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勇军：淞沪会战前后一位江南乡绅的日常生活与见闻

内容摘要：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中国无数家庭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生命遭受无情摧残。淞沪会战爆发前后，常熟乡绅徐兆玮每天关注战况，日常生活深受战事的影响。常熟沦陷后，他携家人辗转多处寻求避难，途中遭遇各种惊险，家中也被日军抢劫达七次之多。在此期间，常熟民众除了遭受日军的奸淫掳掠之外，还饱受土豪劣绅、土匪流氓以及地方武装的摧残。徐兆玮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常熟沦陷前后民众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的变化以及战时地方社会秩序混乱的情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史研究开始勃兴并不断发展，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军事史、战争史、抗战经济史、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较深入，日常生活史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随着抗战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相关研究也取到了不少成果。从区域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战时大后方、抗日根据地、沦陷区等，涉及的人物有普通民众、学生、地方乡绅、知识分子、外侨、军官以及政府中的高级官员等。近来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对抗战初期江南五城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心态、处境与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上述研究的时段大都为战争发生之后，研究的对象侧重于特定群体，缺少以个体为考察对象的微观研究。那么，在战争来临前后，人们的日常生活、心态、情感以及地方社会秩序发生了何种变化呢，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战争的阴霾逐步蔓延，特别是淞沪会战爆发后，江南民众开始真正近距离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对此，常熟乡绅徐兆玮在日记中均有详细记录，他通过报纸和收音机了解战争的状况，并将战事消息以“要录”的方式记入日记。另外，他还将亲友见闻以及乡邻告知他的信息一一载入日记，内容包括日军暴行、时局动态、地方社会秩序和百姓见闻等多个方面。由于信息来自多个渠道，且丰富详尽，可以相互印证，可为报纸、史志疏漏未载者提供补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鉴于此，本文以《徐兆玮日记》为研究中心，从微观史的角度研究他在淞沪会战爆发及常熟沦陷前后的日常生活、情感变化，以此丰富抗战社会史的研究。

一、沦陷前的日常生活

1937年，居住于常熟何市镇的徐兆玮已是一位年届70岁的古稀老人。由于年岁已高，他每日的生活就是陪伴家人、接待访客、与友人通信以及阅读书籍。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这种平静的生活逐渐被打破。7月7日徐兆玮的日记中并没有特别的记载，四天后他在给叔叔徐凤标的信函中写道：“芦沟起衅，恐将扩大。城中盛传杨林开炮，此间亦闻巨声，果有其事否？本思到沪观文展，为炎威所慑，欲行仍止。”从中可知，当时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已在常熟传开，城内还盛传太仓杨林口听到炮声。徐兆玮还取消了去上海观看展览的行程。同样，宁波人张泰荣也在当日得知事变消息，并在日记中记载道：“芦沟桥事件扩大，中央亦准备于万不得已时牺牲，士气激昂，为无和平解决途径，恐战事将从此开始。”徐、张两人的忧虑一样，都非常担心中日战争将不断扩大。

7月16日，常熟乡间开始谣传苏州城内的保长训练处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炸死炸伤数人，并且声称常熟报纸已有记载。对此，徐兆玮在日记中分析说道：“吾邑保长一人因病没于苏城戚家，前日见《琴报》，大抵由此讹传耳。”囿于资料所限，笔者已无法考证此事的真伪，但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卢沟桥事变之后江南不再是安乐窝，民间开始产生恐慌。

实际上，这种恐慌并非是空虚来风，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日军就在长江下游地区频繁活动。自1936年10月至1937年1月，日本军舰多次在常熟白茆口、浒浦口、野猫口等处测量水位，并登岸侦察，为入侵做准备。1937年2月5日夜9时，一艘日本军舰在常熟徐六泾口外四处徘徊，并用探照灯照射江岸。当月20日夜5时，乡民又发现一艘日本军舰，舰上士兵用机枪扫射滩岸，迄夜未去。7月17日，徐兆玮从常熟《琴报》得知15日早晨6时，日本军舰行驶到白茆口，士兵登岸后进行实弹演习，四小时后才离去。当日确有两艘日本鱼雷舰驶入常熟和江阴江面，似乎别有企图。不仅如此，在白茆、浒浦一带时常发现日本人和类似汉奸之人，“似为兜售仁丹、眼药等药品，但行踪诡秘，大有可疑”。

