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教授谈舒红兵：未全职回国却获北大长江特聘，师生恋留不好印象

7月18日，饶议科学公众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舒红兵有多重争议。一是待遇职称，在未全职回国时被任命为北大长江特聘教授，不符合规定；二是学术合作蹊跷，与不同领域的老院士联合发文；三是经费不寻常，生科院给了他高额的经费；四是师生恋问题，与北大本科生恋爱，从中国带到美国，在美国时违反利益冲突原则，在北大生科院的师生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和影响。

正文

由北京大学生物系自身发展、合并清华生物系，衍生出生命科学学院，今年一百周年。

北大生物在历史上有过几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如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汝琪、在北大写出最后通行世界的英文《群体遗传学》的李景钧，和其他几个学科的几位。

但是，总体来说北大生物的研究在1949年之前远不如美国支持的协和医学院，在1949年之后远不如中国政府支持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长期不如中国科学院上海部分的几个研究所，2000年之后远不如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

也许与以上事实相关，北大生物在2007年之前只有一位本身产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两位校友在科学院工作当选院士之后回北大。

在经过复杂的发展历程后，到2000年代，其他学科的老教授逐渐退出，老院士成为院内最主要的老教授。老院士对北大生物多方面贡献，其中他带领同事和学生主编的《细胞生物学》迄今仍然是中国高校细胞生物学最重要的教科书。

我到生科院时，老院士是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从学术上，老院士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当之无愧。但是，1）他患病后身体没有百分之百恢复到原状态；2）学术委员会除了他之外好像还有三位他以前的学生；3）另外学院还有三位副教授好像是他以前的学生，如果某个时候需要讨论他们，那学术委员会是很多人回避还是不回避？

每次开会请他出席在时间上需要考虑他的健康和行动，同时老师们可能心里还要考虑与其学生们的关系。因此，我思前想后，不得不更换学术委员会主任。

这种考虑，不涉及个人关系。我以前不认识他、也不认识其学生们，而且没有人告诉我各种人事关系。但任何人到位都会一目了然。从工作来说，肯定应该更换。

我提议后，北大很快正式行文同意。但学校同时非正式提醒我，应该先与老院士沟通一下，之后再公布。

我想，如果我去解释，前面肯定是说老院士怎么怎么好，“但是”，问题就在怎么“但是”。如果以前百分之百都好，就不应该换。如果换，就要“但是”。那么，“但是”之后说什么？

凡是有“但是”的对话，有些人听了之后记住“但是”之前的话，绝大多数人记得清清楚楚的可能是“但是”之后的话。

我实在想不出如何说了“但是”，而让老院士忘记“但是”之后的话。

所以，我没有听从北大好心提醒的“提前沟通”，而让事情顺其自然。

结果，老院士从未提意见，他的学生们也没有一个明确提出反对。

也就是说，老院士和他的学生们都非常通情达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顺利换届，此后委员会具体工作安排更加方便、而同时也给学院带来新文化的信号。

我到任前，好像老院士自己还有实验室，他有三个学生有独立实验室，还有三位学生是非独立的副教授（其中有一位似乎是作为培养接班的模式）。好像还有两位学生的配偶也在学院工作。以前有一位学生是院领导。我的任期中，老院士一位学生是副院长。

我到任不久，老院士一位以前的学生申请北大生科院独立教职。他在哈佛做的博士后，发表了一篇Nature论文。我在其面试后的讨论发言中指出其研究单调，投票的结果他没有通过。可能有一些老师不高兴。最后投票是公布的，多少赞成多少不赞成，大家都知道。

