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忠海接受徐少武临终批评，卸下“小军阀”标签

最困难的两天一夜

高原草地也有雪山，融化的 雪水滋润着山脚下的茫茫原野，到处都是淤黑的水流 和漫漫沼泽。离开阿坝后，我们便进入水草地里行军。 因为没有经验，陷入泥淖而死人的事，天天发生；晚 上睡觉以班为单位，五六个人背靠背坐着睡觉，早上 发现有的班竟然整个没有了，地面上一点痕迹也未留 下。他们是在睡觉时，不知不觉间陷到了地下。

还有一些意外损失，也很惨重。

如红六师行军到 绒玉雪山下时，没有及早宿营，而是继续朝山上走。 到了山上，突然下起了暴雨雪。由于天黑看不清下山 的路，又没有火烤， 一夜冻死了170多人。

水草地，表面上看是草地，但草下面都是淤泥和 水。水草地行军，困难更大。

想烧水煮野菜，到处都是湿的，没有柴禾烧，也没有干马粪干牛粪烧。因为 这样的地方不能放牧，所以也没有牛粪马粪；夜晚宿 营，找不到合适睡觉的地方。因为脚底下都是水。

行 军累了，想站着休息一下，又不能久站，时间稍长， 人就慢慢往下沉；有一次我见到远处一位同志，走呀 走呀的，就沉了下去，速度还挺快。急忙喊人去救， 而救他的人也沉了下去。

幸好， 一位有经验的同志喊 “趴下不要动!”然后从远处丢过一条绳子，要他们套 在腰间。我们“一二三!”地，慢慢将他二人拖出来 了。好险!

这些事，紧揪着红军首长，及师团连排所有干部 的心。经过研究，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

如每个班都 准备一条结实的绳子，专门拉陷入沼泽里的人。省得 到时抓瞎；晚上睡觉时，加强了值班警戒；夜间不爬 雪山等等。这样一来，事故减少了许多。

后来，我们走进了一片大面积的水草地，非常险恶，是我们过草地所经历最困难的两天一夜。

这两天， 有时天晴，有时下大雨或冰雹，加上没有吃的，腹中 饥饿，行军速度极其缓慢。我们恨不得长出翅膀，飞 过这片晦暗的地方。

夜晚看不见走路，既不能行军，又不能住宿，只 好停下休息。宿营时，找草根多、不容易下沉的地点， 几个人背靠背站着睡觉，背靠背互相取暖。

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也不能久站，久了就会沉下去。每隔一 个小时，有值班干部叫醒他们，轮换一个地方。这些 办法简单，但是好用，都是逼出来的。

向导说，这种水草地，是远古的大湖、小湖，日 久年长逐渐形成的。上面是草，草下面是世世代代盘 根错节的草根，草根下面是水，水下面是腐草形成的 淤泥。上面承重多了，自然会下沉。

我们过水草地 “最困难的两天一夜”,一定是走到了所谓“湖心”地 带。 一处处盘结的草根，就像是湖中的一个个太平圈， 我们就是踩着这些“太平圈”,走出了这片险恶的水草 地。

天亮了，发现有部队走过的痕迹。同志们多么盼 望能见到一个丘陵地带。 一方面弄点野菜吃，另一方 面搞点柴火取暖，因为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又饿又冷。

第二天下午终于到达了一个小山丘。那里有树木， 有前面部队剩下的耗牛骨头和马骨头等。野菜是找不 到了，战士们采摘经过试验能吃的野草，把骨头砸碎 煮“野草”,美美会餐一顿。

啊!这真是天下最好吃的 一顿饭了；衣服也烤干了，大家好好睡了一夜觉。

高 兴地说：“没有苦，哪知道甜。能睡一个好觉，能饱饱 吃一顿骨头煮的野菜汤，也是幸福的。”

草地上演“活报剧”

谁会想到，在草地行军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在天天与死神打交道、噩梦一般的 生存条件下，红军竟然还演过“活报剧”。这一幕，就 发生在我们红十五团里。

过草地，由于我们后卫团走在最后，因此在吃的 问题上，比前面部队更困难。到了我们这里，别说野 菜了，就是草根树皮也找不到了。只能依靠“野草” 维持生活。有些战士不适应没油没盐白水煮野草，吃 了就呕吐，那就别想走出草地了。

我们的行军速度越 来越慢。由开始一天走九十里，到六十里、四十里， 现在， 一天走二三十里，就不错了。因此，红二方面 军是最后到达甘肃“哈达铺”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指战员们仍然有说有唱有笑，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团有个好习惯，行军 拉歌唱，往往能带动一大片。当然，这都在以前，自 从爬雪山过草地，就很少见了。

有一天，在沉闷的草 地行军气氛下，突然又有人拉歌了。不一会儿，歌声 到处响起。你拉一排唱一支歌，他拉三排唱一支歌： “好不好?好!要不要?要!再来 一 个吧!”就这样， 有气无力地唱着……

当时，我对拉歌不太赞成。连走路都走不动，还 唱什么歌?因此，我要战士们少唱歌，保持体力走路。

我的主张，遭到了反对。大家纷纷议论：如果只 埋头走路，我们就会想——草地还有多远呀?什么时候能走出去呀?怎么才能弄点粮食和牛羊肉吃呀?

