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庐江”地望及相关问题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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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普遍认为传世文献与鄂君启节中的“庐（泸）江”即今青弋江。重新梳理传世文献，“青弋江说”存在严重缺陷，而今鄱江更为契合。新近考古调查揭示，今安徽省铜陵地区秦汉铜矿冶遗址群就是汉代吴国、丹阳郡铜山。吴国铜山地处青弋江以西，则青弋江流域不在淮南国庐江郡境，失去对应为庐江的可能。考古发现所见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变迁进一步揭示，今皖南地区晚至战国末年纳入楚国疆域，与鄂君启节所见战国中期楚国以“泸江”为东界的形势不符，进一步排除庐江为今青弋江的可能。综合文献记载与先秦夏越交通形势，庐江应为今鄱江，屈原《招魂》之“庐江”也是此水。鄂君启节之“爰陵”或为秦汉鄱阳县。

关键词：庐江；鄂君启节；吴国铜山；庐江郡；爰陵

作为水道名称的“庐江”始见于战国文献，秦汉史籍亦有载录。魏晋之后，庐江逐渐湮没无闻。清代，伴随古水道研究的兴起，庐江重回学者视野，就其地望出现多种认识。20世纪50年代鄂君启节的发现，再度引发有关“庐江”的讨论，结果是大家逐渐认同古庐江即今安徽省南部的青弋江。“庐江”公案似已尘埃落定。

然而梳理传世文献、前人研究发现，“青弋江说”存在很多缺陷。特别是20世纪以来，长江中下游一系列考古发现，揭示青弋江难以与古“庐江”对应。由于古“庐江”涉及战国时代楚国疆域范围及变迁、鄂君启节释地、汉初东南诸侯王国疆域分野等重大问题，其方位不可不辨。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融贯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就“庐江”地望作进一步申说。

一 学术史回顾

关于古庐江方位，有三条基础史料，现胪列如下：

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山海经·海内东经》）

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彭泽县西，北入于江。（《水经》）

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汉书·地理志》“庐江郡”自注）

三条史料中，《海内东经》《水经》记载庐江在彭泽县西注入长江。郦道元将《水经》庐江对应为发源于庐山的石门水,显然有误。首先，石门水流域小，难称大水。其次，庐江所出之“三天子都”也是浙江（今钱塘江）的发源地（详见后文），不可能是庐山。基于《海内东经》《水经》，庐江乃发源于今皖赣交界山地，向西流注于鄱阳湖，应为今鄱江。唐代卢潘《庐江四辨》即持此说。这也成为此后主流意见。清人姚鼐称“夫庐江者，其水出陵阳东南，而西北流经彭蠡以入于江，至今犹命彭蠡之山为庐山云”。《大清一统志》则将庐江对应为鄱江支流之乐安江。

时至清末，庐江又有新说。钱坫认为鄱江与《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所载不符，发源于“三天子都”，且北入长江的“庐江”，应为青弋江。但此说有一个致命缺陷，即《海内东经》《水经》提到庐江在“彭泽（县）西”入江，而青弋江不流经秦汉彭泽县（今江西省湖口县境）。对此矛盾，钱坫据《汉志》“丹阳郡宛陵县”自注“彭泽聚在西南”，称《水经》“彭泽县”衍“县”字，“彭泽”即彭泽聚。此说一出，立刻得到学者响应，影响愈广。民国时期，庐江即青弋江，几乎成为学者共识。