7月19日，徐兆玮感觉“芦沟战事消息沉闷”，遂阅读了18日的《申报周刊》，得知日军伤亡甚众。对于日方声称死伤士兵58人的说法，他认为是日军为了顾全颜面而打了若干折扣，“但即以此而言也，足证向来存有尊大夸耀心理的皇军吃亏非浅”。21日，他阅读《时报》，报载日机在平汉铁路上疯狂扫射列车，死伤甚众。对此，他极其愤怒，在日记中痛骂道：“猖狂如此，真堪痛恨。”25日，他阅读《晶报》，报载宋哲元命令冯治安部撤离南苑，并称卢沟桥是局部小冲突，这使全国民众的抗战情绪由沸点突然降为零点。读此消息，他的感受是“欲哭无泪”。

随着华北战事的不断扩大，徐兆玮的内心极为焦虑，每天均会关注最新消息。7月26日，他写信给上海的瞿凤起询问道：“芦沟起衅，沪上亦有谣言，未知来日何如？”27日，他感于报纸新闻滞后，遂改用收音机收听新闻。当日得知日军进入北平城，并在彰仪门大街、牛街一带与宋哲元的部队进行交战，他顿时失望至极，声称“和平殆绝望矣”。28日，得知“我军已将廊坊、丰台二处克复，大获全胜，沪上皆燃放爆竹志喜”的消息后，他内心极为喜悦，并吩咐家人晚餐多加一个菜，以示庆祝。两日后收音机意外损坏，他只能阅读27日和28日的《时报》，了解日军与宋哲元部的交战状况，以此安抚焦虑的情绪。30日，由于报纸没有送到，他心里一直是惴惴不安。31日，他通过《时报》了解到北平形势突变，中央电令宋哲元部转赴保定。此后又得知“通县激战”“丰台收复”“天津大战”“赵登禹和佟麟阁殉国”等事。

前方战事节节失利，北平、天津相继落入敌手。恰逢那几天常熟有台风过境，真是“屋漏偏逢连绵雨”，徐兆玮的心情格外沉重。8月2日，何市开始下起小雨，“风甚狂似飓，凉如新秋，夜风益狂”。3日晨，依然下着小雨，但不久后风渐猛，雨益大，“飓风之势成矣”。4日上午，“风势犹厉，下午雨止”。当日，徐兆玮的侄子徐子华前来报告受灾情况说，老祠堂的正门被一颗树压坏，乡间草屋多被吹坏，“牛车棚几无一剩，棉地损伤尚不能计数”。晚上，他翻阅《国闻周报》，在诵读周弃子的《军中曲》后越感悲壮，遂抄录在日记中：

悲歌何止慨同仇，划尽琼华恨未休。不信卢沟桥下水，至今犹向海东流。

骄兵难戢自将焚，燎却昆冈更不分。万众仰天求战死，从他铁鸟下层云。

垂老新婚一例均，向来许国早忘身。预为河畔沙间鬼，不作闺中梦里人。

茹垢含瑕彼一时，复仇今日更何疑。磨刀呜咽水沉血，要遣虾夷识怒狮。

8月6日，徐兆玮从友人钱继长带来的《新闻报》中得知，北平的良乡和天津的杨柳青都已收复。随后，他又翻看了2日和3日的《时报》，得知日军进攻良乡受阻，损失颇重，遂增兵来华。日机轰炸保定平汉线，并大举进攻静海。除了了解战事的具体进展之外，徐兆玮还特别关注前线失利的原因。他从《关于时局的几点说明》一文得知，平津陷落，实因宋哲元心存妥协，加上“武器见绌”和“工事缺乏”。

8月13日，徐兆玮通过收音机得知，“上海我军已与日人接触”。翌日，战况甚烈，下午空军出动。受战事影响，上海与常熟之间的交通被迫中断，沪报迟迟不能送达。此时，收音机也无法准时播报当日新闻，“所听得者，一鳞片甲而已，多言日机轰炸事”。自20日起，徐兆玮只能阅读常熟《琴报》了解战况，得知日机连续轰炸苏州、杭州、南京等地。8月28日，由于日机轰炸，常熟城内的商店大多闭门歇业，无法购买《琴报》。此后，他只能通过收音机收听信息，了解战况。直到9月20日，沪、虞之间的交通才恢复，徐兆玮购得当日的《新闻报》。报纸是徐兆玮获取外面信息的主要渠道，能否获得报纸也影响到了他的情绪。如9月30日，当得知有停售几天的《琴报》《新生报》送到时，他心中顿时大喜。10月16日，听闻《琴报》停刊，他心中极为失落。11月1日，当《常熟报》迟迟不能送到时，他心情则是“沉闷极矣”。

