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和人民军之间的联军和联合作战怎么打？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境外作战，中朝两国领导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指挥员，在前苏联的斡旋下，通过耐心磋商，边打边建，短时间内解决了联合指挥机构组建工作，较好解决了联军和联合作战的一系列问题，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也积累了联军和联合作战的宝贵经验。

一、中朝建立联合司令部的简要经过

1、酝酿沟通协调阶段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越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带电台和少量人员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直至21日上午，彭德怀才第一次在大榆洞与朝鲜首相金日成见面会谈。

10 月25 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以第 13 兵团指挥机构为基础，改组成立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政治部及相关机构，并任命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内务相朴一禹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以协调中朝两军作战行动。此时，志愿军已发起第一次战役，刚刚成立的“志司”还不具备直接指挥和协调朝鲜人民军行动的职能。

中朝两军由于任务区分不明、沟通乏力，多次发生因朝鲜军民撤退导致志愿军行军受阻、朝鲜人民军坦克误击志愿军事件。如11 月 4 日，志愿军第 39 军受到朝鲜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导致被志愿军围攻的美军第 24 师得以逃脱。另外，在需要朝方配合的物资供给、交通运输保障等方面，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些情况表明，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仅在志愿军统率机关派驻朝方代表是不够的，需要尽快建立更为有效的两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第一次战役后，彭德怀提出让人民军总部靠近志愿军总部，以便于统一两军行动。11 月 11 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高岗，提议由金日成、什特科夫( 时任苏联驻朝大使) 、彭德怀组成三人指挥小组，统一负责中朝两军指挥。

13 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表明“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现在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16 日，斯大林在回信中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12 月 1 日，金日成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明确表示，同意中朝两军统一指挥，认为“最高司令员无疑应当由中国人来担任”，并决定亲自前往北京与毛泽东主席会面，就两军协调行动的一系列问题展开具体磋商。这样，中朝双方在统一指挥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为实现两军联合作战扫除了主要障碍。

2、成立实施阶段

1950年12 月 3 日，金日成抵达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就朝鲜战争的相关问题进行会谈。在统一指挥问题上，中朝双方决定: 成立不对外公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 联合司令部下属两个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 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

7 日，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大榆树志愿军司令部就两军配合作战的具体细节进行协商，金日成同意组成联合司令部，今后不再直接干预指挥。

8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朝双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协议，就作战指挥、交通运输、后勤支援、新闻报道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在最终征得朝鲜政府同意之后，该协议成为指导中朝两军建立联合司令部、实施联合作战、协调解决分歧等的重要依据。

12 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正式组成，简称“联司”，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从而解决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的问题。

1950 年12 月31 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首次在“联司”统一指挥下实施作战，战役部署和实施实现了协调统一。特别是针对敌人伪军在前、美军在后的特点，结合人民军刚刚休整补充完毕的实际，“联司”指挥员有意让人民军分置志愿军两翼，担任战役支援任务。

从战役指挥流程看，作战命令由“联司”分别下给志愿军司令部、人民军司令部，再各自下达至所属部队。从战役行动过程看，两军作战实现了全局的战役配合，积累了联合作战指挥和行动的初步经验。

3、深化发展、深度联合阶段

这一阶段表现为中朝两军从战役配合作战发展为各级协同作战。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期间，朝鲜人民军首次直接配属志愿军实施联合作战。1951年2 月1 日，“联司”根据战场态势，决定把一线部队划分为3 个作战集团，从西到东分别由韩先楚、邓华、金雄负责指挥。战役第一阶段，为了配合东集团( 邓指) 实施横城反击战，根据“联司”指示，人民军第1 军团首次直接配属志愿军，统一由韩先楚指挥，与志愿军第38 军、第50军共同担负西线的坚守防御任务。此时，由于志愿军和人民军已经实现了直接的电话联络，协同配合显得更加顺畅高效。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东线，首次实施兵团级联合指挥，进一步丰富了联合司令部的指挥机制。为围歼县里地区韩军4 个师，根据“联司”指示，5月8 日和9 日，第9 兵团与东线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共同召开了两军联合作战会议，集中讨论了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队的具体部署，并决定由第9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和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司令员金雄共同指挥。战役发起后，志愿军各军与人民军各军团直接配合、密切协同，保证了县里围歼战的胜利。

同时，在“联司”的指挥下,中朝两军的联合作战也向多个领域扩展。1951年3 月5 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联合空军指挥机构的编组报告，并正式命名为“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空联司”。3 月15 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在安东举行成立大会，标志其正式开始运行。

1951年5 月4 日，根据双方协商结果，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人员构成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并决定通过组建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集中统一管理战时的铁路运输、抢修和防护等。8 月1 日，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正式成立，受“联司”直接指挥，由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任司令员。并通过下设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前方抢修指挥所和高射炮兵指挥部等机构，实现了抢运、抢卸、抢修和防空的统一，构建了合作紧密的立体运输体系，保证了铁路运输效率。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战线趋于稳定，为防敌登陆，中朝联合司令部逐步调集力量，增强东西海岸防御。同时，为了进一步密切志愿军与人民军在海岸防御上的协调配合，开始组建联合防御指挥机构，统一作战计划和力量配属。1951 年9 月21 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致电金日成，提出“成立两联合指挥所统一东西两海岸指挥”的建议。22 日，金日成答复彭德怀，同意立即成立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机构。经双方商议，西海岸指挥所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司令员，人民军第4 军团长朴正德兼任副司令员，下辖志愿军第38、39、40、50 军和人民军第1、4 军团; 东海岸指挥所由宋时轮兼任司令员，人民军第7 军团长李离法和志愿军第9 兵团副司令员陶勇分别兼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下辖志愿军第9 兵团和人民军第7 军团。