20世纪50年代鄂君启节的发现，再度引发学界对庐江的关注。鄂君启节舟节提到江水东路“逾江，就彭射，就松阳。入泸江，就爰陵”。这里的“泸江”最初被释作“浍江”,其释地有赣江、邗江、青弋江三种意见。随着“泸江”释字的确定，学者们意识到此“泸江”即传世文献“庐江”，当即今青弋江。《汉志》称青弋江为“淮水”。黄盛璋承继清末陈澧、杨守敬等人有关庐江、淮水乃青弋江“一水异名”的看法，认为庐江乃战国称法，淮水乃汉代称法；而鄂君启节“爰陵”无疑是皖南汉代宛陵县（今宣城市），欲坐实鄂君启节“泸江”与秦汉文献“庐江”就是今青弋江，“鄂君启节的发现，使千年争论不决的问题，完全获得解决，不能不认为是千古快事”。黄先生将鄂君启节“泸江”“爰陵”释地与史地学界传统“庐江”研究贯通，使“青弋江说”得到出土文献的加持，俨然成为“定案”。

虽然“青弋江说”渐成定论，但仍有学者持怀疑态度。如魏嵩山辨析各种史料，重申《大清一统志》之“乐安江说”。张修桂绘制“汉唐鄡阳平原水系图”时，把江西省东北之西河标注为“庐江水”。杨萧杨综合考察前人对庐江的各种看法，认为唐至清初把庐江对应为今鄱阳湖以东水系最为合理。上述学者其实强调，庐江为今鄱江仍有合理之处。陈怀荃则提出庐江应为今安徽省太平、石台县境的秋浦江。此说虽然有别于传统各说，但也主张庐江在皖南，可以看作“青弋江说”的补正（详见后文）。

二 从文献记载再谈“庐江”地望

从学术史回顾可以发现，唐代以来关于古庐江方位存在皖南水系（青弋江、秋浦江）、赣东水系（鄱江、西河）两种认识。清末民国时，皖南水系一说渐成主流，再加上鄂君启节“爰陵”方位的释定，“青弋江说”成为学界共识，虽有学者仍主张赣东水系，但并未受到重视。

让我们回归传世文献，重新辨析史料所见庐江方位。三条关于庐江定位的基础史料中，《山海经》《水经》都提到庐江发源于三天子都。“三天子都”是确定庐江方位的重要参照：

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山海经·海内南经》）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山海经·海内东经》）

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水经》）

三条史料中，《海内南经》把三天子都描述为海中之山。这种观念反映了早期华夏世界对东南地理情况缺乏了解。相较而言，《海内东经》更为具体。周振鹤指出，《海内东经》篇末水道记录乃一部秦代《水经》，为后人误置于《山海经》中。据此，《海内东经》附篇成书时代晚于《海内南经》，表明秦代对三天子都的理解，已摆脱虚幻认知，指向具体山脉，反映了华夏世界对东南地理形势的认知从模糊到具象的过程。

秦汉时代的“三天子都”所指何山？《汉志》“丹阳郡黝（黟）县”自注“渐江水出南蛮夷中，东入海”。晋人郭璞注《海内南经》“三天子鄣山”曰：“今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三王山。”又《汉志》“庐江郡”自注“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不过，这条自注的性质非常复杂，需要作具体说明。

《汉志》所注水道，大多位于各县条目之下。而这条注文却位于“庐江郡”下，而且注文提到的陵阳县也不在庐江郡。若依照《汉志》书例，这条注文应在“丹阳郡陵阳县”下。杨守敬认为《汉志》“陵阳县”自注原貌为“庐江出东南，北入大江。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此乃“班氏两存异文”，“谓桑钦之淮水即庐江之异名”，后有浅人将“庐江”注文误植于庐江郡。谭其骧则认为“这一条不像是班固的原文，多半是传钞时被羼入的后人读《汉志》时的旁注”。最近杨智宇对此问题又有推进，他发现《汉志》叙水道源头从不言“出某县”，认为这条注文乃出自应劭《汉书音义》，后误窜为班固自注。杨智宇上述意见值得重视。应劭《汉书音义》主旨是对《汉书》注音释义，“庐江出阳陵东南，北入江”正是对“庐江郡”得名的解释。虽然这条注文并非班固手笔，但仍能反映东汉末对庐江的认识。

班固称浙江发源于黟县，应劭称庐江发源于陵阳县南，郭璞称三天子都即歙县三王山，可见三天子都即今黄山山脉，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见附图）。

