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林伯强
这两天，欧盟气候事务专员沃普克·胡克斯特拉在北京同中方会谈期间接受的一段采访引起关注，他表示希望中国在气候行动中展现更多领导力，同时还“敦促中国停止新建煤电厂”。近年来，中国新核准煤电项目的数量问题被一些西方媒体和机构视为中国气候政策“倒退”的信号。这些声音有些出于对中国能源发展长远战略的不了解，有些出于政治化的炒作攻击，但必须要厘清的是，从中国能源系统的发展阶段、能源安全保障的现实需求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等方面来看，中国当前的煤电建设是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必要过渡安排和新能源发展的有力支持。
中国新增煤电装机背后有着深刻的能源发展逻辑。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煤电装机容量为11.24亿千瓦，2024年增长至11.9亿千瓦。但数量上的略微上升并不代表中国放缓了绿色转型步伐。一方面，尽管煤电装机容量有所增加，但煤电机组的实际利用小时数却在不断下降。在本世纪初，煤电发电小时数接近设计标准的5500小时，而2024年已下降至约4200小时。另一方面，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22年，中国风电和光伏装机容量分别达到3.65亿千瓦和3.93亿千瓦；到2024年，风电装机容量已升至5.21亿千瓦，光伏更是跃升至8.87亿千瓦。新增风光装机总量大幅超过新增煤电，近五年风电光伏的发电量平均增长超过22%。这表明，中国能源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为了支持新能源大幅度增长，“煤电回潮”更多是对当前能源系统运行特征和安全保障底线的技术响应，而非绿色转型目标上的政策退让。
“先立后破”原则符合中国碳中和路径安全可控过渡期的发展需要。中国在全球率先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双目标，且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与发达国家的能源需求不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能源消费快速增长期，能源体系庞大且以煤为主，供需弹性较小，同时由于新能源产业增长速度快，电网稳定性仍面临重大挑战。这意味着，中国的能源转型路径并不能简单套用欧美的发展经验，而必须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在建立起可靠的清洁能源体系前，不可轻率大规模淘汰煤电，否则电网稳定性将失去支撑，新能源增长速度也将大幅度降低。
事实上，中国正在通过对煤电机组的清洁化、智能化、灵活性调峰改造，尽可能降低煤电碳排放，并逐步将煤电转变为以稳定性和调节性为核心的辅助电源体系。这些新增机组通常预留了碳捕集与封存的技术接口，有助于实现未来的深度减排。在中国的低碳发展过程中，这些煤电项目并非向气候变化的“让步”，而是中国能源低碳转型实践中的重要支点。
中国是气候行动的“行动派”，欧方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全面履行《巴黎协定》承诺。中国是全球清洁能源投入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风电、光伏、电动汽车、储能产能增长最快的国家。2024年中国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新增的60%以上，电动车销量和其他绿色技术专利申请也稳居世界首位。种种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并非“口号派”，而是真正推动气候行动落地的“行动派”。
然而，当前欧盟一些言论与行动中，越来越多地将气候议题政治化，对中国的能源政策采取选择性关注、甚至“戴着有色眼镜”发出批评。欧盟一方面要求中国加快煤电退出，另一方面却频繁对中国电动车、风电、光伏产品发起贸易调查，设置关税壁垒，实质上是在阻碍全球绿色技术的自由流动、规模扩散和资源优化配置。这种“气候行动要求中国、市场机会拒绝中国”的双重标准，不仅削弱了中欧互信，也违背了全球气候合作应有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也阻碍了全球低成本低碳转型的进展。
气候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成为全球合作的桥梁，而非对抗的工具。中欧同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参与者，完全可以在绿色技术合作、碳市场对接、能源基础设施标准互认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但欧洲不能一边高喊“绿色转型”，一边在产业政策上筑起“绿色壁垒”。中国制造的新能源产品大幅压低了相关成本，让可再生能源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具备了普及性；中国电动车产业链的快速崛起使交通领域的电气化转型成为可行路径。倘若中欧双方能将彼此定位为气候治理领域的协作伙伴，而非相互竞争的对手，不仅能有效降低全球绿色转型的整体成本，更能为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强劲支撑。（作者是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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