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冈一忠 | 从洪亮吉看乾嘉时代

洪亮吉的一生横跨了从乾隆十一年至嘉庆十四年的六十四年。大致上来看，他出生在清朝入主中原的百年后，而在他去世后的百年，清朝覆灭。所以，可以说洪亮吉是正好生活在清朝中期的人物。洪亮吉的学问既有代表乾隆盛世的考据学学者的一面，也有嘉庆、道光时期兴起的经世思想家的一面。虽然，洪亮吉作为官僚参与的政治实践并不多，但他对革新政治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其悲愤的心情烙印在诗文中。那么，通过介绍他的作品来描述一个士大夫的成长，来观察这个时代，未尝不是个好尝试。

在洪亮吉多种多样的活动中，《洪亮吉》一书仅选取了他部分诗歌和关于政治、社会的讨论，几乎没有涉及他在经学、历史地理学、小学等领域的成就。而且，对于自己能否正确把握其诗作的内涵，也多少有些不安。这只是笔者个人的主观想法，相信能够通过诗歌的世界来描写一个清朝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并探寻其中的意义。然而，本书或许过分关注乾隆后期北京的政治文化，且对洪亮吉政治批判的主张先入为主，似乎有些过于强调洪亮吉作为正义直言之士的形象了。虽然有诸多不足，但下文尝试归纳总结本书的要义。

洪亮吉生活在乾隆帝与嘉庆帝的治世下，首先要明确的是，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安定的政治、生产的向上与流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灿烂的都市文化，这般的富饶也润泽了乡村。在这片繁华之下，士大夫家庭中不仅是男性，女性也得到了良好的学问教养。在被称为科举社会的清朝，负责子女教育的不只有父亲，还有守护着家庭的母亲。即便是在父亲早亡的家庭中，在母亲严格的教育下，也能养育出一批像洪亮吉、黄景仁、汪中及张惠言这样的士大夫。或许正是出于此，他们才会积极地书写在这一时代中拼命生存的女性的行状。

洪亮吉在对科举发起挑战的过程中，为了生计担任过不少人的幕友。尤其是在安徽学政朱筠和历任陕西巡抚、湖广总督的毕沅幕下时，他结交了同为幕友的学者、文人，借此拓宽了自己学问的领域，也加深了学识。虽说幕友的报酬不甚安定，但也足以支持洪亮吉一家的生活。这要得益于社会持续的繁荣。

以江南为中心的中国东部地区的繁荣，贯穿了整个乾隆时期，可在乾隆后期却开始悄悄罩上阴霾。江南的水旱灾害以及黄河下游治水事业的不彻底，令民众的生活难以安定。伴随人口的增加，土地不足的现象出现了，于是汉族从东部地区迁移到西部地区，结果是激化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对立矛盾。在移民群体中扩大的民间宗教及其组织接连地引发政治问题。然而，地方上交的错漏百出的报告，使得中央政府失去了寻求妥善对策的时机。最为严重的是，京城里追求享乐的皇帝，竟将大权委以一介青年，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洪亮吉上京的乾隆四十四年，正是和珅作为军机大臣开始掌握政治大权、对乾隆帝政治造成巨大影响的时期。如此一来，洪亮吉切身体验到的北京以及此地的政治文化可以说都是由和珅一手创造出来的。

皇帝集权的体制越是牢固，当权者就会越发恣意妄为。在乾隆帝默许之下掌权的和珅，可以轻易把握官员的意志与民众的行动，这样的权力行使可算不上正面意义上的“宽容”。和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结果就是，官僚也好，民众也罢，都深感阻塞。乾隆五十五年，好不容易考中进士的黄钺在年末便辞官归乡，恐怕就是因为难耐乾隆帝与和珅掌控下的北京城中笼罩着的闭塞感。

洪亮吉亲身体验了乾隆帝治世下的繁荣与潜藏着的矛盾，预感到清朝的衰微。自幼丧父，在慈母的鼓励之下，洪亮吉屡屡挑战科举考试，创作诗文。其多达五千首的诗作，像日记一样记录着每一天的喜怒哀乐，连缀着对眼前现实的描写，刻画着心情的变化。由此可知洪亮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逐步转移到政治上。进士及第之后，洪亮吉成为翰林院编修，步入官场，深感其中的险恶。所以，他想在新皇帝的治下敲响在乾隆时期被封印了的警钟。可是，他的声音并没有被重视。

六十四年来，行使着绝对权力的独裁者（乾隆帝）去世后，后继者（嘉庆帝）成功上演了一场皇位交接的戏码，激动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明确的抱负和“改革方案”。当时，大胆提出“改革方案”（洪亮吉、尹壮图及法式善等人的上书），会给体制内的后继者极大的刺激，亦恐会伤及己身。