青弋江、秋浦江发源于黄山山脉北麓，鄱江、西河发源于黄山山脉西麓，皆符合史籍庐江发源于三天子都的记载。由此，确定庐江方位的第二个参照“彭泽县”便显得尤为重要。《海内东经》附篇称庐江“入江彭泽西”，《水经》为“北过彭泽县西，北入于江”。秦汉彭泽县在今江西省湖口县西，若经彭泽县西入于江，那么只有发源于黄山山脉西麓的鄱江可与之对应（见附图）。这也是唐代至清初把鄱江视为庐江的主要依据。

清末钱坫、陈澧等人提出《海内东经》附篇、《水经》中的“彭泽”乃《汉志》宛陵县西南“彭泽聚”。然而正如魏嵩山所说，彭泽聚远不如彭泽县著名，“依常理推之，（《山海经》）所记彭泽应指彭泽县而非宛陵县所属彭泽聚”。另外，《海内东经》附篇诸水道涉及政区名，若无具体标识，都是县名。把《海内东经》附篇“彭泽”解读为“彭泽聚”，与附篇体例不合。而且《水经》明确书作“彭泽县”，杨守敬把“县”字视为衍文，并无版本依据，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非常危险。

今青弋江在芜湖市注入长江，今芜湖市即汉代芜湖县。“彭泽聚”在汉代宛陵县（今宣城市）西南，不仅不在青弋江沿岸，而且远离青弋江入江处（见附图）。若按汉代叙述水道流注通例，应作“入江芜湖西”或“北过芜湖县西，北入于江”。无论如何，“彭泽”也不应与“彭泽聚”有所瓜葛。可见钱坫、陈澧之说，过于牵强。

魏嵩山曾提出一个有力证据，即《汉志》“丹阳郡陵阳县”自注“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显然班固将今青弋江称为淮水，而非庐江。对此矛盾，杨守敬认为《汉志》“庐江”注文原本在“陵阳县”下。今已知“庐江”注文出自应劭，则杨守敬“此班氏两存异文”之说失去了凭据，青弋江在汉代并无庐江之名。黄盛璋认为青弋江战国称庐江，汉代称淮水。然而，《水经》《汉书音义》表明，庐江之名汉代犹存。而根据朱继平研究，《禹贡》导江“东迤北会于汇”之“汇”，即桑钦所言“淮水”。可见，“淮水”之名先秦已有，“庐江”之名秦汉犹存，两者不存在时代差异，分明为两条河流。正是意识到“彭泽县”与“彭泽聚”、“淮水”与“庐江”难以调和，陈怀荃另辟新说，将庐江对应为同样发源于黄山山脉北麓的秋浦江。他认为，秋浦江与长江交汇处在汉代属彭泽县与石城县交界，可以符合《海内东经》附篇、《水经》庐江过彭泽县入江之记载；把秋浦江定为庐江，把青弋江定为淮水，可以解决“庐江”“淮水”同时存在的矛盾。

陈怀荃把“庐江”“淮水”视为两水是正确的，但是《海内东经》附篇、《水经》称庐江入江在“彭泽（县）西”，秋浦江入江处却在彭泽县东。再有，汉代石城县在今贵池市石城村，秋浦江（《汉志》“分江”）就在其附近入江（见附图）。如果庐江是秋浦江，文献应作“石城西”入江，不应与彭泽县相涉。

就文献记载而言，发源于黄山山脉西麓，汇入鄱阳湖的鄱江更符合传世文献对庐江的记载。而今青弋江为古庐江的看法问题最大。至于“秋浦江说”，虽然较之“青弋江说”可以解决一些文献上的分歧，但仍不能与传世文献合理对应。

