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七年的爆款续作，成了一场闹剧

章宇顶着泡面头，给自己绑上写着“debt or death”的红头巾，大喊一声“give me my money”，一个要钱不要命的讨债小商人，水灵灵出现在泰国街头。

电影《无名之辈：否极泰来》在开场，就告诉观众：和前作一样，这次的主题依旧围绕金钱、尊严和生命，以及小人物的故事。它甚至还玩了一个谐音梗——主角原班人马，从风情浓郁的贵州都匀，集体穿越到泰国曼谷。

2018年，小成本制作《无名之辈》以黑马之姿亮相，揽入近8亿票房。粗粝的西南小城、荒诞的小人物际遇，承继自宁浩以来的荒诞现实主义，给国产电影带来一抹亮色。234万观众在豆瓣为它打出了8.0的评分。

有了前作的成功，《无名之辈2》玩得更大。地点从国内小县城转移到国际大都市曼谷，场景更具“泰式特色”，涉及恐怖组织的大尺度枪战、绑架、杀戮。《无名之辈》里两个笨贼的乌龙劫案，上升为一场更惊心动魄的生死存亡大戏。

但过往经验告诉我们，影视质量并不与投资规模成正比。截至发稿，《无名之辈2》在豆瓣仅仅得到了5.8分。

七年前，被章宇和任素汐感动的观众走进影院，最大的期待应该是再度看到同样温和、扎实的小人物塑造：尽管身在底层，在不讲道理的生活横流里，尊严被践踏、价值被忽视，但仍然要拼尽全力，为自己挣得一份尊重。

抱着这样的期待，观众可能会感到失望。与2018年的《无名之辈》相比，续作不再停留在现实生存层面，而是借由“戏中戏”的剧作结构、对电视综艺和网络媒介的引入，来展现媒介社会对人的消费，以及人在其中的求生。借用一句流行语，“被资本做局了，我该怎么逃生？”

这样的话题，包括电影试图对“隐形渣男”“精英狠女”之间男女关系的呈现，无疑是在2025年更具有时代语感的。创作者的野心更加宏大，希望不仅讲述个体的故事，而且讲述人与社会结构的碰撞。

但本土的“无名之辈”，恰恰在嵌套进这种宏观话题时，显得消化不良。人物服务于“主题”的完成，惊心动魄的枪战、对媒介工业的批评，以及小人物的崛起，都沦为了商业电影功能叙事的元素。电影的本意是批判娱乐至死，但自身似乎也停留在了闹哄哄的表象。

如果说，《无名之辈》的精髓在于呈现小人物身上反差的高光——如何在被碾碎之际，绽放出倔强与无畏，那么续作虽然在讲着类型化的故事，却稀释了原本的精髓，也就是对“无名之辈”内心世界的幽微探讨。

在这个意义上，《无名之辈2》是一个令人惋惜的半成品。

制造渣男

笨贼胡广生，扬言自己是杀人如麻的悍匪，全副武装从手机店抢了两麻袋手机，转眼发现，自己抢到的全是不值钱的模型机，抢劫画面更被人做成了嘲弄的鬼畜视频，在电视台反复播放。他难以接受，躺在地上哀鸣，“老子要是犯法，你抓老子啊，老子认账啊。你为啥子要恶搞老子，要侮辱老子。”

《无名之辈》里，章宇饰演的胡广生在看到自己被做成鬼畜时，尊严受到空前打击。他原来是想“干件大事”证明自己，一心展望“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反而又被命运捉弄。

被做成鬼畜素材供人取乐，这对一个讲自尊的人来说，也许是网络时代最残酷的刑罚。在《无名之辈2》里，这一点升级为剧情的主线。章宇扮演悲催的义乌小商人陈三金，因为“渣男”行迹，被前女友、节目导演薛芳梅（任素汐饰）挑中，作为一档整蛊综艺《再见渣男》的主角。

曼谷街头，陈三金和薛芳梅正经历分手局。薛芳梅控诉，电视台不景气，导致陈三金供应的灯具要不回款子，吃、住、行、罚款乃至计生用品都要自己掏钱，还经常跑到自己工作的电视台闹事要钱。陈三金则理直气壮地大谈金钱之道，一副唯利是图的无情样。突然枪响四起，两个人被卷进恐怖组织的绑架，沦为人质。

骇人的绑架和杀戮，是针对陈三金的“整蛊”策划。整个剧组演员出动，扮演恐怖集团分子和人质，给陈三金设置种种人性考验难题：路遇女人质被侵犯，要不要救；和前女友拔枪相向，只能活一个；遇到黄金，要钱还是要命，等等。

和我们所熟悉的真人秀一样，节目组运用种种特写镜头、花字解读、表情包，全方位刻画陈三金跟前女友张口闭口谈“钱”的嘴脸，见死不救的懦弱，讨好劫匪的滑稽。节目的slogan是，洞穿渣男面目，看他所做出的选择有多么跌破下限。

