便是资本家政党的霸权，此次行动是志在反资本家、反政党的一股新兴势力发起的、对其暂时性的阻击，……期待能够间接改造祖国，将勤劳大众从资本家政党的独裁及其压榨中解放出来。”军部如是，民间亦如是。192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底层社会对政党政治的低效和无能感到愤懑，他们怒斥：“现有政党出卖了我们，成为大资本家的政治奴仆，把工商农业的中产者踩在脚下。”7然而，事实上正是这些民众眼中“卑鄙的鸽子”，对内阻滞了突飞猛进的全体主义进程（如原敬、河合荣治郎、斋藤隆夫），主张限制君权、伸张民权（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桐生悠悠、浜口雄幸），拒绝支持以牺牲民众利益、国家利益成全军阀的对外侵略和殖民（如石桥湛山、室伏高信）；对外则通过国际协调，为日本赢得了发展空间（如原敬、阿部守太郎、新渡户稻造、牧野伸显）。憾乎这些为民抱薪或为自由开路者却因其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有限的妥协和中道路线而被视为“非国民”、“卑鄙者”，为民众所唾弃。他们在铁屋中的困苦与挣扎、呐喊与抗争都是马国川在该书中全力彰显的——那是漫漫长夜中星星点点的理性与智性之光。

如果说1921年65岁的首相原敬（1856—1921）遭18岁青年中冈艮一刺杀预示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命运多舛，那么，1938年陆军部军务课课员佐藤贤了（1895—1975，其后官至中将）在众议院审议《国家总动员法》时，面对议员们的质疑竟以“闭嘴”斥还，则更具象征意味，昭告了日本议会制度至此已名存实亡。在这十多年间，军部与重臣元老、贵族院、枢密院、议会、政府等各股力量间的复杂博弈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潜藏在社会底层、体制外的政治恐怖主义传播开来所引发的寒蝉效应。中冈艮一的精神偶像乃是刺杀了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的29岁青年朝日平吾（1890—1921），而朝日所服膺的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祖”北一辉（1883—1937）。但无论是北还是朝日，都打着底层旗号，以“改造日本”的志士、爱国者之面目示人，并以此俘获了大量的精神追随者。同样地，就如同马国川在评论“五·一五事件”时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只要强调犯罪动机是单纯的，是出于至高无上的爱国热情，军人的残暴行为就很容易得到民众的谅解。‘五·一五事件’不但没有损害军人的社会形象，反而强化了唯有军人才是真正爱国者的社会舆论。”这种“唯动机”、“唯立场论”的泛道德化评判、拒绝理性讨论的激进风气因未得到有效遏制转而演变为吞噬一切的狂潮。换言之，“正直”成了“老鹰”的通行证，而“卑鄙”成了“鸽子”的墓志铭。然而，讽刺的是，这场狂潮中引领风骚的弄潮儿——朝日平吾和北一辉实则并不糊涂，他们对颟顸的追随者是心怀鄙弃的。朝日在遗书中坦言：

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满20岁的青年，他们不像今日之有识青年会算计，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征为愚直、不言实干、莽撞，立于信念、不为名利而动，故坚强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决死的真实。强烈鼓吹天下之事皆为赌博的人生观，与其病死，不如诛灭奸人而死等等男子汉的豪爽之气。加上没有父母没有家庭没有教养，因此有咒骂世道之眼光与对贵族的深恶痛绝，因为愚钝才可靠。

另外，就像马国川所敏锐察知到的那样，北一辉的信徒们并不了解精神导师对自己的背叛——“北一辉声称站在工农与城市贫民即社会底层的一边，他所宣扬的理论就是要打倒财阀。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一辉似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敌人，财阀的敌人。可是暗地里，他却接受财阀的资助。这就是历史的真相。而信奉他思想的年轻人却不明就里地去杀财阀，并为此丧命。”

受权刊发，选自《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王升远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6月。

当然，对于鸽子，老鹰们的应对方案也颇有不同，官方与民间双管齐下，双向联动，法西斯运动的空幻性、观念性和无计划性在此展现地淋漓尽致。对于控制政商两界命脉的自由主义、政党政治的实力派人物，最粗暴、有效的方案自然是策动恐怖主义暗杀。马国川在书中详述了鸽群中那些有全局眼光和国际视野的技术型、务实型官僚和财阀何以一一殒命于雏鹰们的刀枪之下。在原敬和安田之外，18岁的冈田满和21岁的宫本千代吉刺杀了负责对华事务的外务省政务局局长阿部守太郎，23岁的爱国社成员佐乡屋留雄刺杀了61岁的首相浜口雄幸，血盟团盟主——僧人井上日召倡导“一人一刀杀一人”，并策划谋刺前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财团理事长团琢磨。相比之下，被25岁的黑龙会成员池田弘寿羞辱的朝日新闻社长村山龙平或许都已属侥幸。

日本史研究者们素喜以“大正民主主义”的说法对大正时期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做出积极评价，这显然是以明治时期和昭和初期为潜在参照系而形成的相对性论断。“昭和维新”的拥趸、“近代的超克”论者皆奉“明治维新”为正朔，而对所谓“大正民主”弃若敝屣。然而，事实上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初期，“民主主义”虽起伏不定、气若游丝，但日本的“帝国性”却是一以贯之的。以故，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选择以“帝国民主主义”来表述大正时期的日本政治、社会属性。但须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被史家高度评价的议会政治之所以能短暂存续，并一度成为日本政治权力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于大部分政治领袖都只是将民主作为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他们所追求的也无外乎是天皇制国家的强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其对手是殊途同归的。