三 考古发现带来的新认知

从传世文献来看，“青弋江说”缺陷最大，“秋浦江说”略胜，而“鄱江说”的契合度最高。当然，考虑到“庐江”史料较少，再加上古书历经千年传抄，文字错讹、脱漏现象难以避免。清人提出各种文本改订方案，既难证实，也难证伪。这也是传统沿革地理考证普遍存在的局限。为了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文本纷争，应尝试寻找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事业迅速发展，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一些凭据传世文献难以解决的“悬案”，在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后，出现新的转机。例如，汉代吴国、丹阳郡拥有铜山，为长江下游重要的产铜基地，屡见于传世史籍及出土铜器铭文。这座铜山位于何处？唐人张守节曰：“铜山，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有。”后人受其影响，谈及吴国、丹阳郡铜山，或定于宣城，或定于当涂。20世纪70年代，魏嵩山综合传世史籍关于江南铜山的记载，称“西汉丹阳铜得名产于丹阳郡，既不只限产于今宣城县，也不只限产于今当涂，而是遍产于该郡所属今苏浙皖交错的茅山、天目及九华山区”，主张铜山乃是丹阳郡一系列铜山的泛称。

前人无法确指“铜山”方位，乃至提出“泛称说”，暴露了利用传世文献解决这一问题的局限——皖南、浙西历代铜山记载甚多，何以确认哪一座是汉代吴国、丹阳郡铜山？安徽省考古事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打开全新局面。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皖南繁昌、南陵、铜陵三县交界的顺安河、新桥河、黄浒河上游之工山、凤凰山、铜官山发现大量汉代铜矿冶遗址。它们规模巨大，数量众多，产业链完整，发现伊始即有学者思考其与吴国、丹阳郡铜山之间的关系。如杨立新、张国茂等学者提出，江南唯有铜陵地区丰富的汉代铜矿开采、冶炼考古遗址可以与吴国、丹阳郡铜山对应。铜陵地区考古调查的深入，又为上述看法平添证据。如铜陵地区陆续发现战国晚期蚁鼻钱范、汉初半两钱范，可与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相对应。时至今日，铜陵地区古铜矿即汉代吴国、丹阳郡铜山已经成为考古学界共识，堪称20世纪安徽考古事业取得的重要收获。

谭其骧称“（庐）江在汉初庐江郡界内，故郡以水氏”。汉初庐江位于庐江郡，属淮南国。如果今青弋江是庐江，则皖南汉初属淮南国庐江郡。然而明确今铜陵地区为汉代铜山，则皖南汉初属吴国豫章郡，今青弋江不可能对应为庐江（见附图）。同样的道理，位于皖南的秋浦江也不会是庐江。不过，考虑到秦汉郡域常有变化，或许存在如下可能：秦代初置庐江郡时，今青弋江在郡境范围内，汉初调整庐江郡辖域，把今青弋江划归吴国，从而造成庐江与庐江郡的分离。为了排除这种可能，不妨将观察的视野提前并放大，借助考古资料探讨战国时期楚国东部疆域的变迁过程。

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先秦本属吴越势力范围。《史记·越世家》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然而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据清人雷学淇、黄以周，近人蒙文通、杨宽考证，楚国灭越在楚怀王二十三年。陈伟则认为，楚怀王二十三年楚国只是败越取地，越国实际亡于楚考烈王十三年。总而言之，晚清以来学者皆不认为越国亡于楚威王之时。鄂君启节的发现，为探讨楚灭越的时间提供了宝贵资料。鄂君启节纪年为“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乃楚怀王六年。鄂君启节车节所见陆路交通路线东止于“下蔡”，舟节所见水路交通路线东止于“泸江”“爰陵”，并未出现吴越故地。谭其骧称“楚灭越以前在大江南岸的疆域大致即东尽于此”。鄂君启节颁行之时，江淮下游尚未纳入楚国疆域，表明越国绝非灭于楚威王之时。

正如谭氏所言，鄂君启节表明楚灭越以前，泸江、爰陵构成楚国东部疆域。传统观点以为，鄂君启节“泸江”即今青弋江；“爰陵”为汉代宛陵县，即今宣城市。据此，怀王初年楚国已经占据皖南。而考古发现所见情况究竟如何？

