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蒋介石凭啥坚信，靠"巷战"就能战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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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淞沪开战前夕，日本在上海驻军数量并不多。据中方情报，只有陆战队1万人和军舰20余艘。

如果日本早就预谋在上海地区发动进攻，必定会事先大幅增加兵力，但是却没有这么做。这也说明为什么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和外交人员行事都较为谨慎。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在试图闯入虹桥机场时被中国保安队击毙；日本总领事为此道歉，但是日军最初要求中方撤退虹桥及上海近郊保安队，却遭到中方拒绝。

接下来中方无视日方寻求调解的意愿，反而命令部队涌进上海的非军事区，直接撕毁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当西方外交官为缓和现场冲突而进行调停时，也遭到中方回绝。因此，淞沪战争显然是由中方主动挑起的一场战争，当然也就会有中方自己的目的。

1、蒋介石胜利的信心

8月12日，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主动通知外国使节们称，他本人的外交事务交涉权已被中央政府收回，转归中国军队指挥官行使。换言之，历来负责缓冲中日关系的上海市政府，突然关闭了日本政府或军方企图就地交涉的管道。事实上，在此之前，上海市政府已经秘密地迁移到他处办公，显然准备战争即将来临。就在同一天，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决定，自即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推举蒋介石为大元帅，但是不对外公布。

尽管中方官方姿态是极力指责该地日军为战事挑起者，但是事实上，8月13日衅端一启，却是中方首先采取了迅速果断而有协作的行动。中方从最开始的战略便是包围日本租界，封锁海岸阻断日军增援，将“日寇驱逐出海”。

大略地说，战局在8月，9月和10月分别历经了三个大转折。

第一个阶段是以求取局部“胜利”打破日军妄求轻易获取侵略成果的如意算盘；第二个阶段是在“胜利”无望之后，改以“对峙”企图消耗敌人斗志；第三个阶段是在战场呈现劣势后以“死守”去避免全盘失败。

第一个阶段，在八一三战事爆发后2-3周之间，中方军民对于战局保持高度乐观。被派遣到上海前线部队的将领们普遍认为可以把日本人赶下海，所以攻击性旺盛，而士兵们也士气高涨。在此时期，中国空军也奋勇作战，中国日本空军的损失比例大概是1:6. “我军在过去一月中，士气之盛，将士之英勇灵活，可谓空前。”

战争爆发时，上海民间普遍认为我军拥有天时地利，应该可操胜券。蒋介石本人也不断由南京赴上海前线督战。但是根据蒋介石本人记载，8月23日日军在多处强袭登陆后，“我军转入被动地位”。到了月底，“战局渐转劣势”。这些都是最高统帅心底的估计，当然对外绝不会透露半点风声。

第二个阶段大概从9月初开始。尽管中国军队使日军承受巨大压力，但日军数度增援，逐渐消磨中国军队进攻锐气。9月1日吴淞口陷落，迫使中国最高指挥部命令各部队转入阵地战，并要求他们坚守各自阵地。到了9月4日，中方依然判断沪战应当可以持久，因为第二线防御工事已经构成。

蒋介石和陈诚共同认为淞沪战争在政略上不可放弃，要想达到持久战目的，就必须采取以攻为守的积极手段，抱牺牲精神，断然出击。而且他们判断日军除了海空优势之外，其陆军所面临的困难可能超过中国军队，因此中国军队应该主动出击。

而蒋介石也看到前线将士士气依然高昂，不愿意撤退到第二线。因此他认为即使日本再增兵三个师团，中国军队仍可坚持。而正在此时，筹划中的粤军和桂军增援上海工作也进展顺利，更增加蒋介石持久战信心。

早在7月底，蒋介石曾经向胡适和张伯苓等学者表示，国军抗战可以支持6个月。但是一个月之后，孔祥熙送来好消息称，他已经在欧洲订购到5千万元军火，越发增加中国长期抗战的信心。

到了9月10日，在日军连日全线总攻击之下，虽然中国军队“各部队死伤大半，已觉精疲力尽”，但是蒋介石仍然相信坚持得久是制胜之道，因为“若不坚持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

因此南京政府一方面催促补充兵员，一方面抽调伤亡或疲乏不堪的各师到后方整理补充，一方面把新部队一师一师地开往前线填补。但是这个做法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央军。因为在9月13日，当中央军嫡系部队第一军和第十八军指挥官由于死伤过多而要求后撤时，蒋介石不但断然拒绝，反而严词责怪，“向前廉耻与主义何在？乃皆安心死守，将敌击退，此实转危为安之机也。”

同样地，作为战地指挥官，当陈诚得知一个师伤亡过大，只剩下500名战斗员，而该师师长紧急求援时，他对师长的指示是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他指令，如果该师只剩一营人数，则师长就以营长身份作战；如果该师只剩一个连或排的人数，则师长就以连长或排长身份自任。而该师师长也承诺死守到底。

