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县事件”的发端：钟佩英一家惨遭灭门

[道县红军墙，旧为文庙照墙，在道县西州公园内]

1967年，整个中国都已陷入疯狂。

湖南道县也很快结成两个对立派性组织：一派叫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

革联主要由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分复杂，知识层次较高，不少人过去遭遇过政治迫害，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红联大多数人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统治者，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犯上作乱的造反派极为反感。它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认为地富反坏右以及21种人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再迟疑我们就会像40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时有小规模武力冲突。

官方记录道县事件开端是位于道县一个武器库遭抢劫，二人被杀，从而引发对“反动势力”的残酷报复。另外有传说某农场厕所里发现一块语录牌子，因此发动场工处死了被怀疑的一家五口，由此“打击反动派”开始蔓延，地点人物未确定暂记于此。

８月11日晚，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任总指挥。

８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是为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们恼羞成怒，但他们仍然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昔日的道县午田古桥，一说午田古时树林众多且茂密，直到正午，田里才能见到太阳，故称“午田”]

同一天，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

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打死，朱勉成为道县屠杀的第一个被害人。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又无法确定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亦是同日，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80华里。正当下坝大队朱隹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营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战备方案”。他叫蒋文明，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分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

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

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道县恩荣进士牌坊，四柱三门，建于明天启年间，位于道县道江镇五星街]

‍8月14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8月15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及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

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

第一，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

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

第三，打完钟佩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鸡已经打鸣了。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杀出了经验和甜头的杨家公社。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道县人民医院急诊室，右侧“急诊室”依稀可见]

‍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在喜鹊郑家村，时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接受采访。他说∶

钟佩英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她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

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机”，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7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不知“耳机”有没有份，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苦！

我们在郑家大队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