对于时局中另一个“不和谐”的声部——共产主义，老鹰们则以胁迫“转向”的方式劝诱其归顺体制。以佐野学和锅山贞亲等在狱中宣布放弃信仰、支持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为起点，这支对抗军国主义的重要力量很快从内部被瓦解。甚至连始终不愿屈服的作家中野重治也不得不在1942年2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意识到数年来我所坚定不移的道路是错误的”，并于半个月后的2月17日致信原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请求加入日本文学报国会。鹤见俊辅曾指出：“‘转向’的另一个条件，是日本民众对‘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引者）的热烈颂扬。因为他们全心奉献的对象——人民，却支持与他们本身信仰相悖的目标。此时，他们有一种孤立于人民、周遭亲友和家人的感觉，这种孤立感使他们决定转向。”而事实上，“民众对排外主义战争的支持，正是使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归于失败、使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取代对英美协调路线并得以巩固的决定性条件”。

在自上而下的鹰群夹击下，为生民立命的鸽群腹背受敌，岌岌可危，蓦然回首，身后竟已空无一人。自大正至昭和初期，鸽子的面目其实并非自始清晰可辨，实际上它是一个具有相当杂合性、包容性的群体，内部甚至存在着尖锐对立的立场与主张。他们不过是在与老鹰相抗的意义上逐渐被排斥、倒逼出的虚幻集群。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指出，互为敌手的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了自卫，曾在1930-40年代放下成见，合作抵抗法西斯，这是20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富历史性诡谲的一刻。日本亦可作如是观，尽管1945年一元性的政治力量土崩瓦解后，似乎两者又回到法西斯主义抬头前的时代，重新拉开阵仗，争夺思想市场。沿着这一脉络思考，我们会发现这种“举国一致”幻象背后所遮蔽的鹰—鸽对立的二元结构，以及“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之间互为敌手、有合有分的三角关系。这恐怕也是今人思考战时甚至战后日本思想史所不可忽视的维度。

当温和派学者美浓部达吉、河合荣治郎的著作皆因涉嫌“妨害安宁秩序”而被查禁、作者亦遭到攻击、恐吓；以退出国联让日本沦为“世界孤儿”的松冈洋右反被当成“国民英雄”而受甘棠之惠时，帝国便已是脱缰的野马，睥睨万国，向着“妨碍世界安宁秩序”的歧途一路狂奔，势不可挡。事实上，对任何国家而言，外交往往都不过内政的延伸，二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国家的歧路》中，马国川也将近代日本的症结归结为启蒙思想的问题，他指出：“由于日本的启蒙思想不彻底，导致日本国民中普遍流行‘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又破坏了‘对内立宪主义’，最终将国家推进了对外战争的灾难之中。”14此言不虚。福泽谕吉（1835—1901）在他那本闻名世界的《文明论概略》中指出，从原理上来说，个人的自由独立、人民的智德，其价值都优先于国家对外的独立；然而，从实际上来看，在日本与外国的力量对比显著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维持国家独立乃当务之急，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也因此遭受压制。明治时期的民权运动领袖板垣退助（1837—1919）也同样认为，当国权与民权发生龃龉，后者须让位于前者，“原理”与“实践”的断裂遂使后者名存实亡。明治时期民权运动的不彻底性使得民权屡屡被以国权之名侵犯，直至侵蚀殆尽，以虚假的外患整肃内忧也成为军国主义国家权力屡试不爽的政治手法。而其中间路径便是将国际政治伦理置换为血亲伦理，将国家拟人化，甚至连曾在辛亥革命时担任孙中山法律顾问的寺尾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吉野作造亦莫能外。帝国的“颜面”常常超过了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成为优先级。或许，将所谓的“我破国荣”的参政心理视为军政意义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亦非过言。很难说松冈洋右与德意结盟的赌徒心态、山本五十六在太平洋战场孤注一掷的搏杀与此无关——一个个让渡了个人权利、放弃了自我的国民组成了一个沉默的、名为“日本人”的巨大整体，而他们的敌人是这个世界。

眼见他起高楼（明治时期），眼见他宴宾客（大正时期），眼见他楼塌了（昭和初期），这就是日本近代史的悲喜剧。战后初期，痛定思痛，思想界普遍意识到近代以降日本帝国虽在技术层面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近代的自我”却始终未能确立起来，思想和精神层面尚未实现“门户开放”；于是，重建“自我”以及日本与世界的关联、重塑世界秩序中的“新日本”不仅是战后日本政治、思想的重要问题域，也是美国对日改造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却遭受了始料未及的挫折。就像鹤见俊辅所批评的那样：“西洛塔（即贝雅特·西洛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他们本来是想走得更远的。当初他们写的并不是‘国民’的平等，而是所有人（All Natural Persons）的平等，是将外国人也包括在内的平等，是日本政府在翻译等过程中给变了的。”将“平等”限定为“国民”间的平等，而不涉及“所有人”，这无疑是近代以降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所惯有的统治逻辑。当我们高度评价1945年的划时代意义时，也不要忘记，战时的“旧结构”依然以不易觉察的形式溜进了新时代。战后被植入了这一观念的宪法将把麦克阿瑟口中年仅12岁的年轻国家引向何方，尤其在这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能做的唯有站在思想和时间的一边。（原载《读书》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