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章立凡： 一个亲属眼中的复杂身影

学人简介：陈小春，章乃器外孙女。1979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人民大学第一分校任教。1987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西洛杉矶太平洋大学，国际贸易硕士。曾在美国高科技公司从事财务分析和行为审计工作，现已退休。热爱运动、旅游和写作，积极探索生活中的多彩体验与思考。

原刊导语：章立凡先生于2025年3月去世。他生前以公共知识分子与历史评论者身份活跃于舆论场，曾著有多部历史作品，并长期以“章乃器之子”身份被公众熟知。作为“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先生的后代，他的人生在身份、亲缘、历史之间交织出诸多争议与注目。

本文作者陈小春女士，是章乃器的外孙女，以一个家庭亲属的视角，书写这篇带有回忆、反思与批评的文字。她不回避家族裂痕与个人情绪，也不遮掩历史人物背后的真实与复杂。这不是一篇传统意义上的悼文，却或许更贴近生命本身的真相与多面性。

章立凡（

19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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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0日，一位校友在微信群中转来一则讣告，请我帮忙确认消息的真伪。 我一愣，赶紧向家族中与章立凡联系较多的表弟求证。表弟说：“可能是真的。我去年三月在北京见过他，他坐在轮椅上，眼嘴歪斜，像是中风了。他自己说前不久摔了一跤。”

随后，校友又发来网络上传播的讣告和更正版本。 最终，有人通过他身边的杨女士证实了他的去世。再次打开维基百科，“章立凡（1950年7月—2025年3月22日）”的词条，已经更新了他的终年信息。

外公章乃器一生婚恋复杂，家族庞杂，章立凡是其中一员。维基百科拉出了一份庞大的家谱：

外公章乃器

家人谈到外公章乃器曾和一个女人孙彩苹，育有一子——孙立凡。外公住在东单一带时，生活费多由家中后勤张荣送至孙彩苹母子处。有时孙彩苹会送年幼的孙立凡到外公家门外，让他进去拿生活费，遇到吃饭时，会被安排在厨房独自吃。

70年代，我听说孙彩苹在七条街的一家门诊部挂号室工作，曾偷偷跑去看她的样子。后来她拎着一包元宵来拜访母亲，请求转达希望与外公结婚，外公的回应是：“不可能。” 听说孙立凡在坐牢，外公只是摇头，说：“好不了。”

章乃器、孙彩苹

80年代，母亲、哥哥和我在灯市口附近的小饭馆见到已改名的章立凡，围坐一桌边吃边聊，交流平和。

后来就得知为了独占章乃器被抄家留在国家文物局的古董，章立凡伪造几位同父异母兄姐的签名，从文物局领走章乃器遗物古董共计1466件，引发长达六年的家族古董遗产官司。我曾以原告方代理出庭。

在法庭上，他对签名伪造避而不谈；对短缺的328件文物，则辩称“已变卖用于治病”。起诉方要求出示完整清单以核实流失情况，至今文物明细未曾公开。他所称“治病” 用途至今无凭无据，真正的文物流向成谜，疑问多多。

中学时代的章立凡与母亲

孙彩苹

最终，在法院判决要求归还所认文物后，他选择独自高调“捐献”，赢得了舆论赞誉和奖金与象征性“清白”，可谓名利双收。他口口声声否认“父荫” ，却步步借父之名获益，从未放下那顶特权的帽子。

章立凡的一生，从出生那刻起，便注定与“尴尬”结缘。他是章乃器一段婚外情的结果，母亲孙彩苹从未被章乃器家庭接纳。他从小没有完整的家庭，对一个孩子而言，是敏感、压抑且羞耻的。他是在身份的阴影与旁人的异样眼光中摸索前行的。

他十年牢狱（入狱缘故有不同说法），从青少年到成年，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成长阶段。出狱后的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温暖可亲的世界，而是一个讲关系、拼资源、看出身的社会。

