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文化挪用”标签已然坐实,长期以来将我国传统文化据为己有,并积极申遗的现象屡见不鲜。
尽管大量历史证据确凿无疑,但联合国在审核过程中似乎并未将其纳入考量范畴。面对韩国频繁提交的文化遗产申请,国际组织频频点头批准,其背后逻辑值得深究。
为何联合国持续认可韩国的申遗行为?他们所依据的核心理由究竟为何?
其实,错读规则的一方或许正是我们自己
当韩国“江陵端午祭”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消息传来,国内舆论一片哗然,许多人感到震惊与愤怒,仿佛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被他人窃取。这种情绪至今仍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但我们始终未能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为何韩国不断侵占中华文化元素,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这并非是一场单纯意义上的“文化剽窃事件”。若说文化可以被抢夺,那只能说明我们自身对文化遗产的守护存在疏漏。在这场无形的文化保卫战中,我们的应对策略显得过于被动,而那份义愤填膺的情绪,某种程度上也略显冲动甚至幼稚。
深入剖析我们愤怒的根源,其实源自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我们误以为申遗如同注册商标,必须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一旦被韩国抢先登记,我们就失去了使用权。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要理解“归属权”问题,我们需要先厘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审机制。
谈及向全球申报文化遗产,就必须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评审主体。他们的评判标准并不基于历史起源,而是聚焦于文化的现世状态。换句话说,他们关注的不是“谁更早”,而是“谁还在传承”。
一项文化实践是否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续?它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最关键的是,是否有群体在主动地将其代代相传?这些才是决定能否入选非遗名录的核心要素。历史记载再详尽,也不等于文化的生命力。
即便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如果只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或古籍中的文字记录,联合国并不会予以认可。要想赢得国际承认,必须确保文化仍然“活着”。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的做法真的是在钻空子吗?
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并不排斥多个国家共同申报相似项目。以端午节为例,在中国网民强烈抗议的同时,“中国端午节”同样被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由此可见,国际组织并没有否认我们的文化传统,而是欢迎不同国家共同展示同一文化的多样性。
这表明,国际舞台的大门始终敞开。韩国之所以频频成功,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早、更深刻地理解并运用了这套规则。他们善于联合东南亚其他国家进行联合申报,从而大幅提升成功率。这也是为何我们总能看到“今天韩国又‘偷’了什么”的新闻层出不穷。
参赛队伍不在同一水平线
当我们真正读懂规则后,再来审视中韩两国在申遗领域的准备情况,差距可谓天壤之别。韩国早已组建起一支由国家级机构统筹管理的专业团队。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就通过立法设立了“文化财厅”这一核心部门。
对他们而言,申遗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由政府主导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文化普查,筛选潜力项目,并组织顶级专家团队准备申报材料。从学术论述到影像制作,再到外交沟通,整个流程高度专业化、标准化,宛如一条高效的生产线。
反观当时的中国队,则更像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间游击队”。在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之时,我们甚至尚未建立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许多申报工作依赖地方文联或民间协会自发推动,缺乏统一协调和专业支持。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断层”。我们习惯于集中资源处理大事,但对于这类看似微小的文化事项却未给予足够重视。不过中国人有个优点——失败时总能总结出一套详尽的经验教训。
如今,中国已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正规军”,非遗项目总数不仅远超韩国,更位居全球第一。这也印证了我国文化底蕴的深厚程度远胜于韩国。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我们仍存在一定短板。虽然手握丰富的文化资产,但它们的状态却参差不齐。
我们的优势在于拥有海量不可辩驳的“历史铁证”——谈酱料,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2100年前酱坛;论榫卯结构,河姆渡遗址留存着7000年前的木构件;至于活字印刷术,《梦溪笔谈》中更是有明确记载。
这些都是珍贵的文化资产,但问题在于它们往往以冷冰冰的“考古报告”形式呈现,停留在“文物”层面,远离大众生活。而韩国人擅长的,正是将文化转化为贴近生活的“人间烟火”。
尽管江陵端午祭的内容与中国龙舟竞渡、粽子习俗有所不同,但它已成为当地民众热衷参与的节庆活动。他们申报的泡菜,是每个家庭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物,与其说是食品,不如说是承载民族情感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韩国人的味觉记忆中。
这些文化形式鲜活生动,充满人情味。而比文化状态更令人担忧的,是负责传承这些文化的“人”。我国众多非遗传承人处境堪忧,不少民间艺人在仅靠每年不足万元的补贴艰难维生,技艺濒临失传。
反观韩国,国家投入专项资金,系统培养“人间文化财”传承者,并将相关技艺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为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一边是即将熄灭的文化火种,一边是熊熊燃烧的文化圣火,生命力的强弱显而易见。
韩国的表达更具吸引力
如果说上述因素构成了基础竞争条件,那么决定胜负的关键则在于如何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文化故事。在这方面,我们的确落后太多。韩国人天生擅长讲好文化故事,他们能把一坛普通的酱料包装成关于“等待、发酵与亲情”的动人叙事。
他们能够把复杂的绳结技艺,讲述成一段源于中国、却在本土落地生根的演变历程。他们运用现代影像语言与情感共鸣机制,将文化IP打造得熠熠生辉,并借助韩剧、综艺等平台向全球输出。
而我们的文化遗产申报材料,常常像一篇篇学术论文。我们热衷于罗列详实史料、进行严谨考证,但却忽视了“讲故事”的艺术——我们告诉世界“这是我们的”,却没有传达“它为何美丽”、“它对当代生活有何意义”。
在榫卯、暖炕等后续争议中,我们一次次搬出更早的历史证据,却始终在“文化表达”这一环节处于下风。我们并不缺少宝藏,只是在将这些宝藏呈献给世人时,未能展现出它应有的光芒。
回顾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文化博弈,愤怒与指责不过是失败者的自我宣泄。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在联合国赢得一块奖牌,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当代社会中让文化焕发新生。
与其在网上争论火炕的归属问题,不如拍摄一部温情脉脉的纪录片,展现东北百姓在火炕上度过寒冬的日常生活与人情百态;与其纠结端午祭的争议,不如大力支持本土龙舟赛事,关注那些仍在坚持手工包粽的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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