行文至此需要说明一下，我上任后很快成立的多个教授委员会，其中一个是招聘委员会。

我从开始就对委员会和生科院全体老师明确招聘程序，也明确：不记名投票、投票结果完全公开给每一个参加投票的老师，我参考投票结果，不一定都按投票结果。

但是，实际上，在我任上，我百分之百按照了投票结果。

那位申请人没有被录用，有些老师不高兴。细胞生物学学科有一段时间不太积极招聘，认为我打击了他们。实际上我的判断是对的，那位后来去了其他地方，好像一辈子就那一篇Nature，其他研究显然不如生科院后来招聘的很多人。当然，如果那位学生真有研究潜力，而且当时研究方向确实不同于老院士和其他学生，在学术上，引进是可能的。但我首先判断其实潜力不够，一锤子买卖，不能保证长期的水平。

老院士没有为此提出过意见，但他的学生是有意见的。有些人认为发Nature的就是厉害，不能不要、而应该抢着要。

如果引进了老院士的第七个学生，可能还有其他文化影响，很多老师可能认为对院士或大牌教授应该网开一面，无需回避近亲繁殖。

老院士确实为学院培养了优秀的学生，其学生中有些研究非常好。但是，如果太多，再好也会有带来的副作用。

没有出现第七个学生加入同一个学院任教，立即有影响：此后绝大多数老师不再有学生在生命科学学院任教。如果有也是一个，而且一般已经离开过北大学了其他方向或方法。如果回北大，在招聘过程前导师全程回避，有教职后完全独立（独立管理实验室、独立研究方向、独立带研究生、不同研究方法、原导师不是新文章的作者，等等）。

以上两件当时比较重要的事情，很多人担心过老院士是否会生气而不支持我的工作。事实上，老院士从头到尾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非常感谢。

其他几位已经退休的老教授，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包括学科完全不同的，如李正理老师，在年假探访时也专门支持。而每年年节探访翟老师时，他和师母都非常支持。

我这么总结，不是说老院士是完人。我其实对有件事情不理解，但我也不了解具体细节，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谁有问题，因为事情发生在我上任之前。北大生科院有很多优秀校友，但2007年之前回北大全职工作的很少，兼职的校友好像也只有邓兴旺一人。早先，中国教育部推出的长江计划，有讲座教授和特聘教授两种。讲座教授是在国外的大学任正教授以上的在国内兼职，而特聘教授是全职回国的。邓兴旺是耶鲁大学教授兼北大的长江讲座。舒红兵并非北大校友，在国外是助理教授、副教授，当时不能做长江讲座教授，但在他没有全职回国、理论上也不能是长江特聘的情况下，居然他在北大生科院任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就有点奇怪。他在北大期间，与学科完全不同的老院士联合发论文。我到位后，在办公室看到生科院给他的经费，那时是很高的经费。他后来也没有全职到北大，而是直接从国外去了武汉大学任生科院院长。舒红兵与北大本科生发生恋爱关系，带到美国继续，还带到武汉任职，在美国应该是违反了当时美国已经明确的利益冲突原则，在北大生科院的师生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和影响，在武大就不知道了。这些都在我到任北大之前。那时的院长是老院士以前的学生，舒红兵后来当选院士。现象错综复杂，背后是完全没有问题、还是有点什么问题，我不清楚但存疑。我也不知道老院士是完全不知情、甚至受骗，还是也有不尽完美之处。在观感上，不是非常好。

在我直接接触老院士的工作中，他不仅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没有生气，而且继续支持学院的改革，包括当时任上的我的工作，我非常感谢。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写出来，希望现在年轻一辈在各个层面一线领导，不用先入为主担心院士或大牌教授一定不支持改革工作，而是敢于担当。其实很多老教授（包括老院士）心里清楚，也很可能会支持。

我也希望现在全国在一线的年轻领导知道，如果你们不担当，近亲繁殖当然不可能根除。北大的演变也不是轻而易举，也是一个一个学院、一个一个院系研究所中心的老师和领导努力工作的结果。

在今天，还有各种问题的学校/院/系/中心/研究所，甚至有新的研究所创造了老体制都没有达到的近亲繁殖的中国百年历史记录，非常不应该。现在一线的学校/院/系/中心/研究所的领导应该杜绝这种现象。

编辑、审核：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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