他声称厌恶“章乃器之子”的标签，甚至在《儿子眼中的父亲》中直言不愿背负这个称号。但现实中他从未否认社会上将其母称为“第四任夫人”的虚构说法，对这一明显歪曲历史的认定始终默认不语。他正是借章乃器之子身份，通过关系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研究章乃器”为名，借走大量相关档案与私人文献，至今未予归还。他也从兄姐手中借走章乃器的珍贵手稿《七十自述》，亦未返还。

章立凡为父亲章乃器选编的文集

2018年，我写了一篇 “” 被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等自媒体登载和转载，2020年我将其放置文学城博客 。

此文深情回忆了章乃器与原配王镜娥（我的姥姥）自幼同窗、1920年成婚、相濡以沫的婚姻岁月。王镜娥出身书香门第，温婉坚毅，是章乃器一生中最早、最长久的妻子。尽管章乃器后续尚有三位婚姻伴侣（胡子婴、杨美真、王者香）及两位非婚关系并生有私生子女（新四军干部育有一女——董淑萍，孙彩苹所育一子——孙立凡/章立凡），但文章以质朴笔调强调王镜娥在家族与情感中的核心地位，展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家庭中珍贵的忠诚与担当。

2019年，我应邀代表母亲参加在外公家乡青田举办的章乃器学术研讨会。会前，一位自称研讨会负责人之一的眼镜男子突然情绪激烈地指责我的文章，并当众拿出一本地方出版物，声称其中明确记载孙彩苹为章乃器的 “第四任妻子” ，且出版前已获得章立凡本人认可。我对这种刻意掩盖史实的做法感到可笑又无奈，简单解释了几句，随即引来更多攻击，也失去了进一步讨论的意义。

在会议报到聚餐时，见到对我视而不见的章立凡和伴侣杨女士，一位对家族熟悉的朋友拉我上前打招呼，“小舅好。” 我说。 他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后来几天的会议和活动中，主办方特意将我们无论是吃饭还是开会，将我们安排在一起，我们保持有限的接触。

在会议最后的集体合影中，座位安排出现了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情节：按照常理，章乃器的直系亲属应居于中心位置。而出席会议的家属仅有章立凡与我——我还是代表母亲前来。主办方刻意将章立凡及陪同的杨女士安排在最中央，最初将我置于最后排，经几位章乃器研究会成员的质疑与协调，最终将我挪至第一排最边缘的位置（见照片）。给我的解释是“怕章立凡生气”。此举折射出地方在纪念与崇拜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形式与表象，甚至在亲属排序，也甘于迎合某种既定“权威”。

章立凡被媒体广泛塑造为“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长期以评论历史与现实著称。他著有《乱世知识分子》《历史的另一种可能》等，也曾在《南方人物周刊》《炎黄春秋》等刊物发表文章，对体制改革与社会议题多有评论。其中，《儿子眼中的父亲》尤为引人注目，以“章乃器之子”的身份，描绘了父亲的性格、思想与家庭片段，影响颇广。

然而，这一身份与视角的真实性，近年来在章家内部及历史研究者中也引发了一定质疑。首先，章立凡在童年与章家并无实质性共同生活经历，早年姓孙，由母亲独自抚养，成长过程中并未得到章乃器的正式家庭认领。其次，他曾在青少年时期入狱多年，与父亲几乎没有稳定交往。在缺乏第一手互动经验、且未见实证材料支撑的情况下，他对章乃器的“回忆”，是否更多源于成年后的身份建构，而非真实经历？这使得其所谓“儿子视角”的可信度与代表性，值得审慎看待。

某使馆酒会上，

章立凡（左2）拒绝与

司马南（左3）握手合影，在圈子里一时传为佳话。唐师曾摄

据说他晚年更信中医，极少接受西医治疗，也有传闻称他两年前曾中风，近年来身体状况一直不佳。虽然对外公布的讣告并未提及具体死因，但可以想见，他人生最后的那段时光，或许并不轻松，饱受身体的病痛折磨，其间滋味，外人难以知晓。

章立凡走了！我为他略感安慰，他从未真正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也未曾享受过少年该有的温暖。他的人生，有荣耀，也有阴影；有努力争取，也有无法补偿的空白。如今一切俱往，不论是非，皆归沉静。

就这样吧，小舅章立凡。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