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律师都有钱,原来吃的都是“人血馒头”!
孩子去世后,父亲韦先生拿到近89万赔偿款,但其中55万被律师收走,一笔原本用于慰藉痛失幼子的巨款,最终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法律规定最高只能收取18%代理费,这笔买命钱为什么一半多进了律师的口袋?
悲剧的底色,是一张两万元的支票
2019年,故事的起点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家庭悲剧,六个月大的男婴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口,还没等到救治,生命就戛然而ت止。
尸检报告指向“呼吸道异物吸入”,而一份医疗过错鉴定则认定医院存在“未尽到急诊负责义务”的过错,但参与度不高属于次要因素。
孩子的父亲韦先生,一位从广西来广州打工的男人,文化程度只有小学,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他能想到的维权方式朴素而直接。
他曾将另一家小诊所告上法庭,为孩子的死讨回了两万元的公道,在遇到邓律师之前,两万元,或许就是他对“正义”的全部价格想象。
2022年6月,就在韦先生向涉事医院递交投诉材料的第二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打电话的人正是邓律师。
他不仅对案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言语间还透着一股能把事情办成的笃定和专业,这份“神兵天降”般的精准,让韦先生看到了希望。
对于一个深陷悲痛、文化水平不高且求助无门的父亲来说,这通电话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他没去深究这位律师是如何在24小时内,就拿到了他的私人电话和案件细节的。
他只知道,一个看起来能帮他讨回公道的“能人”出现了,邓律师的出现好像是漫漫长夜中的曙光,但是这份曙光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
88万的“胜利”,与55万的“代价”
之后的一年中,邓律师确实展现了他的“能力”,他介入后案件的走向远超韦先生的预期,按照那份“医院负次要责任”的鉴定,赔偿金额本应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内。
在2023年秋季,邓律师凭借他口中的“努力、技巧和水平”,最终为韦先生争取到了88.8万元的赔偿款,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可是,胜利的果实尚未捂热,一张惊人的账单就摆在了面前,88.8万元中有约55万元作为“费用”流向了邓律师一方,正义的天平看似稳稳地落在了韦先生这边,但抬起一看秤砣竟比黄金还重。
这是什么概念?
行内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类涉及人身伤亡的案件,法律明文规定禁止风险代理,即便参照其他案件的风险代理费率,上限撑死也就18%。
按此计算,这笔88.8万的赔偿,律师费的“天花板”应在16万元左右,55.5万已经是这个数字的三倍还多。
律师真的骗人了吗?
支撑这笔天价收费的,是一份处处透着蹊跷的合同(2022年),签约主体并非律师事务所,而是一家“科技咨询公司”。
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为何要用一家科技公司的名义来签约?
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问号,像一层刻意披上的迷彩服,试图模糊服务的法律性质,并且合同的条款简单到近乎粗暴:“赔偿金23万元以上的部分,作为乙方的咨询费”。
这意味着韦先生一家只能保底拿23万,多出来的每一分钱都成了服务方的囊中之物,这与其说是代理,不如说是一场结果对赌。
更令人心惊的细节是,韦先生承认自己曾在赔偿金额空白的《承诺书》上签过字,这份书面承诺书规格并不完整,上面的金额没有填补,而是一个可以任由甲方支配的空白!
信任的裂痕,早在签字的那一刻就已埋下,当韦先生事后得知,当2024年赔偿款真的下来以后,更可笑的事情发生了,家属分得25万,律师这边拿走54万巨款。
两人拿到的钱,虽说总数与88万照不上,但实际上家属这边是占了小便宜,因为比他们预期的赔偿多出两万块,看似是律师做了好人,可家属已经坠入一场谋财的套路当中!
律师起初告知他的总赔偿额是79万,而非实际到账的88.8万时,两方的矛盾彻底爆发,面对韦先生的投诉和舆论的质疑,邓律师坚称自己“问心无愧”。
他认为这并非违规的风险代理,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协议收费”,他将韦先生的举动归结为“见钱眼开”和“不知感恩”,并强调若非自己的专业能力,这笔钱根本无从谈起。
可是,广州市律师协会已经正式立案,案件进入听证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律协在调查中,还发现了邓律师“其他涉嫌违法违规执业行为”,这暗示着天价收费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结语
这场风波的最终裁决,将不仅仅是对一笔费用的定性,更是对一种行为模式的审判,它试图在“高超的专业服务”与“无度的贪婪索取”之间,划下一道清晰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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