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谎言简史》| 法西斯主义的无意识

法西斯主义的无意识

作者 | [阿根廷]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

翻译 | 张见微

编辑 | 经典摘读

正文 | 4075字

阅读时长 | 约15分钟

法西斯主义被假定代表了一个集体的载体，供本真的存在进行表达和政治调谐。灵魂对世界有本真的内观这一观点是法西斯主义思想进程的中心。它是法西斯主义者理解政治的根本。例如，墨索里尼的弟弟阿纳尔多认为，支配着法西斯主义的意志，促进了一种内在而普遍的更新。实际上，他认为墨索里尼的工作是调谐这一集体灵魂。政治比艺术更能把握和改造灵魂，并将其投射到未来。简言之，法西斯主义将灵魂理解为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人民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的欲望体现为领袖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领袖表达了法西斯主义的主权思想。诚然，这种主权植根于集体意志——但只是名义上的。只有领袖才是主权欲求的理想代表。他完全理解民族的集体愿望，或者换个说法，他比人民更清楚他们真正想要什么。在希特勒看来，领袖的作用就是实现人民的欲求，因为“普通民众只是怀有模糊的欲求和大概的信念，对于目标或欲求的实际性质并不明了，更不用说实现的可能性了”。

掌舵者这个“最强者”的角色源于“自然秩序”希特勒的语言表明，人民内心对领袖是唯一真正重要之人的笃信，类似于一种宗教复兴的形式。领袖必须把握了人民的“心理冲动”之后，才可以采取公共行动。对希特勒来说，那些找不到“英雄解决”的国家是“无能的”。与这种状态相反的是，通过全体人民化身为领袖来实现政治欲求：“命运终有一天会赐予它一个担此大任者，让夙愿终偿。”希特勒认为，这样一个人的降临是一场神话般斗争的结果，一种无法被事实佐证的超历史命运。领袖是由历史设定的在“属于他的地方’的“最出色的人”,“事情总是如此，并将永远如此，因为它一直如此”。在这种由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线性联系形成的神话视野中，希特勒反对“真理”，反对“所谓的人类智慧”。历史乃是意识和“无意识对霸权的争夺”。

墨索里尼也把自己视为一个无意识集体的主要解释者。法国的原始法西斯主义思想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莫里斯·巴雷斯'崇尚“无意识至上”，夏尔·莫拉斯'坚持认为本能和无意识是社会组织的核心。法西斯主义的合法性便是基于这种独特的观念：政治合法性来自无意识。根据这一定义，人民主权不可能是多数民众的选举表达，而是法西斯国家及其领袖双重独裁的实现。墨索里尼创建的极权国家是法西斯主义的化身。正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米凯莱·比安基认为的，“国格是有生命的，它并非一个抽象概念或法律公式，而是一种情怀和意志：民族的情怀和意志”。因此，比安基提出，墨索里尼统治下的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现实，而且是“一种理想和伦理现实”。

这种“民族意志”是国家被法西斯主义征服的结果。它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法西斯主义国家，植根于法西斯主义对神话无意识的认知和践行。法西斯独裁成为其外在表现。这种无意识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的支持者期待它能超越更加讲究事实根据的认知层次。但这些关于法西斯政治的内在本真性的主张，实际上是法西斯对自身的合理化。换句话说，它们构成了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强调驱动力、神话和幻想而反对计划的理由因此，讽刺的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无意识必然是有意行为的结果。

根据法西斯主义的观点，人民的权力被永久地委托给领袖，由其充当人民理想自我的最佳表达。领袖是人民主权的化身。如果说君主代表的是自身，那么法西斯领袖对合法性的主张就取决于人民。但在法西斯主义的修辞和信仰中，这种合法性并非没有神圣的内涵。对墨索里尼来说，只有对领袖绝对授权，“人民主权”才能存在，领袖以强力而非共识进行统治。但墨索里尼的解释不仅展示在他对现有民众意志的解读或者确认“人民对其力量的肯定”上，更重要的是展示在他自己的直觉上。像希特勒一样，他认为自己知道人民真正想要什么。他想象自己能从内心触碰到“民族的脉搏”。

结果，即使法西斯主义者对法国理论家乔治·索雷尔表示赞赏，他们也对他的工具主义观点持批评态度。索雷尔相信神话的政治力量，但不信仰神话。对巴西法西斯领袖萨尔加多来说，索雷尔的问题在于他把历史简化为阶级斗争；因此，“索雷尔的方法”与“基督的方法”是对立的。简言之，索雷尔缺乏信仰。他是“可亲近的，但存在不足”。正如哥伦比亚法西斯主义者指出的，索雷尔的理论可以产生共产主义及其“解药”，即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们认为，“暴力才是唯一的制造者，但如果没有创造出灵魂的史诗状态，暴力就不能起作用”。这种状态可由“宗教、荣耀或伟大的政治神话”引发。墨索里尼也表示，“索雷尔是我们真正的大师( nótre maitre)”。不过，在将索雷尔呈现为自己“精神”构造的塑造者之一的同时，他也表达了与其在道德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总而言之，墨索里尼远远超出了索雷尔将神话视为工具的观点，他相信神话的真实性。