自1937年7月21日至11月11日徐兆玮举家避难之前，他先后通过收音机以及《时报》《晶报》《琴报》《新闻报》《大公报》《新生报》《电朝报联合日刊》《每日新闻》《申报周刊》九种新闻报纸了解战事。淞沪会战爆发之后，他几乎每天都会看报纸或者收听收音机，有的时候一天阅读三种报纸，足见他对战事的关注程度，其心中的忧虑可见一斑。1938年2月13 日，他从沙溪回到常熟家中后，几乎每天都会阅读《时报》《新闻报》，了解最新战况。同年4月11日，他携儿孙前往上海法租界避难，生活也恢复至往日的平静。此时的徐兆玮身患股癣，每日深居简出，大多数时间都在看报。据笔者统计，自1938年4月20日至1941年7月16日的三年两个多月中，他几乎每天都会阅读《大美晚报》《申报》《新闻晚报》等报纸，了解国内外战争的情况。

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徐兆玮的心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到淞沪会战初期，他的心境较为镇定。作为江南文人的他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即便是在得知上海战事甚烈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抄阅各类诗文。如8月14日，他抄录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注》，16日阅读桑西蒙的《常熟报恩牌坊序碑书后》，17日抄录赵景深的《大鼓研究自序》节略，19日阅读陈独秀的《实庵字说》。然而8月20日至11月26日，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日记中再没有出现抄阅诗文的记载，每日抄录的都是战事状况、地方见闻以及与友人之间的通信，通信内容大部分涉及战事，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由此可见，这场近在咫尺的战争已经深深影响徐兆玮的心态，他再不能像过去面临华北战事时那样镇定自若。因为他明白，一旦上海失守，日军就会进攻常熟，自己也将沦为亡国奴。

二、沦陷后的逃难生活

淞沪会战爆发前夕，上海谣言四起，市民们忙着搬迁避难，有人逃至老家乡间，有人搬至租界内。7月29日，王伯祥在日记中记载道：“昨日谣言甚炽，闸北及虹口区一带之搬场益盛，满街尽走。”上海附近的太仓也是闻风而动，“镇上的三五百家人，不论贫富，不论老小，都相率逃避一空，留镇的人不过数十”。徐兆玮的友人钱继长、陈孟芳、韩云魁就在战前一周，携家眷从太仓避居常熟乡间，租住在他的家中。

常熟临近长江，东与太仓的浏河口、杨林口接近。淞沪会战爆发之后，日军飞机频繁袭扰四乡。8月17日，日机在东湖附近投掷六枚炸弹，企图炸毁交通线。徐兆玮所住的何市镇“幸无驻军，且距江稍远”，故暂无袭扰之虑。但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深知家乡很难幸免于战火。9月18日，徐兆玮给避难于苏州宝岩寺的张鸿去函说：“桃源难觅，锡山离江岸较远，或足避兵。”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思量将来逃难的去处，但由于年岁已高，“出门一步即觉不甚舒服”，加上安土重迁的思想，内心其实是不愿逃难的。10月23日，他又给张鸿写信说，“鄙意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轻离故乡”。考虑到家人的安危，徐兆玮还是让儿媳携带三名幼孙居住在乡间的佣人家，自己与其他人留守家中。实际上，在常熟沦陷前的一两个星期，城内居民纷纷避往荡口、唐市等乡间。

在此期间，张鸿以及他的女儿张森数次写信催促徐兆玮及其家人离家逃难。10月30日，张森给徐兆玮的儿子写信说：“何市地近太仓，望弟等随姑丈来此暂避。”11月3日，张鸿又来信催促：“前线吃紧，何市颇紧急，甥女等何妨先行，来西郭外小避，将来亦可随机隐避。”徐兆玮与张鸿两家分处常熟和苏州两地，他们的联系大都依赖于往还的信札。短短的几个月中，两家之间的信函来往就有15次之多。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两家人在战乱岁月中患难与共的深情以及江南民众被迫离乡逃难的凄惨景象。