这样就好吗?这样对草地行军是不利的。他们还 说：不能大声唱，还不能小声唱么?我们不仅要唱歌， 还可以讲革命故事，还要编剧，还要演活报剧呢!

战士们说得有道理，我就不反对了。其实，我的 心情和大家一样。战士们希望通过鼓励，走出草地； 而我不希望战士们消耗体力、无谓牺牲。

让人难忘的是，在最容易产生绝望情绪的时候， 战士却上演了一出让人开心的活报剧，发生在“最艰 难的两天一夜”,终于走出那片特殊的水草地后 ……

喝完“野草”汤的战士们，情绪高涨。有唱歌的， 有讲故事的，还有要演出活报剧的。

剧情就是贵 州盘县的那次埋伏战—— 《俩伙夫擒敌一个排》。

而编剧的人，就是当时的那个敌排长。他被俘后曾说： “红军的伙夫都那么勇敢，我们也愿意参加红军”;参 加红军后，他作战勇敢、吃苦耐劳，很快融入了革命 队伍中；过草地时，他当了红军的排长。

这次，他自 编自导自演这出活报剧，将自己当俘虏时的心情，和 老伙夫、小伙夫的智谋，演得活灵活现。战士们看后， 捧腹大笑，有的在草地上打滚，尽情地宣泄，我也深 深受到了感染。

其实，红军长征一路上，有许许多多动人的小故 事，感染力都非常强。用活报剧的形式演出，生动活 泼、教育意义大，起到很好宣传鼓动作用。

红军指战员们，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刻，仍然充满 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还有什么困难，能压倒我们呢!

我摘掉了“小军阀”帽子

新中国建立后，每当我看到《共产党员》杂志 “批评与自我批评”栏目时，都会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 发生在1936年7月上旬，我们红二方面军刚刚进入草 地时的事。事情过去70多年了，但仍然记忆犹新。这 件事情，让我彻底改掉了身上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习 气。

红二、六军团自1935年11月开始长征后，由于 天天行军打仗，半年时间下来，成全了我一个“小军 阀”的绰号。这个绰号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 我经常责骂下级干部，还打过两次人；

二是虽然年轻， 资历却老。

除了“小军阀”外，还有管我叫“老资格” 的。叫“老资格”我不反感，但对“小军阀”这个绰 号，我并不认同，以至后来发展越来越重，红五师政 委谭友林，竟然为此事，两次找我谈话和批评教育。

我不但不接受，还拿不是当理讲：“下面干部有错误骂 几句有什么了不起，值得你来大惊小怪的!”谭政委年 龄比我小一岁，资历没我老。和他顶嘴，我心里也不以 为 然 。

谭政委为什么找我谈话呢?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

我们长征离开毕节后，在乌蒙山区转了将近一个 月，好容易转了出来。为了使二、六军团首长在贵州 盘县，能够顺利召开“盘县会议”,我们受命在盘县地 区北面，阻击敌人，消灭了李觉部别动队一个团。就 是这场战斗，我抽了三营副营长曾照辉同志一马鞭。

当时，友邻部队正在向敌人发起冲锋，他却带着两个 连按兵不动。要他冲锋他不动，我就急了，打他一马 鞭；他却仍然不动；我又举起了马鞭；他也急了，说： “你只会打人，不知道我在想怎么全歼这部分敌人。等 打完仗，你再打我行不行?”

原来，我军在两面山上， 居高临下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使敌人伤亡很大；因 曾照辉这边没有动静，敌人就向我们埋伏的地区，纷纷溃败下来。到了三、四十米时，曾照辉指挥部队吹 响冲锋号，甩出手榴弹，猛冲猛打。配合友邻部队， 将这个别动队一千多人全部歼灭。

直到敌团长被俘，我才觉得曾照辉同志是对的。

他打仗动脑子，有两下子。他参加过湖南毛主席领导 的秋收暴动，部队打散后，他带几十人，跑到洞庭湖 打游击，后与华容县委取得联系，转战到我们洪湖苏 区。

按说，人家既然是对的，我应该向人家认错才是。 可我心里别着一个“弯”,总也转不过来。我认为曾照辉同志虽然是对的，但他不听从指挥，而且当时发起 冲锋，也没有什么错呀?因此，对打人的事情，没有 从心里认错，只是轻描淡写对上级说“打人不对”,但 让我去跟他认错，却不情愿，更没有很好地做自我批 评了。

在旧社会的那个年代，旧军阀作风是官大一级压 死人。不论割据军阀或者是国民党的国军，以势欺人， 打骂士兵都是很普遍的。这些不良的东西，在红军部 队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我身上受到了污染，还干瞪着 眼睛不知道认错。

由于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因此，这样的事情， 还不止这一件两件。

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家也就原谅 了我。他们说：“傅忠海呀，要是认定了一件事儿，十 头驴也拉不回来”。他们不用“牛”来形容，而是用 “驴”。说明我的性格，平时挺好，“拉磨、打场”不成 问题，但上来了驴脾气，犟得很，还能踢人一脚。

确实如此。人家说我“两头坏”、“一头好”,也是 出了名的。什么意思呢?

