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司法史上首个坐到被告席上的大法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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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以来，在印度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上，议会事务部长基伦·里吉朱（Kiren Rijiju）正兴致勃勃地导演着一出“大戏”。

他满心欢喜地四处奔走，试图拉拢各党派领导人，共同将亚什万特·瓦尔马（Justice Yashwant Varma）法官推向弹劾的深渊，幻想着铸就印度司法史上“首个被成功弹劾的高等法院法官”这一“辉煌里程碑”。

只是不知，这所谓的“里程碑”，究竟是正义的彰显，还是权力肆意践踏规则的耻辱柱？

这场荒诞的政治闹剧，发端于一起离奇火灾。

2025年3月14日一个稀松平常的夜晚，对于居住在首都德里图格拉克新月街（Tughlaq Crescent）的居民而言，本应是宁静祥和的。

然而，暗流在平静的表象下汹涌翻涌，一场足以撼动司法根基的风暴正悄然成型。

时任德里高等法院法官的瓦尔马，彼时正与妻子在博帕尔（Bhopal）出差，家中仅有女儿迪亚（Diya）独守宽敞气派的30号官邸。

大约在晚上11点35分，迪亚耳畔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她事后坚称那是“爆炸声”。

带着满心惊恐与疑惑，迪亚和家仆匆忙冲向声音的源头，映入眼帘的，竟是从一个锁着的储藏室中熊熊燃起的大火。这个储藏室位于仆人房附近，与主宅被一堵围墙相隔，平日里鲜有人至。

诡异的是，中央储备警察部队（CRPF, 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的警卫以及正门的安保人员，在这紧急关头竟如木雕泥塑一般，对呼救声充耳不闻，任由火势蔓延，这一异常举动无疑为这场火灾增添了几分神秘莫测的阴谋色彩。

当德里消防局的消防员们在安保人员的协助下奋力撬开房门时，眼前的景象瞬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消防队长马诺杰·梅拉瓦特（Manoj Mehlawat）震惊之余，不禁脱口而出：“圣雄甘地着火了”，原来，地板上那一沓沓印有甘地头像的500卢比纸币，正被无情的火舌肆意吞噬，有的已化作黑灰，有的则半被火焰包裹，在风中摇摇欲坠。

消防队分区官员苏曼·库马尔（Suman Kumar），这位在消防领域摸爬滚打多年、阅尽无数火灾现场的资深人士，也不禁惊叹，称自己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荒谬绝伦的场景”。

消防员和警察等众多目击者纷纷作证，那些堆积如山的纸币，高度竟达1.5英尺，宛如一座小山丘。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或者说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却让人对整个事件的走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德里警方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守护公平正义的执法者，在面对如此明显的重大犯罪证据时，竟然表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冷漠与不作为。既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妥善保护现场证据，也没有按照正规程序准备扣押备忘录，更没有起草任何现场记录。

最为离谱的是，连哪怕是一张纸币都没有保留下来用于后续的司法检验。待黎明的曙光悄然降临，那堆原本燃烧着的现金，竟如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据传言，是在犯罪现场无人看守的混乱间隙，被一些身份不明的神秘人士悄然取走。若不是几天后，有神秘人（其真实身份至今如同迷雾，无人知晓）向媒体透露了这一惊人消息，这场午夜火灾恐怕也会如同石沉大海，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常规的警方记录之中，沦为无人问津的尘封往事。

随着媒体的介入，法官住所惊现燃烧钞票的爆炸性新闻瞬间如同野火燎原，迅速在各大新闻频道传播开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强烈愤慨。

而最高法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罕见地展现出异乎寻常的“高效率”。

短短几天之内，时任印度首席大法官的桑吉夫·坎纳（Sanjiv Khanna）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德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D·K·乌帕德亚（D.K. Upadhyaya）提交一份调查报告，而乌帕德亚也心领神会，声称“整个事件需要进行深入彻底的调查”。

随后，最高法院合议庭更是在一次特别会议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提议立即将瓦尔马调往他的原籍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

这一系列神操作，看似是司法机构为了维护自身的清正廉洁形象，与潜在的丑闻划清界限，实则更像是一场仓促上演的“甩锅”大戏，试图在舆论的风暴中尽快撇清关系，而全然不顾这样的决定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真正尊重了司法程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瓦尔马法官在3月15日返回德里后的种种表现，也被别有用心的人视为“罪证确凿”的有力把柄。

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前往被烧毁的储藏室查看情况，也没有就自己声称的“构陷阴谋”向警方报案，甚至在面对调往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的安排时，竟然毫无反抗地选择了接受。

在那些一心想要将他置于死地的批评者眼中，这些行为无疑是他内心有鬼、默认罪行的铁证；然而，在公正客观的旁观者和为他仗义执言的辩护者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在遭遇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后，所表现出的震惊、困惑与无助罢了。

一个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卷入这样一场惊天丑闻之中，陷入迷茫和不知所措，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又怎能仅凭这些就草率地判定他有罪呢？

3月22日，首席大法官坎纳迅速组建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成员包括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希尔·纳古（Justices Sheel Nagu）、喜马偕尔邦高等法院首席法官G·S·桑德瓦利亚（G.S. Sandhawalia）以及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的阿努·西瓦拉曼（Anu Sivaraman）法官，美其名曰进行“内部调查”。

然而，这个所谓的调查委员会，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便迅速炮制出了一份长达64页的报告。

这份报告读起来，与其说是一份客观公正、基于事实证据的司法调查结论，倒更像是一份精心编排的“判决书”。

委员会声称，根据“直接证据和电子证据”，认定“储藏室里发现了现金/钱财”；还通过所谓的“强有力的推断证据”，一口咬定这个房间的出入权处于“瓦尔马法官及其家庭成员的秘密或实际控制之下”，甚至言之凿凿地指出，瓦尔马最信任的工作人员——私人秘书拉金德尔·辛格·卡尔基（Rajinder Singh Karki）和家仆，在3月15日凌晨趁人不备，偷偷转移了烧焦的现金。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报告中还指控卡尔基指示消防员不要在报告中提及货币一事，而第二天储藏室就被匆匆清理干净，导致潜在的关键证据被彻底销毁。

当委员会询问家仆时，他们自然是矢口否认，但委员会却对这些否认置若罔闻，仅凭消防和警察人员的一面之词，就轻易地认定家仆在说谎。

而对于瓦尔马法官的辩护，委员会更是不屑一顾，完全不予理睬。瓦尔马声称储藏室外人可以进入，可安保人员却作证称该区域始终处于上锁和严密监控状态，双方各执一词，委员会却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安保人员，对瓦尔马的说法嗤之以鼻。

此外，委员会还对瓦尔马没有报案这一行为揪住不放，认为如果他真的认为存在阴谋，却不及时向警方求助，简直是不可理喻、荒谬至极。

瓦尔马法官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所谓的调查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偏见和预设立场，其调查完全围绕着三个先入为主的问题展开：如何解释房间里的钱？钱的来源是什么？谁拿走了钱？

这三个问题，看似合情合理，实则暗藏玄机，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认定这些钱就是瓦尔马的，而他必须自证清白。

这种本末倒置的逻辑，完全违背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在正常的司法程序中，应该是 谁主张谁举证，而不是让被告自己去证明自己无罪。

此外，瓦尔马还犀利地批评了委员会的调查方式，指出其缺乏最基本的司法保障措施，既没有要求证人宣誓作证，也没有遵循严格的证据规则，更没有建立正式的程序来核实证词的真实性。

这样的调查，简直就是一场毫无公正可言的闹剧，其得出的结论又怎能让人信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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