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宁李勉：诗画人生中的才情与坎坷

文/李声波

李勉，字啸村，号苦吟诗人，安徽怀宁人，是清代乾隆年间兼具诗人与画家双重身份的文化人物。虽未跻身 “扬州八怪” 主流名录，但其诗画中 “用我法” 的创造精神，与郑板桥、李鱓等文人的交游轶事，以及科举失意却坚守艺术本心的人生轨迹，为清代江南文化史留下了独特注脚。

李勉少年时便展现出超群才思，童子试中以首名崭露头角，却在科举道路上屡遭挫折。这种困境并非个案 —— 清代科举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一，江南文人 “十举九落” 者比比皆是。他在诗中自嘲 “浪迹天涯无定踪”，实则道尽了底层文人 “以艺谋生” 的无奈。乾隆初年，他辗转于皖赣吴越之间，以卖书鬻画维持生计，这种 “江湖游士” 的生存状态，恰是 18 世纪中国文人生态的缩影。

在怀宁故里，李勉的才华得到六安州知府卢见曾的赏识。卢见曾作为清代著名文人官员，其幕府曾汇聚高凤翰、金农等艺术家。当他出任两淮盐运使时，将李勉招致扬州，使其成为卢平山雅集的核心成员。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李勉的艺术视野 —— 扬州作为当时商业与文化中心，盐商赞助的文艺活动为布衣文人提供了生存土壤，也让他得以与李鱓并称 “二李”，与郑板桥、吴敬梓等形成交游网络。

李勉与郑板桥的交往颇具传奇色彩。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李勉曾画赠楹联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既颂其艺术造诣，又暗合其弃官归隐的选择。这种文人相惜的情谊，在清代江南文人间尤为典型。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与吴敬梓的交谊 ——《儒林外史》中季苇萧的形象，被学界普遍认为以李勉为原型。小说中季苇萧 “瓜洲管关税”“扬州娶小妇” 的情节，与李勉在两淮盐运使署的经历高度吻合，吴敬梓在《文木山房诗集》中数首赠李勉的诗作，更印证了这段真实交往。

乾隆十七年（1751 年），李勉迎来人生高光时刻。乾隆南巡时，他由卢见曾推荐在南京龙潭接驾，奉召试诗获赏。这一事件背后是清代 “文字侍从” 制度的缩影 —— 布衣文人通过帝王赏识实现阶层跃升的案例虽少，却成为科举之外的另类通道。但李勉并未因此改变命运，18 年后卢见曾二次任职时，他依然是布衣之身，这种反差恰是清代文人命运的悲剧性注脚。

李勉的艺术主张集中体现在 “用我法” 的闲章中，这与郑板桥 “自出己意” 的艺术理念遥相呼应。他擅画山水、花卉，尤工墨荷，扬州博物馆藏《墨荷图轴》以淡墨写荷叶，浓墨勾叶脉，笔法洒脱中见工稳，既有恽南田没骨画的韵致，又融入文人画的写意精神。为卢见曾绘制的《虹桥揽胜图》曾名动一时，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该图 “写蜀冈烟景，笔墨苍润，得巨然遗意”，可惜原作已佚，仅存文献记载。

其诗作留存于《啸村近体诗》三卷，卢见曾作序称 “啸村诗如秋江独钓，虽无江海波澜，而风致自远”。集中《过露筋祠》“行人莫话伤心事，落日空江正打渔” 等句，以白描手法写江南景致，于平淡中见深意。这种诗画风格，既不同于 “性灵派” 的洒脱，也有别于 “格调派” 的典雅，体现了底层文人在艺术范式转型期的探索。

乾隆十八年（1753 年），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时，见李勉已老病缠身，不禁发出 “才子命穷” 的叹息。次年，李勉归乡病逝，身后仅留诗画数卷。他的人生轨迹典型反映了清代中期文人的三重困境：科举制度对人才的筛选局限、商业文明对艺术创作的双重影响、以及文化转型期的身份焦虑。

从文化史视角看，李勉的意义在于：他既是科举制度的失意者，又是商业文化的参与者；既坚守 “士” 的精神追求，又不得不以 “艺” 谋生。这种矛盾性，恰是 18 世纪中国文人的集体镜像。如今再看他的 “用我法” 主张，不仅是艺术风格的宣言，更是底层文人在文化高压下寻求自我表达的精神象征 —— 如同他笔下的墨荷，虽植根淤泥，却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审美品格。

（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