当“戏中戏”设定浮出水面，章宇也跟其他演员剥离开来，只有他在演面临生死存亡的“正剧”，其他人都在演一出荒腔走板的东南亚版《楚门的世界》，试图控制主角的行为。媒介所人为操纵的景观里，三金真实的反应和选择，成为了真人秀的卖点。

如果说，《楚门的世界》通过和睦美好的小镇、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把楚门作为“吉祥物”来兜售某种理想人生的图景，那么《无名之辈2》里的综艺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将一个人的绝境和人性的底线作为商品。同时，它还“蹭上了”两性关系的热点，把陈三金塑造为一个对女朋友敲骨吸髓的“渣男”，借以标榜实施惩罚的正当性。

在监牢里，陈三金眼神涣散、空洞，生活在随时被“噶腰子”的阴影下。监牢外的演播室，薛芳梅和同事们开香槟庆祝综艺收视率走高，拯救了濒危的电视台。观众们对陈三金表现出的鄙陋不吝唾骂，三金的标志性“怂样”被做成巨型海报，挂在高楼大厦上。

到这里，媒介工业对人血淋淋的消费和剥削被呈现出来。在真人秀的媒介语境下，对三金的围观构成一种羞辱式惩罚，这样的惩罚根植在古老的社会文化里，例如我们司空见惯的“游街示众”。

同样是媒介对人的欺骗、操控与消费，《楚门的世界》是不动声色的，《无名之辈2》已经露骨到疯狂。节目组一次次设置道德上的电车难题甚至生死困境，制造冲突，暴露男主角的“渣男”德性，以便让观众陷入急公好义的狂欢，在怒骂里找到参与感。

这的确和我们当下经历的现实有所重合：真人秀消费亲密关系、个体情感和尊严，献祭被钉上耻辱柱的“渣男”“渣女”，垄断对一个人公众形象的塑造，剥夺他或她的立体人格。

显然，电影希望对当下的媒介环境进行一种锐利的呈现与反思。但为了探讨社会议题，并且完成一次有冲突的电影叙事，影片却牺牲了具体人物的塑造：它对节目组的“反派”定位到了刻板的程度，以至于“人”在其中的复杂性，从激烈的对抗和反转中消失了。

爽文反击

楚门识破自己所在的骗局后，试图驾船出逃。制片人为了阻止他，在海面上设置了致死的风浪等级，而楚门把自己的身体紧紧绑在船上，抱着死志反抗。他掷地有声地告诉制片人：“你永远无法在我的大脑里安装摄像机！”

这句话留在了影史上，作为对抗系统性外部操控的、伸张个体自由意志的高光时刻。媒介操控“楚门”们的张力也在于此：可以控制人所处的环境和遭遇，却没法定制人的自由思想。所有观众，都在等待被蒙在鼓里的主人公最终对决的时刻，就如去年暑期档有着相似母题的《抓娃娃》。

《无名之辈2》里，陈三金也经历了“手撕剧本”的情节。在某些时候，他如节目组所预料的，展现出了卑琐的一面，例如，在逃跑的中途，听到了女同伴被恐怖集团成员侵犯的呼救，装作听不见。但另一些时候，他又守住了人性的门槛，例如坚决不开枪打死同伴来换取自由，坚决不供出前女友是误杀恐怖分子的“凶手”。

在这些时刻，陈三金无不小心翼翼地跟恐怖集团的成员周旋，以求得一丝生存机会。直到以为薛芳梅被恐怖分子活埋后，他愤而拿起AK47，横扫恐怖集团，来了一场开挂的复仇。当然，复仇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除资本方以外的剧组成员，纷纷被三金的挣扎所触动，冒着被老板开除的风险，倒戈配合他演一出从“渣男”到“英雄”的戏码。

这样的高潮，来得很理所当然：让人物在极度压抑中，从“惨”的极端走到“强”的极端，是一种循循善诱且屡试不爽的情感结构。观众期待的靴子落了地，电影有了暴力美学的名场面和政治正确的小人物崛起。

但一切又不那么对味。抛开陈三金如何在剧组片场捡到AK47、如何施展枪击、又如何学会的枪击这类现实逻辑问题，单从戏剧逻辑出发，诉诸暴力的复仇，是对外部压迫到极致而不得不反抗，人物依然处在剧组所编排的故事里——从极致的负面叙事，陡然翻转到另一面的英雄主旋律。

这场复仇枪战，尽管属于对原有剧本的背离，但不带有更深层的主体性觉醒。这和《楚门的世界》《抓娃娃》不同，后两部电影都花了大量篇幅铺垫主人公“反抗”的原点，楚门一直向往桃源岛外自由探险，马继业则热爱主流价值观外的体育专业，他们的反抗也因此有了主题：反抗媒介的操纵、教育的控制，追寻“我是谁”。