墨索里尼将(由他自己推断的)人民的欲求与神圣的欲求混为一谈。1926年，他声称，他在思考国家的历史命运时，能够“看到”神圣意志——“永不犯错的天意之手，绝对无误的神的显示”——在事件的展开中起到的作用。许多法西斯主义者对此表示赞同。在他们看来，墨索里尼的思想展示了“神性在人类中的崇高的渗透”。墨索里尼的灵魂被认为是所有灵魂的共同化身，是解读意大利人内在本真性的理想源泉。其结果是，墨索里尼通过无休地辩解自己的言行，对法西斯主义不断地进行重新表述，也就是说，他的幻想和欲望在政治上得以实现。正如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卡米洛·佩利齐所说，法西斯主义教条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一教条主要由墨索里尼的人格和行为所代表。仿佛是在展示一种政治动力理论，这种对墨索里尼的能动作用(agency)的极权化，常常被解释为肯定生高于死的结果就像在献给“法西斯革命英雄”的赞歌中看到的。墨索里尼本人也将生命等同于一种激进的斗争意识。

对法西斯主义者来说，本能、灵魂、性格和人格都是神话的体现，是生物学的现实，也是帝国历史的集体遗产。由于缺乏理性的调和，法西斯主义的内在自我不再是精神上的抽象,而是民族的帝国神话活生生的再现。相对于对身与心进行的抽象区分，佩利奇认为“灵魂是一种“可吸收的真实”(realtà assorbente)。在法西斯主义者的构想中，他们的政治是对这一“真实”的表达，通过暴力、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内在”经验。帝国是“等级本能”的基本表现。总而言之，法西斯主义者关于无意识的观点强调必须承认领袖的需求是对破坏性动力的正确释放，即对暴力欲望的肯定。简而言之，法西斯主义认为自己体现了纯粹的欲望，但同时又压制一切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要点——总体战、完全暴力和消灭敌人——无关的欲望。法西斯主义代表了暴力在政治领域中的绝对化。这一点被墨索里尼的“生活在危险中”这一思想所概括，或者如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希门尼斯·卡瓦列罗所言，一种注入了神秘主义的创造性危险。在希门尼斯·卡瓦列罗所认为的完美的法西斯世界中,“痛苦和战争”的概念具有“肯定的和超自然的价值”。

主体将“在痛苦和战争中”找到先验价值这一观念证明了法西斯主义真理观的非人化层面，即真理属于超自然世界，而不属于人类历史和机构。这种对真理的神圣形式的信仰,有着明确的基督教神学内涵。在《圣经》中，主的真理与人的谎言形成了鲜明对比：“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那些不相信上帝之真实的人，简直是被妖魔化了：“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不忠者的谎言源自魔鬼。他们想按照人类的标准来判断，反对只有信仰才能提供的真实理解：“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法西斯主义的真理观就是从这套传统的神圣真理与恶魔谎言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正如阿根廷法西斯主义神父莱昂纳多·卡斯泰拉尼在1943年声称的，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从上帝那里把它“翻译”出来。其结果将是科学的真理被“神秘的真理”所取代。

于是法西斯主义放弃了自我意识,代之以上帝真理据说这一真理是源自净化过的自我。正如希门尼斯·卡瓦列罗抱怨的：“人对自己的意识分析得太多了；他不相信不可分割的东西的统一，结果腐蚀和稀释了它。而这正是弗洛伊德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私生子背后的秘密。”弗洛伊德理论属于左翼分子和犹太敌人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是原始主义的精髓所在，也是世俗现代性的标志：“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和今天的野蛮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都成了弗洛伊德主义者。”“通过把弗洛伊德理论解释为渴望拥有一种对真理的先验感知——这实际上是他的自我理论的一个关键因素——像希门尼斯·卡瓦列罗这样的法西斯分子，捍卫了一种民族主义和宗教的真理概念。抛开一切怀疑，以拥抱“对无蔽的智性之真理的信仰”，就可以达到这个真理。这条从个人状态到集体状态的道路概括起来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生命的艺术就是……从个人状态通向祖国状态，以便进而达到一种至高的永恒状态，即和平和对上帝的沉思。”他断言:“让我们遵守个人的纪律，如同音符服从只有上帝才在其中脉动且聆听的旋律。”

法西斯主义政治神学通过援引一种超越人类历史的真理，通过放弃对自我的批判性探究，提出了一条通往现实的神圣之路。这一举动暗含着对认知的排斥和对现实几近完全的疏离。它导致法西斯主义信徒极为不信任源自精神分析技术的自我意识。为什么批判弗洛伊德对法西斯主义者而言很重要？在同精神分析的斗争中，什么是与他们利害攸关的？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