在张鸿的再三催促下，徐兆玮决定偕家人外出避难。11月10日，他在给徐凤标的信中说：“倘阵线再移，只好退避邑西。”12日，上海沦陷。徐兆玮从逃难的太仓友人周仰侯那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已经放弃长江防线，日军即将登陆。他随即让儿子连夜通知徐凤标、徐凤书、徐凤藻三位叔叔，并约好次日早晨众人一起商量逃难之地。当晚，一家人收拾衣物至半夜，而他自己则“卧不成寐”。13日晨，徐兆玮听到一声炮响，他的家人惊惶不已，遂从后门寻船出逃。途中，时有日机盘旋空中。为了不被发现，众人乘坐的船只能停泊在树阴密布之处。行至支塘下船休息时，被龚家下人郭二夫妇“乘劫攫物”。众人遂又匆忙逃离，过项桥、贺舍，欲前往王庄。

11月14日晨，徐兆玮一行到达李市镇，遇到友人张实甫。据张氏所言：“途中见逃难者络绎，皆近白茆、新市人，镇炸毁大半矣”。当时，李市有日机空袭，众人遂至林密之处躲避。傍晚，船行至吴县横泾镇，眼见避难的船只有数百艘，“无处不泊满”。因担心横泾也非安全之处，故稍事休息后徐兆玮便催促船主半夜开船，后泊于周塘。15日黎明，船过周塘苏常公路桥，驶入尚湖，途中看到数具尸体漂浮于岸边，看似被人谋害而死。到了王庄之后，徐兆玮让家人上岸打探情况，得知镇上空虚无人，原来，“昨日避难者麇至，以致本地人亦仓皇奔避，即乡间亦一空矣”。此时，恰逢遇到国民党军队抢用船只，经过徐兆玮的据理力争，才得以幸免。

11月16日，船驶过张泾桥。徐兆玮想登岸打电话联系无锡友人杨翰西寻求避难，但电线早已被炸断。无奈之下，众人只能继续前行。船过一座大桥，见两岸国民党军队往来甚多。后见岸上一纱厂，询问得知是杨翰西的广勤纱厂。徐兆玮停船登岸，恰巧碰到纱厂职员唐锡康。两人交谈之时，又有国民党军队过来抢船，且多次交涉后无效。徐兆玮遂让家人将行李搬置于纱厂前工房中。当晚，时有溃兵枪声响起，还有人询问常熟难民居于何处，幸好厂中有壮丁彻夜巡视，这才未遭劫掠。18日，徐兆玮一行在纱厂壮丁持枪护送下，前往鼋头渚避难。在途中，他看到无锡北门至西门的河道被装运军队的船只塞满，城外过桥的士兵络绎不绝，申新三厂被炸成瓦砾。当晚，众人到达鼋头渚，入住于杨翰西的馆舍松下清斋。连日的奔波和恐慌，使徐兆玮身心俱疲。当夜，他“闻风雨声，悸不成寐”。

11月20日，日机飞至太湖一带，众人躲到广丰面粉厂防空壕中。所谓的防空濠，实际是用面粉袋叠成，“人须侧身，一洞可容十余人”。徐兆玮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在防空壕中的生活：“连日以避面粉濠为日课，晨起闻机声即入濠，饭具则出饭，饭毕则又入。至夜，机声寂，始得安寝。”当时有很多难民前来广丰面粉厂和隔壁的缫丝厂避难。在避难时，众人商量寻找安全之所，其中一位俞姓面粉师说可以去扬中，魏姓工人说苏巷比较安全。11月26日，日军攻陷无锡之后来到广丰面粉厂，徐兆玮等人“仍匿面粉濠中，有开面粉间阅视者，屏息不敢声，未几即去。”在无锡避难的几日，他就三次遭遇日军搜查，大半行李被抢走，最后连夜逃至惠山姑里。

