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粮食产量高的湖北，为何会出现严重的荆襄流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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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一句谚语“湖广熟，天下足。”自从中国历史出现“衣冠南渡”的现象之后，南方经济逐渐发展。到了明朝时期，湖北、湖南、两广地区的粮食产量相较于北方地区更高，但明朝的湖北却出现严重的荆襄流民问题。到了明朝中期，荆襄流民问题引发明朝开国以来少有的流民动乱。明宪宗投入巨大的精力，才把荆襄流民的问题予以初步解决。

那么，明朝为何会在粮食产量高的湖北出现荆襄流民问题呢？

上图_ 明朝版图

第一，荆襄地区的地理环境为荆襄地区和明朝对荆襄地区政策的变化为荆襄流民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湖北的荆州、襄阳地区位于西到终南山东部，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东北到伏牛山，其地理位置介于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的交界之处，森林密布，土地肥沃，适合旱作农业经营。只要国家能给相对宽松的农业发展环境，荆襄地区就会成为湖北的重要粮仓。

进入明代之后，传统的农业发展区域河南、山东水灾频发，荆襄地区的农业地位进一步上升。由于荆襄地区土地肥沃，只要政策允许，荆襄地区有很大可能成为人口密度集中的农业区，这是荆襄地区产生流民问题的原因之一。

上图_ 襄阳保卫战

除了荆襄地区的地理环境适合人居住农耕，明朝对荆襄地区政策的演变也成为荆襄地区流民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荆襄地区在明朝建立前经历了多场战争，在元军进攻南宋的时候，宋军在襄阳打响了惨烈的襄阳保卫战。

到了元朝末年，红巾军和元军在荆州和襄阳展开大战，荆襄地区刚刚恢复的元气又在战火中损失殆尽。由于明朝是在元明战争的烽火中建立起来的朝代，其急需发展重点地区的农业。因此，在朱元璋登基称帝后，朱元璋就把饱经战火的荆襄地区封禁起来，不允许民众开垦，只允许襄阳个别军屯存在来满足军队的需求。

上图_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朱元璋驾崩后，明朝经过朱棣、朱高炽、朱瞻基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大明的经济在战火后的废墟中逐渐恢复起来。但明朝几代帝王依然没有重视荆襄地区的问题，朱棣北征蒙古，无暇顾及荆襄地区。朱高炽在位时间太短，无暇顾及荆襄地区。朱瞻基打算解封荆襄地区的开垦，但政策还没落地，朱瞻基就驾崩了。直至朱瞻基驾崩后，明朝才逐渐放松对荆襄地区的农业限制。

荆襄地区土地肥沃，随着明朝逐渐放松对荆襄地区的农业限制，大批来自河南山东的失地老百姓来到荆襄地区居住，荆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很快，这就为明朝荆襄地区流民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上图_ 朱瞻基（1398年－1435年1月31日），即明宣宗

第二，明帝国政府管理疏漏是荆襄流民问题爆发的直接原因。

根据估算，到成化中期，荆襄地区的民众约有200万人。但明朝政府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管路措施应对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

明朝的管理疏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地方行政划分不到位，保甲制度形同虚设。

面对日益增加的移民，明帝国政府只在荆襄地区划了一个郧阳府，并在郧阳府下划出多个州县管理荆襄地区的移民。但是，面对数百万人的荆襄流民，一个郧阳府和郧阳府下面州县的行政区划是无法满足复杂的行政管理需求的。很多流民藏在山间，隐匿户口，地方保甲制形同虚设，给官府管理带来不小的麻烦。由于保甲形同虚设，很多老百姓还把自己的亲友叫到荆襄地区而不像官府报告，这就让官府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

上图_ 朱祁镇（1427—1464），即明英宗

其次，明朝对流民的政策是含糊其辞，也不切合实际。

其最具代表性的法令为明英宗登基后关于流民问题发布的一系列法令，包括流民复业令、禁止隐占人口田地令、赦罪令等法令，这些法令都是对流民问题的解决法令，其内容大都包含给流民土地，在赋税方面给予优待，减轻流民负担等方面。但由于明朝藩王实施土地兼并、自然灾害影响等原因，这些法令对解决流民问题是治标不治本。明朝荆襄地区的流民的生活问题依然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

上图_ 明朝官员

第三，武当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武当山宦官乱政，侵吞税款，中饱私囊成为荆襄流民问题爆发的重要外因。

武当山是道教名山，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武当山被划定为禁区，不准平民开垦。为了体现武当山的政治特殊性，明成祖又增加数千人的驻军保卫武当山。明朝在武当山形成了三大官僚体系：文官系统，明朝承宣布政使司的官员，负责维护道观特权，以及日常的行政、军政权。宦官，皇帝身边的亲信。一方面监视文官，保证道观的花费不被文官侵占，另一方面又负责监视军队，让军队镇压流民起义。提点，负责宗教事务。

作为皇家道场，武当山道观本身就不参加生产劳动，占用国家赋税，这就在客观上增加民众的负担。再加上明朝宦官权利日益增长，很多在武当山就职的宦官利用手中职权大肆侵吞本来就交给国家的，和道教香火有关的赋税——香税税款，中饱私囊。

上图_ 《武当霁雪图》是明代画家谢时臣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局部）

负责武当山的文官和朝廷的部分文官希望皇帝能把香税税款用于赈济灾民，改善民生，但明朝宦官却认为，香税税款应该全部用于武当山道观，而不能用于民生。恰好，中晚明时期的皇帝大都听信于宦官而不信文官，皇帝也就对武当山宦官侵吞税款中饱私囊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武当山下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艰难，只好外出逃荒。武当山的宦官却挥金如土，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还侵吞税款民脂民膏。宦官的胡作非为怎能不会引发武当山所在的荆襄地区民众的反抗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武当山地区宦官乱政就是明朝中后期宦官乱政，朝政极其黑暗的真实体现。宦官政治不就是明朝政治的恶性肿瘤，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恶性肿瘤。

上图_ 朱棣（1360－1424），即明成祖，永乐皇帝

第四，明朝土地兼并是荆襄流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登基后，将自己的20多个儿子封为藩王。藩王不参加劳动又有经济特权，占用国家财政，增加民众负担，成为明朝社会发展的“长期恶性肿瘤”。朱棣登基后削减了藩王的军事特权，但藩王的经济特权给予保留。有了经济特权，明朝藩王就可以大肆侵吞兼并土地，让农民无地可种。

更可怕的是，明朝新皇帝登基，除了册立太子，就把自己的其他皇子封为新的藩王。新皇帝带来一批新的藩王，这藩王数量越来越多，土地兼并就越来越厉害。

这种情况在湖广地区非常常见，根据统计，明朝在湖广地区分封的藩王数量占明朝全国藩王数量的38%，很多藩王分到别的省份后又来到湖广。这些数量越来愈多的藩王将兼并土地当成一种习惯，其给农民带来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比如，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就占有土地2万顷。在朱常洵2万顷的土地中，湖广地区的占地是最多的。湖北的农民无地可种，只好走上逃亡的流民之路。

上图_ 张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

除了藩王，很多文臣武将也都在民间兼并土地。虽然张居正对明朝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但无奈藩王-文臣武将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张居正的改革触犯利益集团的利益，只好失败。

正因为以上几点原因，让明朝荆襄流民问题成为了明帝国政府的老大难。直至明朝灭亡，明朝都没有彻底解决荆襄流民问题。

参考资料：《论明中后期荆襄流民壮大的原因及其启示》 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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