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自清末民初的变局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整体问题是，以“四部之学”为框架的经史传统如何应对西学的冲击。“七科之学”东渐既是大势所趋，经史传统遭到猛烈的肢解，不得不分立于文学、哲学和史学学科。而反过来说，在“七科之学”中，至少文、法、商诸学，即所谓人文社会科学，面对中华文明长达数千年的学术体系，亦必有水土不服的遭际。学科专业化造成的问题，绝不是今日学者才意识到的。
当此新旧并立、民智开启之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开辟播种，而竟以社会学译述为首功，然后诸说纷起、激荡思想，有似战国百家之局面。据黄克武之说，严、章二人之所取舍，正代表了清末两种社会学传统：一种是“调适”的生物社会学和单线历史观，另一种则是“苦乐俱进，有进有退”的社会学。章太炎更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文化自主意图，此后又基于革命立场撰文以辟严复（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文汇报》2011年8月22日）。若将时间更往后拉长，这种取向与趣味的差异，实则也正可以作为一条主线，理解清末至1949年半个世纪的社会学译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思潮。
若自1903年算起，至1920年前后，将近二十年间，西方社会学著作的译介相当零散。究其原因，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成立有关。而待到胡适等人归国，才真正带动了系统的译介工作。1920年可以算作一个大致的节点，西方社会学著作的成规模译介大概始于此时。陶孟和等人开始有意识地推动翻译，较早的译著有美国社会学家爱尔乌德著的《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1920年）等。从1930年左右开始，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西方社会学译介的一段黄金时期。
在半个世纪之间，中国学人译出的社会学著作无虑数百，既有学科意义上的严肃著作，也有面对大众的通俗读物。面对这些知识的遗产，确有下功夫整理的必要，如此方可重燃故纸之余烬。而沙汰之标准，不能全然以今日学科标准强加于前人，故在以社会学为主的情况下，不完全拘于狭义的社会学学科。
本次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西方社会学文献丛刊》共分为四辑：第一辑主要包括社会学原理及构成；第二辑以社会学史及社会思想史为主；第三辑以人类学为主；第四辑的主题是社会改造与建设，共计60部。在各辑的编次原则上，大致按编译时间之先后，又考虑国别、流派和主题分类，而其间不免偶有杂错者。这是一套涵盖了中国近代西方社会学领域历史史料、学术观点及理论应用等内容的丛书，系统编选中国近代西方金融学文献，综述社会学领域中各核心理论研究的来龙去脉等，为读者全方位地展现了西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及思想变化。
第一辑
第二辑
第三辑
第四辑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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