目前皖南发现的楚墓数量极少，形制与太湖流域的楚墓高度一致。考古学界通常把皖南、苏南、浙北的楚墓一并讨论，泛称“江东楚式墓”。考古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江东楚式墓”的时代都很晚，“已发现的楚墓时代均为战国晚期，此前确凿无疑的楚墓尚未有发现”。中国考古学者通常把“江东楚式墓”归为战国晚期墓葬。日本学者太田麻衣子指出，目前公开披露的“江东楚式墓”中大约65%是秦至汉初墓葬，“但绝不意味着剩余大约35%的墓葬都是战国后期墓”。这意味着“江东楚式墓”要比原来估测的时代更晚。具体到皖南地区，太田氏指出，被中国学者判定为战国晚期的宣城砖瓦厂、石板桥小学两处“楚式墓”，皆为秦统一以后的墓葬。若将上述两处墓葬排除，则皖南地区几乎不见战国时期的楚墓。太田氏称楚国开发江东，可能晚至春申君受封江东，即楚考烈王后期。此前，陈伟通过梳理文献，认为楚国实际控制江东要晚至楚考烈王十三年，楚考烈王封春申君于江东是为了有效控制这一新占领的领土。“江东楚式墓”的考古学调查可以验证陈先生的判断。

如果鄂君启节记录的“泸江”是今青弋江，意味着战国早期楚国已占据皖南，并且在今宣城市设置“爰陵”县。然而实际的考古工作中，皖南找不到任何战国初期、中期的楚文化遗存，甚至连战国晚期的楚墓也十分罕见，显然无法支撑当地于战国中期纳入楚国疆域的看法。基于考古发现，皖南地区大约在战国晚期纳入楚国疆域。那么战国中期楚国疆域的东界又在哪里？

20世纪70年代，赣北的武宁、九江等地陆续发现战国早期楚式墓葬及文物。特别是瑞昌铜岭铜矿遗址的持续发掘，显示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势力已经顺长江进入赣西北地区，但其周边的靖安、高安地区仍属吴越势力范围，今赣西北即战国初年楚国疆域东界。至战国中期，今新建、高安地区楚墓开始出现并增加，说明楚国势力溯赣江扩展，疆域抵达赣江中下游。目前所见战国中期楚文化考古遗存的东界就在赣北的鄱阳湖地区，高至喜对战国早中期赣江以西地区为楚之东境的判断应属可信。

依据考古资料，战国中期长江以南楚国疆域东界只能抵达鄱阳湖地区，把鄂君启节“泸江”对应为今鄱江，与考古资料所见战国中期楚国疆域形势相符。鄱阳湖在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彼时鄱阳湖地区是广阔平坦的“鄡阳平原”，今鄱阳湖以东的鄱江、信江都是先注入赣江再汇入长江。如果鄂君启节“泸江”是今鄱江，自然也应涵盖赣水下游干流，这意味着鄂君启节“泸江”就是今赣江水系。

赣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不仅流域面积广阔，还在与长江交汇处形成大片湖泽——彭蠡泽。对于这样一条大水，先秦至汉初典籍从未提及，很值得反思。如果明确庐江即今赣江，则赣江已见于战国文献《招魂》（详见后文）及鄂君启节。也就是说，先秦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已有赣江，赣江并非在汉代以前湮没无闻。