为了密切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和党政机关的联系，朝方除了在志愿军兵团以上机关派驻代表外，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在志愿军师以上机关还派驻了政治文化联络部。通过这种方式，志愿军广大官兵对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朝鲜的社会情况有了更深的理解; 志愿军需要就地筹集或采购物资时，朝鲜方面也能够尽力提供帮助。在涉及地方的战勤保障任务时，志愿军就特别注意发挥政治文化联络部的作用，“通过与当地政府代表的联席会、小型座谈会等形式”，“共同制定计划，由当地政府组织实施，使朝鲜政府和人民都很满意”。

为了更加紧密协调一致，志愿军与人民军从师到连都经过协议，“订出各级协同作战方案，以文字明确规定”。在协同作战方案制定后，连队还要进行“深入教育，使所有干部战士彻底了解”，并“经常检查对协同作战方案的执行情况，养成部队善于在战斗中自觉主动地团结朝鲜人民军的作风”。这种坦诚公开的经验交流，使得中朝双方进一步认识了彼此在作战上的特点和优长，通过相互学习提高了作战水平，为联合作战中实施有效协同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6月以后，在朝鲜战场上，交战双方沿着“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在“联司”的指挥下，中朝军队先后进行了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等。由于中朝军队的英勇作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二、中朝建立联合指司令部的特点

1、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朝两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能够密切配合，离不开两党、两国、两军之间的政治军事互信。在中国革命战争和朝鲜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中朝两国人民曾经密切合作，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谊。当朝鲜战局恶化、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心出兵抗美援朝，就是着眼于中朝双方的共同利益。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何争取朝鲜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如何不断增进与人民军的互信与团结，这是过去国内战争中从未遇到的课题。而解决这一课题的关键，就在于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争取朝鲜人民的充分支持。

1950 年 10 月 8 日发布的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 即共产党) 、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在审阅彭德怀的《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时，曾专门加写了一段文字: “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志愿军广大官兵严格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切实尊重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切实维护朝鲜人民利益，以严明的纪律树立良好形象，赢得了朝鲜人民和政府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为中朝两军建立信任、并肩战斗奠定了坚实基础。

2、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建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以战斗姿态进入朝鲜战场，一开始，连志愿军司令部都是以13兵团指挥机构为主进行组建的，更谈不上与朝鲜人民军建立联合指挥机构。

此时，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可调动的兵力已不足4个师，其余部队均被打散分割、各自为战。在此形势下，志愿军无法取得朝鲜人民军的支援，也没有办法建立联合指挥机构。因此，中朝联合指挥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过程。

“联司”成立后，随着中朝两国、两军间不断增强互信，联合指挥和联合作战行动逐渐顺畅，指挥体制和机制也不断完善。这也反映出两军高级指挥员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3、前苏联的斡旋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由于志愿军参战前，对于两国的军队指挥、作战目标、铁路运输等问题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中朝之间难免会发生分歧。特别是有些分歧一方面涉及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又确实是军事需要，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当中朝双方争执不下，协商无法取得进展时，前苏联的态度对于化解这些分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军队指挥权的问题，当斯大林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中朝军队，并将这一决定同时电告了金日成和什特科夫之后，金日成主动提出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军队统一指挥的问题。

铁路管辖权涉及一个国家的内政和主权，中方主张对朝鲜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战争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朝方坚持对朝鲜铁路的行使管辖权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在军事需要和国家利益无法兼顾的情况下，苏联的态度终于促使朝鲜领导人做出了符合军事需要的选择，由此，也保证了中朝军队交通线的高效畅通。除此之外，前苏联在调解中朝在停战谈判方面的分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4、通过召开中朝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统一思想

第三次战役后，中朝双方对于志愿军是否应转入休整存在不同的看法。说明，尽管中朝两军已经建立起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但如果在战略判断和作战思想等问题上达不成统一认识，仍然会妨碍两军联合作战，甚至会因矛盾激化而影响战争进程。

1951 年1 月8 日，彭德怀向中央提议，拟召开一次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以求在重大问题上统一双方的思想认识。1 月11 日，金日成结束与彭德怀讨论后，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关于召开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的建议。毛泽东主席对开好这次会议高度重视，他在彭德怀主持起草的《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稿上做出重要批示，并特意指示彭德怀，“请事先送金首相阅正，商得其同意”。

1 月25 日，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在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君子里召开。除中朝两军高级指挥员外，金日成、朴宪永等朝鲜劳动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特派的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 兵团司令员陈赓也都参加了会议。彭德怀做了主报告，在全面总结战役胜利意义的同时，还专门阐释了不做过远追击的原因，也指出了部队在战役、战术上存在的问题。在报告最后，彭德怀还特意讲到向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学习的问题，“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

通过这次会议，中朝双方不仅总结了前三次战役的胜利经验，明确了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和方针，而且统一了双方的作战思想，消除了误解，增进了两军的团结互信，为接下来发动新的战役作了最直接的思想动员。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中朝两国两军间的团结协作，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中朝军队密切配合，有效发挥了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整体合力，不仅开创了中国军队在境外与他国军队实施联军和联合作战的先河，而且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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