11月28日，徐兆玮一家人逃回常熟家中。然而此时家中已被日兵抢劫7次，一片狼藉。徐凤书在《锋镝余生记》中详细记述了日军抢劫徐家的过程，后来徐兆玮将此事抄录于自己的日记中。1937年11月12日半夜，日本兵打破徐家后门，冲进房内，翻箱倒箧，损失甚多。14日下午，又有9名日本兵来到何市，在徐家搜劫约3个小时，并将搜得的财物打了七个大包裏，拉了10余个伕子，乘船而去。19日午时，日本兵又来到何市，第三次在徐家劫掠，搜罗3个小时，将财物包成七个大包裏，拉了12名伕子，运送至老徐市，一路而去。20日上午，日本兵7人到来何市，先在管玉书家劫掠，然后又来到徐家搜劫。23日，日兵10余人从支塘、溆浦来到何市，抢劫道生典当之后，再至徐家，撬开地搁板搜劫。30日上午，日本兵13人来到何市后放了两排枪，先后劫掠典当、徐家、邹家，共劫走财物五大包。

由于常熟战事未平息，家中无法居住，徐兆玮又携家人逃至太仓沙溪镇，租赁北弄陆宅居住。他听人说当时的沙溪有从宝山、嘉定、上海、昆山、常熟、吴县等处前来避难的8万余人，“此乡信乐土也”。在那里避难的日子里，日常生活恢复了平静。1938年1月31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早晨依稀能够听到爆竹声。午后，他与两个女儿在北弄散步。2月1日，他又与儿孙前往永安书场听《三笑》《周文宾乔妆》弹词。虽处于战乱时期，沙溪镇依然开了两个书场。对于这样的场景，徐兆玮在日记中说道：“一市二书场，繁荣可知”。次日，他又作诗一首：“丁东弦索听弹词，裙屐纷来入座时。粉饰升平何太早，弭兵修好尚无期。”当时永安旅社为了招揽生意，就把方形的厅改建为书场，从苏州光裕社请来了许韵芳、邹虹霞唱《白蛇传》和《啼笑因缘》。

尽管生活恢复平静，但徐兆玮的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惆怅。他在《立春前一日雨雪》一诗中这样写道：“国破家犹在，春回岁又更。偶留泥雪印，暂息鼓鼙声。炉炭灰仍热，帷灯梦不惊。老鳏愁夜永，欹枕待天明。”此时，他越发思念家乡，并作《人日思家》一首：“家园违咫尺，人日可无诗。紫竹阴疏处，梅花发几枝。”2月6日，好友周龙生的妻子前来，他遂打听家中的情况，得知最近有日军至离何市不远的陶家角骚扰，故而“东镇居民有移乡暂避者”。10日，他从来太仓贩卖芹菜的常熟船主处打听到，前往荡口避难的乡人已陆续回家，只是入城时需要报门牌户数。听到战事平息的消息，徐兆玮立即让家人收拾行李，也准备回乡。13日上午，一家人冒雨行船，下午四时半到家。到家之后，家人都忙于收拾杂乱不堪的房屋，他则掩饰不住回家的喜悦作诗一首：“雨止庭犹湿，人归户始开。探寻身外物，掇拾劫余灰。黛色浮松桂，孤标峙竹梅。芜园今有主，倚杖几徘徊。”然而此时常熟地方社会不靖，谣言四起，几乎天天发生盗匪抢劫事件。无奈之下，他又于4月11日赴上海法租界避难。

三、沦陷前后的常熟民众生活

淞沪会战爆发当日，常熟地方的形势就开始紧张起来。晚上，民众服务指导所和抗敌后援会彻夜办公。各乡镇壮丁除了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之外，还得为过境的军队提供后勤服务。8月19日，徐兆玮起床后听到闹市中有喧哗声，得知是支塘壮丁前来拉夫给军队做饭，仅抓得十余人。最后由镇公所出面才招足二十人，并协商只工作五天，每天给资二角。8月23日起，中日鏖战日趋激烈，常熟境内经常有国民党军队经过。29日夜一时，俞济时部队从湖北赶来，经过何市，赴陆河。晚三时，又有部队三四百人开拔。由于大量军队通行，城乡交通受阻。

