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泊之｜绍兴华严寺碑记之谜

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山阴举人成周助，字雨田，著有《雨田诗草》。其中一首《黄琢山》诗提到：“况有闲情寻陆游”。初读此首七律诗感觉无甚特别，无非写他寻常揽胜探幽之平凡事而已。只是末联“拟将返棹邀朋好，特为禅关一日游”引起我好奇。绍兴黄琢山今在何处？这禅关又是何寺？寺内与陆游相关何处古迹？有什么事竟然能吸引这位举人老爷返棹邀朋，再行探访呢？

为一解谜底，需逐一弄清才是，于是先查黄琢山，再说华严寺。

绍兴原华严寺周边地形图

一：黄琢山小不起眼，张岱定为第九山

清代以前方志均不见载，惟《康熙会稽县志》卷三载曰：“张岱黄琢山华严寺记，谓八山之外，尚有黄琢”。成周助为《山阴旧志续考》作序云：“越城向传八山，张岱定为九山。九山者何？黄琢山也，在华严寺后，南去予家不远”。看来成周助家即在黄琢山附近，故有诗。

上述两说依据都为张岱《越山五佚记》所载：“越城以外，万壑千岩，屈指难尽。城以内，其为山者八：一卧龙，二戒珠，三怪山，四白马，五彭山，六火珠，七鲍郎，八蛾眉。岂知华严寺后，尚有黄琢一山。则越城内之山，当增而为九。”既然都提到华严寺，那成周助《黄琢山》诗之禅关即是此寺。

二：会稽旧有华严寺，二处华严不同时

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一：隶会稽之“华严寺，在府东五里，旧去七十里。”下附二条注释，一为“唐严维《和皇甫大夫夏日游华严寺》诗”；一为“宋陆游《记》”。

按万历志所云，疑似华严寺有两处，在府东五里之南宋庆元三年“新建华严院”，即陆游撰记的黄琢山南之华严寺，亦即明之张岱、清之成周助诗文所述之寺，没有疑问。另一处“旧去七十里”之古华严寺，则据严维和皇甫夏日之游，最迟当为唐代已建。显然唐代会稽之华严寺早在宋代就久废无存，新旧（唐、宋）两寺，寺名巧合，地域相距遥远，实无关联。华严为佛教之大宗，依华严经立名，各地古今多有以华严命名寺院者，绍兴亦然。曾有文章将绍兴华严寺误作“华岩寺”，乃因岩之繁体“巖”与严之繁体“嚴”形近。

三：南宋新建华严院，陸游曾经书碑文

而张岱的“更有黄琢山，在华严寺后，人不及知”，依据则来自陆游《华严院记》。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九，绍兴府城内仅列卧龙山、龟山、蕺山、火珠山、阳堂山、峨眉山、白马山及彭山共八座，确实没提黄琢山。而华严院条在《嘉泰会稽志》卷第七有载：“华严院在（会稽）县东七十五里。咸通九年（868）赐今额，寺久废，后移五雲乡。今方广院乃其子院尔。”宋方广院明代称方广寺，在会稽伧塘（今属上虞），亦即唐代之华严寺寺址，今方广寺仍有寺僧佛事。（按：子院，亦作别院。可知伧塘方广寺与华严寺渊源深厚，唐寺虽废而不绝）

原来宋时五雲乡尚处城外，自然黄琢山不会列在郡城内八山的名单上。且此山无非平原突兀之小土石墩而已，如非华严院宋时新建并移额五云之黄琢，根本无人会注意到此“山”，更不用说写诗赋题。

《康熙会稽县志》卷第三黄琢山一条，“下有华严寺”。引用的也是张岱记内容。卷第十六华严寺条类似万历府志：“在县东二里，旧去县七十里。”附录引用的也是陆游记。

陆游不但为华严寺撰有碑文，还写有一首《宿华严寺》五律诗：“夜宿华严寺，人扶到上方。唤僧同看画，避佛旋移床。小雨不成雪，烈风还作霜。钟残灯渐暗，趺坐默焚香。”不过这首诗并非为本文所提绍兴黄琢山之华严寺，写作时间在淳熙七年（1180）秋天。地点在江西丰城县兴仁乡之华严寺。这年他五十六岁，除朝请郎，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丰城高安之间。恐致误会，顺便提及于此。

四：宋碑不知何处去，明碑道光仍在兹

现在再来理解成周助邀朋返棹的兴趣，他与朋友游兴重点，当是在陆游《会稽县新建华严院记》的碑石上。

查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九，此碑文作于庆元五年（1199），系应友人曾迅（陆游老师曾几之幼子）请托而撰，全文约四百余字。开篇即用诗一般的笔意语境，描写“会稽五云乡有山曰黄琢，山之麓，原野旷，水泉洌。冈峦抱负，嵓嶂森立，而地茀不治者，不知几何年。”

