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摘

每一件新闻作品出来，读者看到的都是稿子前面记者的名字，永远不会知道稿子背后那个至关重要的人——编辑。

新华社早年流传着一句名言：“大编辑，小记者”，其含义一目了然，正如那句“好新闻后面必有好编辑”，编辑的水平直接影响到稿件的质量。那些具有大家风范的编辑们，有着远高于记者之上的功力与智慧，包括政治水平、思想深度、境界情怀、文字修养，在他们手中常常使得一篇如粗糙毛坯的稿件或画龙点睛焕发生机，或化平庸为神奇，甚至在看似无望处抓到星点火花开掘出新的生命。

回望我的记者生涯，每一篇能留下的稿子，无不渗透着稿子背后那些“大编辑”们的心血。

何为“大编辑”？

我大学毕业进新华社初期，在国内部值班室做“第一读者”，兼做晚报编辑助手。有一天得到一个信息，15岁的彝族小歌手曲比阿乌要在工人体育场参加一场大型演出，我想这可以写一篇晚报稿，编辑说你去试试吧。我知道谁也没在意，对于我这个对新闻一窍不通的中文生，就当一次练习。

那天晚上是如何钻到工人体育场后台采访的，我都忘了，记得的是，连夜赶回社里写出一篇300字的小稿，兴奋不安地交给了当晚值班的值班室主任舒人。舒人是那个年代全新华社仅有的两名编审之一，他编稿的功力无人不赞。当年新华社那篇推动了历史进程的消息《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就是舒人从1万字的会议稿件中火眼金睛抓出来的。

不到20分钟，稿子回到我手上，定睛一看，300字的小稿子改得密密麻麻，段落打破，文字精简，几乎重新写了一遍，原来啰里啰唆条理不清的稿子变得简洁明快生动有趣，题目改得更亮，原来是——《彝族的小歌唱家在北京》，改为——《彝族的小百灵鸟在北京》。我第一次被“编辑”这项工作震撼到了。稿子发了晚报稿，意外地被几十家晚报、日报采用，贵州日报甚至用在了头版的报眼。舒人拿着报纸，在值班室的大会小会上表扬这篇小稿子写得好，却只字不提他的修改。我心里再一次对“大编辑”升起由衷的敬意。

之后，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一路都是在这样的“大编辑”手下成长进步的。李峰、李耐因、黄正根、徐心华、邹爱国等，都是我经历过的给我以巨大帮助与启蒙的“大编辑”。其中徐心华是当时我所在的政治编辑采访室主任，那时期我的大部分稿子都是从他手上出去的。那年，我接到采写一群研究党史的老同志整理撰写烈士传的稿子，我采访了好几天，获得很多素材，但无力驾驭，稿子写得昏天黑地，毫无章法，既不像通讯，也不像访谈，稿子的题目是《英魂丰碑》。徐心华拿到稿子后，皱着眉头编了整整一天，稿子的每一页都被改成了大花脸，最后稿子以题为《在亿万人心中树丰碑》播发，署名“新华社记者张严平”。各大报纸纷纷刊用，《人民日报》在显著版面一字未动用了大半个版。这篇稿子受到社里的表扬，国内部编前会上更是多次被表扬肯定。我又欣喜又惭愧。徐心华高兴得不得了，他对几位同志说：“小张的稿子确实是需要编辑编辑的，枝枝杈杈太多，但是她的稿子一搭眼就总有那么一点让人心动的东西。”这句话传到我耳朵，给予我莫大激励。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老徐说的“那点让人心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至今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越来越确信，我所经历的每一代“大编辑”们，一直在矫正、提高我稿子的质量种种问题的同时，亦在努力地呵护着我那一点“让人心动的东西”。

的确，一个“大编辑”的功力智慧，不仅表现在他对稿子作出的改动，还表现在他对一篇稿子任何一点闪光之处的识别与呵护。就像舒人说过的一句话：“编辑不应该按着自己的喜好或者一成不变的格式把不同记者的稿子都修剪成一个模式，而是要了解尊重他们各自的特点，小心翼翼地去保护这种特点。”

我记者生涯的后半期，更多从事人物典型报道，也更多更集中地感受到了“大编辑”们给予我的引领。

30多万字的《穆青传》，是由前任副社长冯健，时任总编辑南振中，时任副总编辑何平殚精竭虑精心修改而成，字里行间凝聚着他们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文字修养。

我曾在时任社长李从军的指导下写过《走向希望的春天》《永恒的召唤》等稿子，在每一篇稿子的反复讨论修改过程，从军社长的意见都让我获益匪浅。

曹绍平、刘思扬、张宿堂、唐小可等，同样是在我的一篇篇稿子中留下了让我领悟很多、学到很多并给予我最大发挥空间的“大编辑”。其中《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篇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稿子，就是由时任国内部主任张宿堂连夜精心修改、编辑签发的。我在政文采访室工作时，室主任刘思扬深知我的长处和短处，便把我从日常的跑口采访中抽离出来，只负责人物报道，并决定对我不按常规稿子数量考核，只需完成手上的人物报道，就视为完成考核任务。这样就给了我发挥专业长处的最大空间和安心环境。