9月11日当又有将领建议全线撤退时，仍然遭到陈诚坚决反对。结果是地方军第九集团军退至预备阵地，而陈诚所领导的第十五集团军则坚守原阵地。到13日，蒋介石又亲自下令全线出击，而且命令所有高级将领均需亲临前线督军，诚属悲壮之至。其实到了9月初，蒋介石已经接到报告称，前线每天的伤亡率是1-2团官兵，补充已经成为大问题。

而日军的大炮发射速度几乎等同机关枪速度。此时采取的一个补充办法就是把后方各师中抽调2500人送去前线补充，而后方师的缺额则赶紧就地征募。很多师残存人数多则三、四千人，少至二、三千人。等于是一个师丧失了2/3或3/4的兵力。如果以第36师为例，开战时约9000名官兵，战争中因为伤亡过大而补充了四次，每次1500-2000人。以此计算，则原有的9000人伤亡达到6000-8000人，等于是全军覆没。

2、信心的渐失

其实早在沪战前夕（8月12日），蒋介石就曾对各中央军部队长下达命令，不得稍失寸土，如有后退则一律以汉奸罪予以枪毙。到了9月初，蒋介石再度亲自通令前线官兵，必须以积极牺牲之行动，坚持到底。

他说：

“虽至最后的一兵一弹，亦必与敌在阵中抗战到底。上下共存，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之决心，凡我中国之寸土尺地，皆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略与残杀之痛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胜利之目的。”

这大概是他“死守战术”最呕心沥血的表达。

虽然他在心中也起了疑问，“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抵抗乎？”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决战的道路。9月16日蒋介石又通令各个部队不得轻退一步，并且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中国军队队决心不退，是最后战胜德国的关键。

特别是在9月30日广西军队恰好抵达上海，蒋介石和广西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决定立即将桂军投入沪战，不能放弃上海。虽然根据何应钦报告，日军此时在上海的增援兵力已经达到11-12万人，而且炮火强大，但是南京政府仍然有信心可以持久作战。

至于空军方面，中国在开战初期有80架飞机可以作战，而且由于飞行员英勇作战，所以战绩辉煌。但是后继无援，阵亡的飞行员无法补充，损失的飞机也无法从国外购买。因此空军很快耗尽，作战一个多月后，只剩40架。日本飞机取得制空权后开始任意轰炸及低空扫射中国军队阵地，成为导致伤亡重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军人当然知道蒋介石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因此务必设法除去。仅仅是在8月26日一天，日本飞机就向蒋介石寓所发动四度攻击，投大型炸弹超过百余枚。但是没有杀死蒋介石本人。

第三个阶段大概是10月初开始。经过第二个阶段的拉锯战，中日双方投入更多部队。截至10月份，中国军队方面已调遣了71个师，5个炮兵团（几乎是中国军队全部炮兵部队），以及其他地方性质的保安团，总兵力达50万人。而日本方面则由松井石根陆军大将指挥的上海派遣军下辖6个师团，5-6个独立旅团，外加空军和海军支援，总兵力达20万人。

根据中方情报，日军在上海使用的飞机有450架，海军和陆军的火炮达900门。何应钦承认，日军在上海战场已经夺得主导权，攻击力度大幅增加，特别是炮火威力强大，一日发炮达到万余发。到10月上中旬，中国军队在淞沪战争死伤人数已经到达6万3千人，然而蒋介石在发表双十节宣言时，仍然发出豪言，敌军没有撤退以前，永远不可停止抗战。

到了此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已经在上海战斗超过50天，从未退下整补，“死守”的代价日趋明显。当时有一个军，有42名连长伤亡，当军长在没有接到命令情况下溃退后，蒋介石手谕将他就地枪决。另外一个师（第67师），只剩下两个阵地，各处兵力都只剩下一个连。一个阵地最后只剩下4个士兵，其中一兵护送连长尸体退阵，其他3个兵固守阵地，期待后援。另外一个阵地则只剩下连长一人，仍在固守阵地。这种士气如虹的报告令蒋介石大受感动，写道，“闻此消息，如获至宝”。

所以当桂军抵达上海时，蒋介石立即将之视为至宝。尤其是桂军此时军容整齐，纪律良好，在都市街道行军时更增加了人们对它的期望。意想不到的是，桂军一旦进入战斗就暴露其战斗能力低弱的严重弱点。以致在10月22日蒋介石就急不得待地致力于补救桂军弱点，但是依然无法挽救。

所以蒋介石写道，“沪局以桂军挫败顿形动摇。满拟以桂军加入战线为持久之计，不料竟以此为败因也。”