正如日本学者船越昭生所说，鄂君启节记录长江东部水路交通不应忽略赣江。早在鄂君启节公布之初，郭沫若便根据江水交通地理形势，把“浍江”指向赣江。随着鄂君启节“泸江”的释定，以及历史地理学者把“泸江”引向传统沿革地理“庐江”考证体系，郭氏看法已无人提及。然而日本学者分析鄂君启节地名并不迷信中国学界既有认识，完全从舟节铭文书例入手。此前，日本学者藤田胜久认为“就”的含义是“到达”，所接地名是交通路线的终点，也就是楚国边境的关所。基于藤田氏对“就”字的释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古代的基础史料”研究班指出，把鄂君启节中的“泸江”比定为今青弋江并不合理，因为江水交通到枞阳就终止了，不应出现枞阳以东的河流；结合《山海经》《水经》的记述，“泸江”最有可能是今赣江水系。日本学者的思考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总而言之，考古资料表明黄山山脉北麓的皖南地区于战国末年才纳入楚国疆域，而黄山山脉西麓的赣东地区已有战国中期楚文化遗存发现。就此而言，鄂君启节所见“泸江”只能是鄱江，绝无青弋江、秋浦江的可能，这与传世文献所载“庐江”的流路特征相符。

四 与庐江相关的几个问题

把皖南水系对应为庐江，于传世文献难以疏通。而考古发现及日本学者对鄂君启节“书例”的揭示，也排除了皖南水系是庐江的可能。明确庐江即今鄱江，有助于重新思考楚人在赣北地区的开发历程。

前面提到，楚人乃是将赣江水系视为庐江。然而赣江的正源在今赣南，并非赣东。对此现象，杨萧杨解释：

秦统一百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之前，秦代统治范围的南境只限于赣中以北，今天赣江上游一带还属于越人活动地区。因此，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古赣江水系首先了解到的即是今赣中以北的鄱江、信江等支流，它们都发源于率山至怀玉山脉这一带山地。这样，“庐江出三天子都”这条记载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考古资料表明，战国中期楚人势力范围仅在今赣江下游的新建、高安一带，在此以南的清江盆地东周文化遗存都属于吴越文化。最近考古工作者发掘樟树市国字山M1大墓，墓主为越国贵族，再次强化了这一认识。战国时期楚人势力止步于赣江下游的清江盆地，对赣江中上游情况缺乏了解，于是把鄱阳湖以东水系，以及汇入赣江后的水道视为“庐江”，而把赣水视为其支流（见附图）。至于汇入赣江之前的“庐江”所指，杨萧杨提出鄱江、信江皆有可能。杨氏说法大致符合先秦情况，而秦汉对庐江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

《海内东经》附篇、《水经》称庐江发源于三天子都，前面提到秦汉时期把三天子都对应为今黄山山脉，再加上东汉称庐江发源于陵阳县南，则秦汉士人心目中的“庐江”不可能包括今信江。《淮南子·人间训》记秦尉屠睢击越之事，曰“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余干之水”即今信江，与庐江有别，说明秦代已把信江剥离出庐江，当时的庐江应专指今鄱江（见附图）。

今鄱江主要由乐安江、昌江汇合而成，现代地理学将乐安江视为鄱江正源，《大清一统志》、魏嵩山皆以乐安江当秦汉庐江，实际情况恐非如此。乐安江源于今江西省婺源县东的白际山脉，与《海内东经》附篇、《水经》及应劭注所指黄山山脉不同。而昌江则源于今安徽省祁门县北的黄山余脉大洪岭，岭北即汉代陵阳县境。秦汉时期政区划界常有跨越分水岭的现象，汉代昌江发源地或许在行政归属上隶属大洪岭北的陵阳县，这就是应劭注“庐江出陵阳东南”的由来。前人基于这条注文把庐江对应为黄山山脉北麓的皖南水系，过于拘泥字面含义。

秦汉时期将昌江—鄱江视为庐江，可能还有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陈怀荃分析庐江、浙江关系，特别提到两者沟通古代夏、越人群的特殊作用：

（溯庐江）到了陵阳南境山区，改用陆行工具，越过黟山（笔者按：黄山的旧称）或称三天子都山，就到了浙江上游，然后顺浙江而下，经黟、歙东出钱塘，抵于会稽，这就是古代由淮南江北通往于越的重要通路之一。这一通路，以石城为起点，在黟山这一分水岭南北两面，既有通江，也有通海的水道可资利用，于是通江的庐江与通海的浙江就因这一通路而联接在一起。时间既久，人们就习惯性地把石城起点处的分江水口作为这一通路的代号。