何平同志是我记者生涯中经历时间最长的一位“大编辑”。就像他在新华社总编辑这个岗位上十年寒暑春秋编辑签发的难以数计的稿件一样，十多年中，我采写的大部分重要稿件都渗透着他的思想、智慧与心血。新华社名专栏《新华视点》首任负责人陈芸曾经说过：“何总看过的每一篇稿子，都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启发与思考。”

人们通常会认为，已经经过部门编辑看过的稿子最后送给领导审阅签发，领导在上面画个圈签个字就可以了。是的，完全可以。但是，我经历的新华社两任总编辑南振中、何平从来不是这样，送到他们手上的每一篇稿子，他们都会从头至尾逐字逐段地精心修改。

我的记者生涯中只有一篇稿子经由南总审阅签发，就是那篇《农民为乡村医生立碑》，这唯一的一篇稿子，让我收获无穷，受益一生。

在何总手里经历的稿子最多，几乎每一篇稿子的改动都在记忆中闪亮，那些行文中的改动实在太多太多了，难以记述，常常几个字的改变，一句话的增删，就会让稿子有了新的生机。至于每篇稿子标题的改动，更难以忘怀，每一个改动后的标题都令人满满回味与收获。

《永远的向日葵》，三个小标题的重写——

“他站在铁轨上，听着死亡列车的汽笛，心中十分清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替换了原来的“选择题的简单答案，使他学会了与狼共舞”；

“生命真是个奇迹，不管在哪一个段落，都有最美丽的风景，只要不轻易地关上梦想的窗户”替换了原来的“在生命的赛场上，他终于撞线了”；

“我努力维持着日记的美丽，不让疾病的颜色沾染，更不想让死亡的气息把它渗透”替换了原来的“他给自己画上了句号，却把问号问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

对比原来庸常的表述，改后的标题可谓化平庸为神奇，使得这篇稿子的意境、气质得到全新的升华。

《写给英雄母亲的信》，这一标题朴素、真挚，替换了原来概念模糊的《英雄泪》，让这篇稿子有了目光深挚的“眼睛”，以及直抵内心的感染力。

《一位老人与300名贫困学生》，这一标题突出了稿子最重要直接的两个元素，替换了原来空洞不着边际的《他有颗太阳的心》，使得这篇稿子的人物形象有了雕塑般的根基与力量。

《用爱点燃爱》，这一标题替换了原来的《“麻风村”的爱心使者》，高下一眼可见，使得人物内涵有了本质的升华。

《他用生命留下一片光明》，这一标题替换了原来的《他的身后留下一片光明》，仅仅三个字的改动，给人的感染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这一标题在原来的《太阳照常升起》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字“明天”，使得稿子更具有鲜明的新闻性、现实性与意境。

《穿越时空的呼唤》原来的大标题和四个小标题全部废弃重写，行文更是全部打乱重新整合，几乎是在一块毛坯中重新雕刻出的一件崭新的作品。

《严平走近》栏目开办后，每一篇稿子无论大小，都经过何总的精心审阅修改，从标题到行文，改动之处不胜枚举。每一篇从总编室拿回来的稿件，都如经历炉火淬炼，焕然一新。

但无论怎样改动，何总对每一篇稿子的特点风格总是精心呵护，很多在第一道编辑手里被删去的文字，到了他这里又被完全恢复。他曾在国内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的记者要努力培养自己的风格，比如张严平的稿子一拿来，不用看名字，一读就知道是她的。我们的编辑要努力保护记者的风格。”

一生的记者生涯，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大编辑”对于记者就像园丁一样，有一双慧眼发现他们的长处，同时还深知他们的短处；一边不断地修剪打叉矫正，一边让他们的长处更长。他们又像是一锤定音的雕塑家，每一篇稿子的毛坯到了他们的手里，就会在刀笔起落之间，剔除冗杂，凸显神韵，画龙点睛，焕然一新。有什么样高度的“大编辑”，就能培养出一支与此相呼应的记者队伍，新华社自不待说，我特别喜欢的《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年轻的新人走马灯似的，但水准从不掉线，最关键的保证，就是他们有一群卓尔不凡的“大编辑”。

新华社一代代杰出的“大编辑”很多很多，在此我只是仅就自己稿子的经历记述一二。据老同志们说，老社长穆青就是新华社头号“大编辑”，他改稿子常常在办公室通宵达旦，抽烟抽得烟雾腾腾。早晨人进去都看不清他的脸。有一次他改郭超人同志的稿子，为保留一段还是删除一段两人发生争执，穆青又气又急，扔下一句话：“改你的稿子就像割你的肉！”正是在穆青等前辈“大编辑”们的手下，诞生了新华社90多年来灿若繁星的经典名篇。

深深感恩。30年的记者生涯，我完全是在“大编辑”们的引领培养下成长进步起来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所收获的一切。读者们在我的稿子上只看到署名“新华社记者张严平”，我想告诉他们，稿子的背后有一行更大更夺目的名字——“新华社大编辑”。

（本文摘自《时代面孔：新华社领衔记者笔下的人物肖像》一书）

《时代面孔：新华社领衔记者笔下的人物肖像》

张严平 著

新华出版社 2025年4月

定价：96.00元

ISBN：978-7-5166-78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