但在陈三金这里，固然有“匹夫一怒，血溅五步”的小人物血性，却更像故事发展到位的必然展开、对轰资本的爽文叙事，并且如果失去剧组人员的配合，也难以完成。

糟糕的是，剧组人员和观众也几乎沦为情节反转所需要的背景板。在缺少铺垫的情况下，剧组从消费和伤害三金的人，变成了无条件的支持者，而观众们迅速从唾骂转向热泪盈眶。

这让媒介资本的极致逐利，和围观人员的幡然醒悟，都呈现得极其刻板：假如观众们能够意识到节目组在消费陈三金的尊严，那最开始为何沉浸其中？或者说，以原先扁平的思考能力，又为何突然具有了反抗节目洗脑的意识？

我们只看到，潘斌龙饰演的角色作为核心剧组人员，在“骗”了陈三金一整部电影后，临阵倒戈，端起来福枪，和三金并肩横扫复仇。除了callback第一部里，两个笨贼要“一把AK、一把来福”做大做强的期许外，这样的安排似乎没有任何逻辑支点。

小人物奋起的“燃”，体现为直给的暴力枪战，掩盖了人物内心世界的递进。这导致陈三金在经历了巨大的欺骗后，只是坐上了通往外界的河船，又与薛芳梅重归于好，仿佛只是经历了一场闹剧。

观众也并不知道人物要往何处去，情感和心理归属是否得到了成长。除非电影的本意，只是展现一场闹剧。

看见小人物

《无名之辈2》并非没有刻画小人物的尝试。作为一个“先抑后扬”的角色，陈三金甫一出场，就展露出世故、油滑和些许猥琐。比如他忍不住要抽电子烟，又担心被泰国警察抓到罚款，就把头埋进上衣，一股烟雾从衣服里喷出来。

又比如，他一开始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被恐怖集团优待，在聚会上和对方称兄道弟，还不忘记挨个儿递名片，接近谄媚地推销灯厂。

他的人物设定也贴近时下：一个出海闯荡的小商人，嘴上嚷嚷着“不能放松亚非拉”，实际上生意难做，骑着泰国突突车四处奔波，日子靠女友接济。这种表与里的反差，或多或少继承了第一部里的小人物质地。

影片想要借陈三金，勾勒出一个平常、庸碌、有些利己的小人物，在真人秀的绝境里爆发血性，战胜资本的故事。但在一场媒介资本主导的闹剧里，人物自身的现实处境成为了它的背景，重点是游戏化、综艺化的荒诞情节，“人”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2018年的《无名之辈》里，最珍贵的恰恰是它对小人物处境的看见、发现，以及温柔的注视。

陈建斌饰演的保安，背负着酒驾害死妻子的愧疚，一心想要通过寻枪来证明自己。受父权角色的影响，又或者因为愧疚，他跟女儿、妹妹的相处是拧巴的，即使抱着赴死的可能性，也跟妹妹吐不出一句软和的话，告别也像是在吵嘴。这样潦倒、落魄却逞强的父亲与兄长，演绎出了生活中很容易遇见的、拧巴的中式亲情。

章宇演的笨贼、任素汐演的轮椅女，在短短半天的时间里陷入爱情，但没人觉得突兀。因为他们完成了爱情里最重要的部分，看见彼此。装腔作势的“悍匪”，不过色厉内荏、铤而走险押注人生的农村青年，他的脆弱被轮椅上的任素汐看见，他也看见嘴上不饶人的任素汐，连基本的生理控制都丧失，但仍然平等地尊重着她的意志和尊严。

回到《无名之辈2》，尽管章宇和任素汐依然贡献出了富有生活感的表演，但这对变了角色的“渣男”“狠女”，却爱得不知所起，缺少理由。尽管陈三金面临戏中戏的生死关头，一再想保全前女友，但我们仍然不太明白，这份爱情来自何处。

在荒诞喜剧的部分，两部电影也有全然不同的笔触。《无名之辈》的荒谬感，来自事与愿违的错位，笨贼抢错目标、保安用水枪和真枪对峙，一连串偶然意外与人的无能，叠加出辛辣的滑稽。对于残酷命运和不公结构的愤怒，最终转化为自嘲的、苦涩的笑。

但在《无名之辈2》，嘲弄对象变成了媒介狂欢，在历经主人公符号化的反抗后，我们得到的只有一个突出的大男主和他周围模糊的背景板——低配的英雄主义。

影视创作常见“续作魔咒”，一部小成本作品大获成功后，电影工业对IP的重视和期待，反而成为创作者的枷锁。在电影里，薛芳梅所在的电视行业不景气，得到了一句和现实互文的评价：“现在电视台还有人看吗？电影都没人看了。”

但我们仍然期待，关于小人物的讲述，还有更多路径值得去实验与呈现。在下一个七年到来前，中国银幕上还会出现值得记住的“无名之辈”吗？

作者 |速棠

编辑 |苏米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