虽然陈氏错把秋浦江当作庐江，但是对庐江—浙江交通历史意义的揭示很有启发。鄱江支流昌江发源于祁门县，其在祁门县金字牌镇以东的支流源头，与黟县渔亭镇境内的钱塘江支流横江源头仅隔有一道低矮的丘岗，极易翻越，历史上一直是沟通赣江流域与钱塘江流域的重要交通道路，至今仍被皖赣铁路、326省道、黄浮高速公路所利用。可以想见，先秦时期的华夏族群应是由江汉平原顺长江而下，溯鄱江—昌江至今祁门县，翻越低矮分水岭进入新安江，由此既可利用钱塘江直下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亦可在歙县上陆，翻越昱岭关直赴太湖流域。宁绍平原、太湖流域一直是吴越文化的核心区。经此分析，一条先秦时期沟通华夏、吴越两大族群的交通干线已非常清晰。汉代在黄山山脉南麓仅设置黟、歙二县，恐怕正是基于这条交通路线。陈怀荃也注意到这条重要的交通路线，“在石城、陵阳、黟县以西，就是彭蠡泽东岸的鄱阳地区。这里，地居江湖之间，有地势平夷的湖畔冲积平原，东南两侧又为山地所环绕，正是由江上南通东越各地的孔道”。

《汉志》“丹阳郡石城县”曰“分江水首受江，东至余姚入海”，显然把今秋浦江、钱塘江视为相互贯通的长江支派。对于这一地理观念的由来，陈怀荃分析道：

当（越人）舟楫行到水路的尽头，经过比较短程的爬山逾岭和必要的陆行地段之后，即能接上另一水路，比较方便地“柁舟而入水”，人们就习惯性地把这些不同的川流混淆为直通的水路。

由于古代越人常利用钱塘江、鄱江、秋浦江发源处的丘陵矮山相互往来，缺乏东南地理知识的华夏族群，便产生了钱塘江与长江支流鄱江、秋浦江相连通而形成长江支派的观念。《说文·水部》曰：“浙，江水东至会稽山阴为浙江。”此处对浙江流路的描述与《海内东经》附篇和《水经》《汉志》皆有不同，把浙江视为江水分流应该反映了较为古老的地理观念。“浙江”之所以名“江”，恐怕正因如此。《说文》对于理解“浙江”得名缘由，非常重要。

先秦时期，乃是将昌江—鄱江视为赣江水系的正源，也就是庐江，而赣水被认为是庐江的一条支流。随着秦汉王朝势力进入赣南，华夏士人逐渐意识到赣水才是赣江水系的正源，于是赣水逐渐取代庐江，成为赣江水系的通称，庐江反倒变得湮没无闻。正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古代的基础史料”研究班所说：“根据《山海经》《水经》记载，庐江应是江西省境内的北流河流，应该就是赣江水系中的某条河流······后来赣江和湖汉水等名称变得普遍，庐江反而下落不明。”

接下来再谈与庐江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是鄂君启节的“爰陵”。自从谭其骧把“爰陵”对应为“宛陵”，即为学界接受。现已知“泸江”并非青弋江，则“爰陵”与汉代宛陵县无关。早年郭沫若把“爰陵”定在今南昌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古代的基础史料”研究班把庐江对应为赣江，于是把“爰陵”标绘在赣江上游的汉代庐陵县附近。前面提到，楚人把赣水视为庐江支流，所以“爰陵”不应在赣江沿岸寻找，而当聚焦于鄱江。汉代在鄱江沿岸置鄱阳县，即今鄱阳县城区，地处昌江、乐安江、信江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见附图）。战国中期这里是楚国扼控庐江、余干水夏越交通路线的重要枢纽。陈怀荃曾着重分析鄱阳县在秦汉之际的重要地理地位，认为秦鄱阳令吴芮之所以能够“率百越佐诸侯入秦”，正是因为鄱阳县占据夏越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而反汉失败的英布欲“走越”，逃往鄱阳县，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陈氏上述分析很有启发，鄱江乃先秦夏越交通干道，楚人在鄱江沿岸设置城邑亦在情理之中。“爰陵”或即秦汉鄱阳县，原为楚国地名，秦代更名“鄱（番）阳”。