放翁公接着又告知此华严院新建缘由，经过详情：“庆元三年，有信士马君正卿闻而太息，乃与其弟崧卿，以事亲收族之余资，买地择屋，择僧守之”。恐世之隆替不可常，“于是因其同学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叔迟，来请予文刻之石”。文末落款是“庆元五年八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陆某撰并书丹”。这书丹即说明此记用作寺之碑文，而且是陆游亲笔书写。陆游碑、记类文留存即达六十一篇，唯独仅此篇注有“撰并书丹”。《乾隆绍兴府志》卷之七十六金石志也明确记载着“邑人陆游撰。后有前明邑人季本题跋四行，盖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刻本也。”可惜的是这原始书法碑去向不明，也不晓失之于何时。历三百五十二年后又得明代嘉靖重刻碑记，并加有季本题跋。

按：乾隆府志金石志记录此陆游书丹碑文外，另载有其他三条陆游碑文信息。一：绍兴二十七年（1157）《云门寿圣院记》，康熙中僧慧云于大路旁得之；二：绍熙二年（1191）《绍兴府修学记》，詹骙书丹（碑高八尺七寸，广四尺五寸，额隶书绍兴府修学记六字二行，径六寸。记二十行，行三十九字，正书，径一寸五分）；三：开禧元年（1205）《东篱记》，在府治，乾隆间不存。实际上陆游为绍兴府范围内撰写的碑文尚有很多，如《能仁寺舍田记》、《会稽县重建社坛记》、《法云寺观音殿记》、《诸暨县主簿厅记》、《灵秘院营造记》等。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人。正德十二年（1517）登进士第。授建宁府推官，征为御史，以言事谪揭阳主簿，官至长沙知府。嘉靖二十二年（1544）由长沙知府解职还乡，寓禹迹寺讲学。《康熙会稽县志》理学有传。著有《易学四同》《诗说解颐》等百二十卷。

《道光会稽县志稿》引述旧府志，记录华严寺比前志详细，称“《万历志》合二为一误也。”如写到明会稽人诸万里《于越新编》称：“今在操期田后，俗呼草子田”（今绍兴稽山路东）。但误解了一点，认为“后移五云乡，则寺已经再移矣”。寺“在城东七十里者即陆放翁碑记处”，碑系后人“重放翁之戈，因舁置城内”迁移操期田处。《道光志》编撰者认为“五云乡在县东南十二里…今草子田后之华严寺则在五云门内。”他把五云乡、草子田割裂成为两处，殊不知此“操期田后”即属五云乡范围，历经各朝行政区划变动，城区范围扩大变动而为城内，五云乡辖区虽有变，但黄琢山、操期田遗址可辩。可能编志者未曾全面阅陆游碑记原文，未理解寺即宋庆元初新建于黄琢山事实。他提到明代季彭山：“盖嘉靖中重慕勒石者其为后人移置于此无疑也”，故有再移之说，其实非也。或许看到季本重刻本之四行跋语，会了解宋碑佚之原由及明重刻之脉络。

《道光志稿》新增了嘉庆、道光间重修华严寺内容，如嘉庆元年沈近先、施诚捐资修葺为铸钟，于寺东复建文武二帝祠；道光二十二年杜宝辰等重修；二十四年重建大殿、山门。

综合史志分析，明代季本重勒之《会稽县新建华严院记》，在道光年间显见仍在华严寺内。雍正举人成周助返棹邀朋的目标，也是为了一睹这方碑文。

查《绍兴佛教志》华严寺：“寺宇恢宏高敞，前接沃田，南望稽山，风光清丽。元明以降屡有修葺。……光绪三十一年住持僧琇磬、慧胜重修。”

明徐渭为华严寺大殿撰联一副曰：“仗智慧剑，决烦恼网，见五蕴皆宽，为深般若；驭清净轮，入解脱门，得一念无生，为大涅槃。”但《佛教志》却遗漏了季本明碑之事。

五：名蓝被毁未百年，但祈古碑得重现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华严古寺尚有寺舍五十五间，明重刻之《会稽县新建华严院记》碑及所置“卫磬名蓝”、“当来浩雨”二匾额均存寺内。

1949年前后，寺僧星散，旋而寺舍分别为华严小学、东湖粮管所之用房。至此，华严寺不复存在，更不必说陆游亲自书丹的原碑，连同明代季本重刻之碑、匾额以及徐渭之楹联等宋、元、明、清古迹文物皆断了消息。《民国县志资料》碑刻也查无线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地图（见下图）仅标注了寺池，留下个旧时的印迹。据家住附近的朋友老朱说，寺池仍在遗址南，仅剩直径约十余米呈不等边形。寺池路西自马弄，东通稽山路。老朱又指点说，道光志载的“操期田”就在此处稽山路南行数十米，位于路之东首。寺池北部分遗址，建有白果弄小区，华严小学校舍今改名为戢山小学。

一九八十年代华严寺寺池周边图

此寺池现状图

朱先生于寺之遗址上向南拍摄

我们这一代人，一边自以为是地，亲手拆除有悠久历史传承的古老建筑，一边又煞费苦心地耗尽巨资，新建些金碧辉煌的假“古董”来冒充。君不见，历史有延续有传承方有生命。重建意味着历史生命的割裂。被毁已七十余年的古华严寺，势无重建之必要。但相关文物或许有知情人保护着，亦或者被掩埋在遗址深处默默地等待着。仅愿在有生之年，能知道原寺内这些古文物，如宋陆游亲笔书丹及明季本重刻之碑文，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乙巳岁六月十八 于三虚斋草稿

图照由作者提供

编辑：程雪婷

审核：戴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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