次日的情况急转直下，他又写道，“本日沪战桂军溃败不可收拾，因之全线动摇。”桂军从英姿焕发到弃甲遗盔，在上海战场的转变前后大约不到两周时间。这个发展明白显示，尽管桂系官长们当初踊跃主战时豪气干云，但是士兵在实战中表现却是言不符实，诚为憾事。

3、沪战的得失

以上叙述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沪战真正进入全线劣势状态大概是10月下旬。

第二，在战争期间，张发奎负责指挥的战区大致平静，而张治中的战区则首当日军猛烈冲击，战况激烈，导使蒋介石不断到张治中战区视察。换言之，中央军队遭受日军最猛烈攻击，伤亡最大，而张发奎的地方军则相对缺乏激战。

第三，历来各方对于淞沪战争失败的叙述都把中中国军队队看成是一个整体，而蒋介石私下叙述却把战况的时间点和导因都说得更清楚。

有趣的是，蒋介石除了在日记里宣泄之外，此后无论在公私场合都不曾谴责过桂军的失误。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要维持全国团结的形象。正如他当天日记所写，“对内当百忍，勿乱大谋”。这句话不仅是一般性感触而已，很可能是充满辛酸针对桂军而发的。

相对而言，蒋介石对于自己嫡系部队要求极端严格，不但没有显露丝毫保存实力私心，反而是严令他们死守，不顾牺牲。蒋介石的死守命令表示，他不计一切牺牲要跟日本人一拼，即使嫡系军队大量死伤也在所不惜。中国军队的死守策略把全部军队逐个投入作战，没有留存任何预备部队的打算，以致全部打光。他此时完全没有想到嫡系军队牺牲后的长远政治后果，在整个八年抗战中他将不断地吞食这个恶果。

总之，到了10月下旬，当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劣势已经无法扭转时，理应尽快决定在何时及如何脱离战场。10月26日夜间中国军队被迫撤出闸北，伤亡增加，但是很少逃兵。而此时从全国调来的军队，已经达到80多个步兵师，约70多万人。尽管许多中央军第一流部队始终没有离开战场去休息和整补，但是战争显然无法继续，因此张发奎建议陈诚从上海撤军，同时调派10个师去保卫国防线。

但是顾忌到当时社会民众不明战场实况而士气依然高昂，如果听说政府居然集结6-10个师在后方守卫而不投入前方战场杀敌，则恐怕无法得到人民群众谅解，所以南京政府采取了车轮战做法，每当前线一个师损伤达到三分之二时才准许后撤，并且立即派遣另外一个师去填补。终致耗尽全部后备部队。

自从开战以来，日军曾经多次企图在浦东等地登陆都以失败告终。11月5日，柳川平助的第10军3万人终于在上海以南100里的金山卫登陆。日本这个生力军投入战斗后，早已疲敝不堪的中国军队的整个战略计划随即面临严峻威胁。

白崇禧极力主张上海军队撤退到吴福国防线，蒋介石应允考虑，而其他将领则有各种不同意见，赞成者、反对者、观望者各有其人。战场情势逆转也加速了参谋作业的瘫痪。根据徐永昌记载，他前此曾经向何应钦建议应该仔细估算上海前线究竟还能够守多久？做出逐日计划才能有备无患。但是何应钦“毫不理会”。

徐永昌不能了解的是，何以胆小惶恐如何应钦者，却可以面对大难临头如此地纹风不动？南京政府缺乏慎密应变计划，导致中国军队阵地突然陷入日军大包围时，立即秩序大乱。此时还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是部队指挥官开始不信服战场的上级命令，而坚持必须得到蒋介石亲自发出的命令才会行动。逼得蒋介石只好抛开指挥系统而直接向下属发布命令。这个坏习惯在此后八年中屡屡被蒋介石和部队官长共同滥用。

无论如何，中国最高指挥部终于在11月9日，下令各部队沿京沪线后撤时，撤退已经失去控制，国防工事的门锁，因为在承平时期委托地方保甲长和乡村长者们保管钥匙，到了战时他们在慌乱中首先逃跑，以致国防工事无法开门。

徐永昌也证实在部队退却极乱状况下，有寻不见工事者，有寻见而无钥匙者。蒋介石私下的叙述更为详细。他指责张发奎在从苏州河撤退时就慌了手脚，以致下达的命令不确切，传达的时间严重耽搁，许多部队在尚未抵达指定集结地点时，前方公路桥梁就已经被工兵炸毁，造成大乱。

但是由于张发奎也是抗日立场坚定的地方实力派（广东军人），在此时是珍稀伙伴，所以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和对待桂系同样，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追究过他们在沪战时的失职，只是责怪自己的“知人不明”。

