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遗产之争，别演变成互泼大粪的闹剧

很多继承纠纷都是因为庶出夺产、嫡出霸产而产生的。前者争取“平等”锱铢必较，后者意难平寸步不让，导致血亲失和、家门不幸的悲剧屡见不鲜。

撰文丨关不羽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的遗产之争引发了各界关注。

现在是各种消息满天飞，剧情演绎比网剧还精彩。群众吃瓜，倒也无可厚非。但是，不管“剧情”多猎奇，这场纷争终究离不开法、理、情的维度。

01

法盲“爱国”是“害国”

目前相关讨论中，最让人反感的就是扯“爱国”的虎皮，拿原告方宗家三位后人的国籍大做文章。这不是“爱国”，而是败坏国家形象的“害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遗产继承主要依据亲属关系，而非国籍。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等。国籍不影响继承权的行使，只要存在法定亲属关系即可参与继承。

这一继承原则不仅是现代的法律常识，在古代也是公认的普遍原则，从无争议，在当代也是各国通行的法律原则。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条更有明确规定，继承权受国家保护——“国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就是说保护的是“自然人”，而不仅指“中国公民”。

普法那么多年，竟然还有那么多法盲拿国籍说事儿。难道要给国际社会留下“中国遍地法盲”的负面印象？这才是所谓“抹黑中国”。

而且，在继承事务上搞“内外有别”，纯属帮倒忙。如果其他国家也按照这种“爱国原则”办，那宗庆后庞大的海外财产也得“肥水不流外人田”地被截留。这真是不怕没队友，就怕猪队友。

某些网民理直气壮地“支持宗馥莉，因为她是中国籍”，这种站队本身就很可笑，可说是双料法盲。宗馥莉的继承权需要法律支持，而不是舆论支持。

继承权的本质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属于私权，压根就轮不到舆论站队。宗家的家产怎么分配、怎么用，和吃瓜的群众就没半毛钱关系，可别吃瓜吃成个瓜了。

这些法律常识性的错误竟然堂而皇之地在网上大面积传播，甚至成了不少网民的“共识”。不得不让人感叹，“国家主义叙事”的长期污染，不但降低了部分国民的认知能力，而且还造成了“降智”的结果。这些降智言论搞得舆论场乌烟瘴气的，有损国家形象，着实让人感到痛心。

宗馥莉的继承权不需要网民支持，而是需要法律支持。

目前对她最有利的就是宗庆后的遗嘱。根据法律原则，遗嘱继承高于法定继承。只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就应该按照遗嘱来执行，把遗产分配给遗嘱所指定的继承人。法定继承只有在没有遗嘱或者遗嘱不合法的时候才会被运用。

通俗地说，就是“遗嘱最大”。只要宗庆后的遗嘱合法有效，宗馥莉就是唯一的继承人。其他同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无权索取宗庆后的遗产。只有推翻宗庆后遗嘱的合法性，其他子女才能以继承人身份，平等参与遗产分配。

目前，原告方对遗嘱的质疑是见证人只有娃哈哈集团的高管，没有宗家人。但是法律并未对见证人的身份有这方面的规定，原告方的质疑并不能挑战遗嘱的合法性。

所以，这场诉讼主要的焦点是原告方所称的“2003年宗庆后指示下属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信托”，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可能会比较复杂。

首先，这个信托资产是否属于遗产，也就是信托资产的独立性和遗嘱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因为信托资产是宗庆后生前就设立的，而信托资产一旦设立就不再是宗庆后名下的资产，而是独立资产。从设立时间看，这是生前的财产分割处置。产权属性上也从宗庆后的个人财产剥离。

所以，除非有其他因素，比如信托设立条件中另有规定、这份资产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信托资产，否则就不属于宗庆后的遗产。也就是说，该信托资产不属于宗庆后遗嘱中的“境外资产由独女继承”。

其次，还有该信托资产的管理权，即宗馥莉对该信托资产的资金调度使用是否合法。其中牵涉的法律问题更为复杂，也没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公开信息，目前难以判断。（具体分析，可参看上一篇《宗庆后家族遗产纷争，不是单纯的家务事》）

总之，这场遗产纠纷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司法，而不是舆论。

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妥善解决这样庞大的遗产纠纷，是对法治的重要考验。舆论应该关注，但不要越位帮倒忙。同时，诉讼双方也应该对“舆论支持”敬而远之，别把这场诉讼变成了互泼大粪的闹剧。既是对司法专业性的尊重，也是对逝者的尊重。

02

法律之外，还有情理

不可否认，今天宗家的种种纷争，都源于宗庆后复杂的婚姻感情生活，他对现在血亲失和的局面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为了避免目前的尴尬，他生前也是颇费了些心思做了准备，才会早早对个人财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割处置。

法律之外，还有情理。

这场遗产纠纷涉及到“庶出”和“嫡出”之间的继承权平等原则，也就是舆论场上的“嫡女党”、“大婆党”和支持“非婚生子女同等继承权”之间的争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原告方提出三位原告的母亲杜建英和宗庆后存在婚姻关系。另有网传信息称两人2005年在美国办过证。因此，三位原告到底是不是“非婚生子女”，还须司法认定。

假设他们的确是“非婚生子女”，按照现有法律规定，他们和宗馥莉同属继承人。而且，这次诉讼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涉及到三位原告的法定顺位继承人。所以，“嫡庶之争”目前和诉讼没有多少直接关系。

不过，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继承权的法律原则确有可议之处。这虽然很符合现代司法“进步主义”的平等观，哪怕是在司法领域很保守的日本，也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了这一平等原则。此前日本民法在继承制度上对“非婚生子女”的财产继承权采取降格处理，仅为婚生子女的三分之一。

然而，这一“司法进步”真的合理吗？从法律原则上看，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平等，未能体现法律保护合法婚姻的原则。实际上公权力为违反婚姻关系的行为后果背书，这是对合法配偶及其子女的二次伤害。

更为重要的是，强行规定抹杀婚生和非婚生区别的平等，也不符合习俗和伦理的一般认知，有违情理。

有违情理的立法，不但不能起到消弭矛盾的作用，反而激化了矛盾。很多继承纠纷都是因为庶出夺产、嫡出霸产而产生的。前者争取“平等”锱铢必较，后者意难平寸步不让，导致血亲失和、家门不幸的悲剧屡见不鲜。这并不是成功的司法实践。

与其强求平等，不如对继承顺序、继承份额做出更符合情理的调整。

03

结语：和为贵

尽管这和目前的诉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情理和法律的关系还是应该予以充分考虑的。原告方试图推翻宗庆后遗嘱的做法，是否明智？宗馥莉能否妥善处理汇丰信托的事务，给异母弟妹留块“自留地”？既是法律问题，更是情理问题。

法律要讲原则，道理要讲足。血缘关系是亲情，情理的余地也要留足。司法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却不见得是最佳手段。

家事还是以和为贵，何况，还涉及到偌大的企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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