改革与革命不同，往往会陷入不彻底之中。在嘉庆帝的政治革新中，连“维新”（法式善）这样的说法都十分忌惮，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嘉庆帝的性格优柔寡断，而是因为统治中原已有一百六十年之久的清朝已经没有能量来实行当时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了，也没有允许流血牺牲的能量了。加上皇帝在摸索着满族政权的回归，这一点心思却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乾隆帝驳回了御史杭世骏因“满洲人总督、巡抚过多”而提出的改善意见，同样地嘉庆帝对上述的“改革方案”也是一条没有采用。虽然他可能听进去了一部分，但那连所谓“止血”措施都算不上，只不过是场面上的应急之举。结果就是，嘉庆在亲政初期应该实行的，诸如对乾隆帝六十四年来的治理下堆积尘垢的清洗，对制度疲劳部分的修理等改革，也一项都没有施行。——只有导致机能低下的“因循旧章”，什么改革也没发生。即便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也一样可以进行政治上的革新和人才的登用吧。可对从云南送来的尹壮图的提议，嘉庆帝置若罔闻。不得不说嘉庆帝一开始就没有侧耳倾听谏言的姿态。

说到底，那是因为嘉庆帝长期以来都全身心投入和其他皇子竞争下一任皇帝的候选上，比起帝王学，他学习了更多的皇子学。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学习成为一个有威严的皇帝，而是去扮演一个顺从的皇子的形象。所以，在嘉庆登上帝位时，他并没有做好任何成为皇帝的准备，其可取之处不过是率直、认真罢了。

说到洪亮吉的《极言时政启》这篇文章，其意图并不在于否定皇帝的统治，而是出于他对乾隆后期松散的社会与腐败的政治抱有的危机感，想要敲响警钟，令人意识到强化改革的必要性。在乾隆时期的考据学影响之下成长的洪亮吉，在对价值观变化、风俗溃乱和社会秩序崩坏的危机感中，形成了经世济民的思想。

与洪亮吉同一时代的士大夫，特别是这批被称为考据学者的人物中，也有不少人在私下留下批判清朝皇帝政治的言论（比如钱大昕、赵翼）。然而，他们的文章都采用了婉转迂回的表现，或用过去的历史来影射的手法，并没有直言的批判。从这一点来看，洪亮吉踏出了第一步。当时的人们、士大夫们都感受到了同样的状况，而洪亮吉向皇帝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这可以说是用来试探成为清朝掌舵人的嘉庆帝的意见的试金石。然而，嘉庆帝并没有察觉到时代已经和其父乾隆帝的盛世大不相同，他仅仅针对个人行为被批判的部分，做出了感情用事的反应，即对洪亮吉严加处罚，导致官场气氛降至冰点。终于了解到事情严重

性的嘉庆帝，急急忙忙赦免了洪亮吉，将他释放回原籍。可在这如冰封一般的官场中，官僚们的心结仍然无法开解。如序章中所言，康熙帝和雍正帝都是考虑着全盘影响来采取战略性对策的，而与之完全相反的感情用事的结果，就是导致从此以后官场言路的堵塞。可以说只有靠着健全的谏言机制才能平稳有效的皇帝政治至此已几近死灭。

死里逃生回到常州，自号为更生居士的洪亮吉，不再有政治上的发言，而是耽于作诗与著述，以及游历江南各地名胜。在与以赵翼为首的士大夫再续前缘的同时，他还将晚年的十年生涯奉献给了对后进的指导与维持地方秩序的稳定。

洪亮吉去世之后，清代中国踏上了充满苦难的旅途。而本文在此搁笔，不再详加探讨。洪亮吉在贵州写下《意言》的乾隆五十八年，为了扩张英国商人的对华贸易而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节乔治·马戛尔尼在承德的避暑山庄谒见了乾隆帝。然而，他的请求一条也没有实现。于是，他们从大运河南下，经由广州、澳门踏上了归国之路。在马戛尔尼离开广州前的日记里，有这样一节: “中华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这艘舰船并不会马上沉没，还能像遇难船似的漂流一阵，然而终究会撞到岸上粉身碎骨。”

现实中的清代中国踏上了什么样的道路呢？ 在乾隆帝之后即位的是嘉庆帝，然后是道光帝，在这对父子治下的五十年里（嘉庆四年至道光三十年），出现了一批像陶澍、林则徐那样标榜着经世济民的士大夫，即所谓的经世官僚，他们摸索着改革的道路。可是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将林则徐的提议当作一派胡言而舍弃不用，从而签订了《南京条约》。维持满洲政权至上的意图，与国土意识背道而驰。后继的皇帝更是连在“甲板”上都站不住了。英法联军侵华中圆明园燃起的火光、以太平天国为首的民众蜂起，经历了这一切，怀抱幼帝（同治帝）的皇太后（慈禧太后）不得不去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官僚的政治、军事势力，并容许对体制的部分修补。即便如此，后来的中国人还是不得不去经历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