其二是屈原《招魂》的“庐江”。《招魂》“路贯庐江兮左长薄”之“庐江”，历代注家多释作长江下游之庐江，而谭其骧认为乃《水经·沔水注》之维水， 即今湖北省宜城市之蛮水。今按，古维水流域短促，在先秦默默无闻，谭氏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唯一依据是汉代在维水入沔处置中庐县。这一论证基础太过薄弱。谭氏认为《招魂》“庐江”与长江下游之“庐江”无关，一个重要依据是乱辞有“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描述的是平原景观。谭氏称“（巢南、江南及）青弋左右皆丘陵丛错，安得齐驾千驷”？这一判断是以“青弋江说”作为前提，如果明确庐江乃今赣江水系，当时赣江下游正是平坦广阔、水网密布的鄡阳平原和彭蠡泽，完全可以与乱辞中的描述对应，所以《招魂》的“庐江”也应是长江下游之“庐江”。此外，还有一条有力佐证，就是“庐江”以“江”为名，这显示“庐江”与长江密切相关。古代“江”是长江的专名，凡是水道名称带有“江”的，几乎都是长江下游支派，如前面提到的浙江、分江、中江、南江、北江以及“九江”。前面曾经论述，古人曾以为庐江与浙江相连，共同构成长江支派，这正是“庐江”以“江”为名的关键。若给与长江毫不相连的维水冠以“江”名，反倒难以理解。回归《招魂》文本，其中有“湛湛江水”“哀江南”等语，文辞涉及长江下游的庐江甚为自然。再加上楚怀王时期楚国疆域已抵达庐江，屈原在乱辞中谈及“庐江”也属正常。所以，《招魂》中的“庐江”就是传世文献之“庐江”、鄂君启节之“泸江”，不应另作他解。

五 结语

本文牵涉百余年来“庐江”地望公案，论述头绪繁复，旁及学术史、文献考订、考古资料，现将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清代以前，“庐江”即今鄱江为主流看法。乾嘉时期出现“青弋江说”，逐渐占据上风。随着鄂君启节的发现，以及学界把铭文“泸江”沿岸城邑“爰陵”对应为汉代宛陵县，“青弋江说”获得出土文献加持，俨然成为定论。

本文通过梳理传世文献记载，辨析其中所见庐江定位信息，重提“鄱江说”的合理性，同时揭示“青弋江说”与传世文献记载的矛盾，以期引起学界的反思。同时借助考古发现，辨明汉初吴国铜山所在，以及战国时期楚国东部疆域变迁，彻底否定“青弋江说”，以及派生之“秋浦江说”。

将“庐江”重新拉回鄱江，可以发现“庐江”最初所指乃赣江水系。由于楚人对赣江中上游缺乏了解，将赣江视为“庐江”支流，而将“庐江”正源指向发源于今赣皖交界的赣东水系。秦汉时代则进一步将今昌江视为“庐江”。古人把赣江正源指向今赣东水系，除了对赣江中上游地理缺乏了解，先秦夏越交通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重要原因。先秦时期，华夏主要借助鄱江沟通吴越，华夏族群对鄱江—昌江更为熟悉，也更为看重，“庐江”地理概念的出现正在于此。进而言之，华夏族群一直视庐江、浙江为沟通江海的重要孔道，两者也成为华夏族群认识东南地区的地理标识。秦代在东南地区先后设置庐江郡、浙江郡，可视作华夏地理观念投射在东南政区的“余光”。

作者：马孟龙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周 煜

校对：杜佳玲

审订：江 桐

责编：贺雨婷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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