淞沪会战期间，日军曾对常熟城区进行多次轰炸，主要以热闹街市为目标，昔日最盛的寺前街、牌楼档、县东街、县南街等处最为严重，所有市屋、商店均为一片瓦堆。8月23日下午，日机在常熟上空侦察并投弹10余枚，炸毁民房四处，死伤40余人。9月1日上午和下午，敌机对常熟展开第二、第三次轰炸。10月12日和28日，敌机又进行了第四、第五次轰炸，损失甚为惨重。12日的第四次轰炸，2架日机共计投弹16枚，自南门外缪家湾起，一路至老县场为止。沿途民房被炸毁者至少七八十间，学前小学校、浙江兴业银行以及乾泰恒绸缎局、大同南货号等处均毁，死伤平民总计60人以上。为了躲避敌机空袭，常熟城内的商铺大都歇业。8月28日，经常帮助徐家订货的航船主陈少峰从城内回来说“城中商店多闭门”。9月13日，他回来又说：“城中家家闭户，寺前街亦未开门”。15日，在县城参加会议的友人告知徐兆玮：“城中未开市，萧条已极，县署以千余金筑地下室，其办公人员散处城外，觅之未得。”28日，徐兆玮得知，县政府限令各商店三日内一律开业，如不遵守，则以故意扰乱社会秩序论罪。

此外，日机还经常对常熟、太仓沿江的市镇进行轰炸。10月6日，徐兆玮多次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后来得知是日机轰炸太仓张市和鹿河的驻军。7日，日机在太仓岳王市连投十余枚炸弹，炸毁当地小学和民房七八十间，罹难者甚多。10月8日，忽然传闻在璜泾抓获汉奸一名。据其交代，日机将在次日对沿江各镇投弹轰炸。镇长当即命令明日闭市，一时人心惶惶，纷纷迁至近镇草屋中。9日，又传闻璜泾汉奸之言半系讹言。12日，徐兆玮在日记中记载道：“今日敌机往来甚多，遥闻投弹声”。10月17日晚，日机在常熟白茆口一带投弹轰炸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工事。11月13日前后，日机狂炸常熟梅李、古里。在梅李一地，就投弹300多枚，镇山约3/5的房屋被炸毁。古里镇的房屋仅剩下1/10。另外，吴塔、支塘、谢桥等市镇亦被炸得到处是残壁断垣。

由于缺少官方信息，常熟地方各种传闻不断，以致民众难以区分信息的真假。如徐兆玮在8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道：“闻支塘军队开赴张市，谣言蜂起，有谓白茆口外泊有日舰七艘者，后知不确。”实际上，在前一天，杨林口和白茆口江面突然驶来七艘日舰，并载有大批陆战队。日记中所谓的“谣言蜂起”，实际是真实事件。再如8月23日载“闻太仓、常熟城均被炸，但传闻异词，未得确实消息。”当日，日机确实对常熟展开第一次空袭，投弹十余枚。

沦陷之后的常熟，谣言没有停止，主要是关于日军的行踪。1938年2月9日，徐兆玮在日记中记载道：“有谣言称日军将在归庄过境，赶赴璜泾，后遣人赴归庄探信，得知璜泾有便衣队，日军前往搜查”。2月19日，又有谣言称中国军队已到了常州，而徐凤标来信说上海的报纸报道扬中、泰县均已陷落。徐兆玮由此推测，“日军方于江南、北用兵，常州之说恐不确”。当日下午又有谣传传来，有人说日军已至梅园，还有人说至朱店桥马翠珊家，后有人说自河槽来。翌日上午，有谣传说日兵在南渡桥。27日上午，又谣传日兵数人在莲泾摆渡，或云只有一人。3月1日上午，谣传有日军要来何市镇，后来并没有来。谣言大肆传播的背后，显示出民众对日军劫掠的忧虑和惶恐。

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逃亡他乡的居民因各种原因，只能陆续迁回城内。在逃难过程中，民众饱受磨难，“有人满载而出的却索然而归，乃是路上遭了洗劫；有的全家离乡的却剩得一二人回来，乃是逃亡途中遇到了轰炸，挨饥受冻”。然而回到家中，发现家具被劫掠，房屋被焚烧，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之中。此时，城市表面上恢复常态，民众也想从事各种日常活动，但大家都仍旧怀着恐惧的心理，最显著的就是城市变成了“男子城”，年轻的女子都藏匿于乡村，以逃避日军的强暴。日军的残暴与蛮横，更使民众的周围笼罩着一种恐怖的氛围，生命朝不保夕。