更何况，国防工事的管理维护权原本就应该有所专属，不是战地指挥官所能控制的范围。

南京政府十年辛苦建设的国防工事完全没有发挥功能。雪上加霜的是，日本空军在上海至南京的路途上肆意炸射，严重地延缓了中国军队撤退速度，使地面上撤退的士兵和装备成为日本飞机炸射的靶子。而日本机械化部队又快速推进追击中国军队，使得整个撤退演变成为一场屠杀。到了11月初，有些部队一个师只剩下一百余名官兵。

4、蒋介石的“检讨”

国民政府军事领袖们在当时和事后检讨都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应该及早自动撤退，而不应该坚持“死守”到无可挽救地步。

事实上，根据王世杰记载，日本曾经在10月30日向中国表示，只要中国政府愿意，则日本也愿意和中国谈判和平。依据中国领袖们解读，日本似乎想趁军事占上风之际结束战争。但是中国政府不予回应。此时军令部长徐永昌或许是受了日本和谈姿态的影响，在11月6日做出了一个乐观看法，认为如果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到吴福线，则日军可能不会前进。然而他也指出蒋介石趋向纯军事观点，拟固守南市，而不考虑外交意义。

依张发奎事后回忆，如果政府早先接受他的建议派遣6个师去驻守苏嘉和吴福两个国防线，就可以让中国军队有秩序地撤退，并且使日军付出更高代价。此外，如前文所述，白崇禧也是在11月6日前后主张撤兵到吴福线。

从以上几位最高军政领袖的判断，11月初的几天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安全窗口，可供中国军队有序地撤离上海，同时保持大部分实力。但是不幸的是，拖到苏州河撤退之后，中国军队士气急剧滑落，纪律无法维持。中国军队组织能力薄弱也充分显露出来。

后勤部门无法支援前线作战需要。前线将士几个月发不到薪饷，而且得不到饮食，伤病无法治疗。撤退过程中沿途抛弃武器、弹药、粮秣、长官无法控制部队。陈诚和蒋介石都感叹，将领无能，不学无术，不能指挥大部队，陷于被动，是普遍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指挥系统的崩溃最为可怕。到了11月下旬，战场司令官已经无法控制部队。军令部长感叹，在淞沪战败的乱局中，“在今日命令电报所生之效果已微，今日惟有委员长亲与前方将领之电话或者有效耳。蒋先生允自与前方电话。”

但是更根本原因是淞沪战争战斗方式，严重偏离了南京政府原本构想。

南京军事领袖们自认为从“一二八”战役所吸取的重要经验，增加了他们在1937年敢于选择上海和日军一决胜负的信心。

这个因果关系在许多战史讨论中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却被蒋介石本人给予证实。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1937年11月底，对于“此次战局失败之总因」进行思考而且归纳出四个重点。一个是战败总退却时的仓皇失措，大幅增加不必要的牺牲。虽然上文已予说明，蒋介石把责任归诸张发奎的张皇失措，但是不忍也不敢深责。

另外一个是兵力调度失误，只看到要补充浦东方面的兵力不足而忽略了金山的防卫，导致日军得以趁机登陆。蒋介石承认这是他本人“战略最大的失败”，责无旁贷。

剩下的两个重点则是战术问题，换言之，战争应该如何打法？

蒋介石的检讨指出了两个重大缺失。一个是“所有巷战及攻击性武器”都没有及时发给部队使用，等蒋介石发现后赶快发下去，但时机已过。“敬之（何应钦）误事误国，实非浅少。”

另外一个是“误信张治中，以为巷战与夺取虹口之准备皆已完成”，而事实上却没有完成。在蒋介石原本作战计划中，“巷战”占据极为重要地位。

因为在他的主观意识中，原本希望中国军队能够在“开战的第一周”，就使用全力达到消灭敌军的目的。但是由于武器装备和准备工作没有到位，因此中国军队被迫放弃自己的战术，而只能以死拼活斗方式，用血肉之躯去抵挡日军炮火，其结果当然不卜可知。

蒋介石事后深深悔恨自己重用了何应钦，又接受何应钦强力推荐而任用了张治中，“此实余用人不当之过，误国误己，一生事业尽于此乎？”

相对于他对实力派的忍让，蒋介石对于自己部下就无需心软。因此在9月15日毅然阵前换将，将张治中予以革职。

蒋介石是最高统帅，他的检讨所突出的重要信息就是，“巷战”战术在淞沪战争中原本被寄以厚望，但是完全无法发挥作用。所谓“巷战”的广义解释就是都市战，而不是原野战。

中国军队可以利用都市钢筋水泥建筑物密集，列强租界犬牙交错，使得日军无法运用其优势火炮进行密集轰击，而必须逐街争夺。但是一旦中国军队被迫接受日军战法，则尽管中国军队斗志高昂，但是日军炮火拥有绝对优势，这个冷酷的军事科技差距无法克服，终致造成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极大死伤，在兵力调度上顾此失彼，让日军在金山登陆，继之在全面撤退过程中秩序大乱，造成更多伤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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