日军的封锁导致交通断绝和消息阻隔，各种日用品得不到补充，物价暴涨，私糖充斥市场。民众也无法了解外界的情形，地方报纸必须经过日军的严厉检查才能够发行，如伪《无锡日报》、伪《武进日报》，但是很少有人看。报贩经常从上海经南通再乘船到常阴沙，将上海的报纸偷运到常熟贩卖，仅有几百份，价格也非常贵。一份中国报纸在上海只售四分，在常熟却要售一角。即便如此，也是很少人可以看到。

常熟沦陷后，沈炯、蒋志范、徐凤藻等人在中国银行的新址里组织成立了伪自治会。伪自治会成立之后，“一群专营者，央亲托友，谋得一席噉饭地，计有三百五十余人”。日军在伪自治会对面的交通银行内驻扎宣抚班，班长为佐藤，“但是他们的势力都不及十里之外，一点也‘治’不了‘安’”。此时，大部分日军调到前线，原来那些作恶多端、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更是为虎作伥，明目张胆地做起汉奸来。

伪自治会成立之后，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办理田租。他们趁机敲诈勒索，征粮收租，其中以梅李镇的伪组织最凶。1938年春，地方劣绅薛友三等人成立收租机关，并从常熟城内请来了伪警察威吓农民，最终引发抗租暴动。关于此事，徐兆玮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收租事颇咎财务处定价太昂，且动辄勒缴，尤惹佃农怨恨。梅李闹事，击毙收租员及公安分局巡士，并毁区长薛友三之屋，致日军亦出动，捕数十人，酿成巨变。”在支塘镇，驻守伪军张贴布告收租，但民众均拒绝缴租。于是伪军强拉走老百姓八十余人，强逼缴租，计棉田每亩16元。当时有民众被伪军拉去，结果勒索抢去11.6元，而收据仅写1.6元。

除了土豪劣绅敲诈勒索之外，地方上的地痞流氓也乘机活动，每天都会发生打杀、拆屋、罚款、绑票这样的事。徐市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地痞叫徐陶陶，事变前其不务正业，聚赌抽头，贩卖妇女；事变后勾结各地豪强，鱼肉乡民，更为活跃。2月28日，徐兆玮的族弟徐达成从城里回来说：“石牌曾有湖匪抢劫一次，居人皆备枪自卫，夜间时闻枪声”。另外，东彭家桥陆姓被抢劫，事主受伤，谣传劫去现银五百元、钞三百元，又掘得埋在地下的金器。对此，徐兆玮感叹道：“盗风不戢，良民无安枕之夕矣。”3月22日，徐凤标来信说：“西乡匪徒横行，剿抚无方，甚惧星火可以燎原也。”25日，徐兆玮的儿子来函言：“西乡匪类甚为隐忧，出月当归家。”此外，当地的土匪还假充游击队四处敲诈勒索，经常翻箱倒柜进行抢劫。返乡后的人曾这样记述道：“匪徒经常抓乡民进行审问，要他们说出藏钱的所在，甚至用炮烙之刑，将人烫得满身焦烂，直至死亡。一些乡民因受不了匪患，便搬到城里来。”

鉴于地方不靖，加上徐兆玮年事已高，受不了如此惊吓，他的家人遂劝其赴上海法租界避难。离家之后，时常有亲朋好友来沪探望，徐兆玮从他们那里得知家乡的匪患日甚一日。4月17日，顾妈来上海说：“匪仍每夜抢掠，时闻枪声，媳妇等夜间避居炳生家”。5月3日，周龙生来上海说：“土匪横行日甚一日，白昼有数十人结队过市者。六河被劫，归市亦被劫，璜泾被威胁索钱，开口万余，后不知以何了之。徐市请匪赴宴者数十人，公然乘车携械，匪亦大举请客，何市亦有代表去。”6月14日，徐凤藻赴沪办事，在谈及家乡情况时说：“西乡剿匪已浙平靖，周市帮闻已去安徽，现止白茆口一帮、归市一帮，有周学文、吴善述为魁”。7月19日，徐凤藻又来上海，并告知徐兆玮最近何市又发生数起绑票案，其中杨金奎传闻溺死，而邹云亭和董恒福以钱赎回。周毓文、顾彦儒、陈景福、吴善述等归市匪帮极为嚣张，黄宝书、寿康等人俱与其联络。

敌伪盘踞何市后，实施抢掠绑架，各乡民众不堪敌伪蹂躏，积极组织游击小队。当时常熟东乡的张家市有陈景福，何市有殷如玉，沙溪有单伯龄，周泾有李桂生，徐市有赵北，沈市有小三子三老板，陆市有李开山，珍门有吴文信，李市有乐三、乐四两兄弟，浒浦有赵培芝。他们在时势推动下，利用老百姓的同仇敌忾，纷纷树立起抗日的旗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六梯团。当时归市律师周毓文联络他的侄婿陈景福，以及何市的陈毓盘和徐市的皇甫渡组建了一支队伍，后来又拉殷如玉、赵北等人参加，组成了一个独立团。此后，国民政府命令熊剑东接受部队，将其改编为第六梯团。

不可否认，这些地方武装在成立初期确实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徐翰青在写给徐兆玮的信函中曾提及家中的治安情况，“家乡自殷队（殷玉如）组成以来，虽不敢说农商乐业，然粗得安居，已属万幸。”然而这些“游击队”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制订条例，并相互联盟，称王称霸。熊剑东为了扩充自己的地盘，在陆市联络刘元民，拉拢李开山；在周泾利诱李桂生，并吞并了沈市的三老板。北新闸的高洪恩因为不肯臣附于他，即率部火并了北新闸。赵培芝见势不妙，遂与熊剑东订下互不侵犯的约定。4月13日，曹玉林来到上海，声称“前日北渡桥游击队火并，一为陈景福部，一自文村来，隔白茆塘作战。”7月18日，徐兆玮从送西瓜的汤桃口中得知“殷玉如与单伯龄龃龉，几火并，现已说开。”9月13日夜饭后，庞甸才来到徐兆玮的寓所说：“卢子昂到沪，欲去单伯龄而用殷玉如，未知能成事实否？”

这些地方武装内部人员成分复杂，打家劫舍、贩卖私货、吸食鸦片，无恶不作。11月4日，孙圆妹探望徐兆玮时说道：“熊剑东未去，恣行绑票，何市又绑去三人”。1月6日，友人子扬前来探望，两人在聊起家长的匪患时说道：“凡在队中为长官者，皆染乌芙蓉癖。予谓岂特长官，即下士狂吸鸦片者亦不少，真可为痛哭流涕也。”此外，这些地方武装在乡下不择手段大肆敛钱，找到对象，直接勒索，叫做“请财神”。富农、佃户的油水榨干了，就转到市集上的爆发户身上。

结语

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中国无数家庭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生命遭受无情摧残。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民众的悲惨遭遇已有大量研究，近年出版的一些日记和回忆录，为我们了解战时生活情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可以还原在战争来临前后江南民众日常生活、情感的变化、家庭的悲惨遭遇以及战时地方社会秩序混乱的情景。

本文研究的日记主人徐兆玮偏居于常熟乡何市镇，战争彻底改变了他晚年的平静生活。淞沪会战爆发之后，他经常关注战况，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深受战事的影响。常熟沦陷之后，他携家人辗转于无锡鼋头渚、惠山姑里、太仓沙溪等地，寻求安身之处，逃难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抢劫、国民党军队强占船只等惊险事情，而家中被日军搜劫七次之多。最后，他在家人的劝说下避难于上海法租界。无论避难何处，徐兆玮都喜欢阅读报纸，了解战事，同时还能放眼中华，洞察世界战争风云变幻，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这也是传统士绅精神的实际践行。另外，他心里时时刻刻牵挂着家乡，并通过亲戚朋友打听家乡的情况，期望早日回到家中。不幸的是因癣疾缠身，最后客死他乡。

通过日记，我们还能对当时的时局动态、日军暴行、地方社会秩序以及民众生活有所了解。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常熟地方风声鹤唳，日机空袭、国民党军队过境、壮丁抓人等事情时有发生，以致民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民众陆续逃难他乡。常熟沦陷后，虽然组织成立了伪自治会，但却无法维持地方治安。民众除了遭受日军的奸淫掳掠之外，还要饱受土豪劣绅、土匪流氓以及地方武装的摧残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作者简介：胡勇军，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年第2期。注：转自“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