两头坏就是，对于上级，经常“抗上”;对于下 级，经常“责骂”。一头好就是，只有对战士们，那是 好的没有说。团里的战士们都拥护我傅忠海，我心里 头的傲气儿还很足。

小时候，我哥哥常说“路不平有 人铲，事不平有人管”,这句话对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记得十六岁我当中队党代表时，就敢和大队 长“叫号”,用自己脑袋，保下了他要杀的九名“逃 兵”;SF时，我们被江琪抓去杀头，我嗓门大，把贺 龙、关向应从房子里“骂”出来了，从而这一串被捆 的人，都被贺龙解救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就把我概 括成了“抗上”;至于“责骂”下级的事情，那就不仅 仅是性格问题了，与军阀作风的沾染，也是分不开的。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确实如此。直到现 在，只要我认定的事情， 一般还是改不了的。但是， 打骂下级的事，的确在红军过草地后，我就杜绝了。 “小军阀”的帽子，还未到延安整风，就早早地摘下去 了。这些，都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在草地临终前，对我 的一次“严厉”批评。

徐少武临终前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我和徐少武是发小，都是湖北沔阳县人。从小在 一个姓龙的地主家放牛；秋收起义分别是两个乡的儿 童团长；秋收起义失败后，又一同被党组织保护起来， 送到峰口镇糕点铺学徒；1930年2月，我俩又同时加 入共产党，分别任两个乡的支部书记；后来参加红军， 也不离不弃，基本在一起；现在，我们同在红五师， 他在十三团，我在十五团。

我“小军阀”作风的事情，后来也风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有一天，谭政委找我说，少武同志伤口未好又患 了重病，现已不能骑马，坐了几天担架。他要求到十 五团和你走几天，看看你。我同意他到你团，你应好 好照顾他，多派几个人轮换抬。

我一听，心思沉重了， 多么好的一个同志，重伤加重病，怎么能走出草地? 我很伤感，越想越不是滋味。

原来，徐少武是渡金沙江负的伤。他坚持爬过了 重重雪山，但进入草地后，由于长期饥寒交迫、医药 缺少，病情加重了。我团负责收容， 一直走在后面， 对这些情况并不知晓。

徐少武是被担架抬来的。当时，十三团走在前面， 为了见我，他让担架停在路边， 一直等着我十五团上 来。见面后，见他憔悴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但彼 此都没有说什么。担架随我到了宿营地，通讯员帮我 搭好小帐篷，他便叫我俩的随身人员离开帐篷，说是 有要事商量。

开始，我心里想，他病的这么重，是不是找我商 量后事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当帐篷就剩我俩 后，他很严肃地看着我，第一句话就是：“你骂过人没 有?你打过人没有?”

突然这样问话，让我毫无思想准 备。我回答：“我骂过人、也打过人。打过三营副营长 曾照辉同志一马鞭!”

“那你为什么至今未向人家认错?”

我心里的那股“邪火”,又莫名其妙冲上脑门。谭 政委为此事，找我谈了两次话，我都没有认错。这会 儿，他病的快死了，却为这么点小事儿，跑到这里质 问我，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想到这里，我说：“打了就 打了，打了也该打!”

一句话把徐少武“噎”了回去，好半天，我们俩 谁也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徐少武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你变 了，变坏了”。

他说我“变坏了”,我感到很委屈。但看他病成那 样，我不忍心再顶撞他，就忍下性子不做声了。

因我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说话从来不用 拐弯，就直来直去。

他看我没有认错的表现，就提起 了以往的事。他说，咱们小时候，都在地主家做放牛。 那时候，除了放牛，还没日没夜给地主婆干些分外的 活。没有工钱不说，吃的是残羹剩饭，还要经常挨打。

有一次，地主婆的两个女儿耍我们，要我们干男孩子 不该干的活儿，我们不干，她们就谩骂我们，拿棍子 追着打。忍无可忍，我们还了手。地主婆让长工打我 们，长工同放牛娃一条心，使眼色让我们跑，他假装 追。狠心的地主婆看出长工不想真打，就叫管账先生 打，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我们气极了，把管账先生的近视眼镜给摔坏了，之后离开了那个地主家 ……

说着、说着，我俩抱头痛哭起来……

他流着泪继续批评我说：有钱有势的人欺压咱们， 咱们知道滋味不好受，知道反抗；现在你当了官又去 欺压别人，别人会好受吗?又会怎样想呢?为什么不 学好，而要学剥削阶级、国民党军的那一套呢? ……

徐少武用过去挨打受骂的往事，启发了我的阶级 觉悟，而且是从心里认识了错误。

就像毛主席后来说 的那样：“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同一个革命 目标走到一起来的……”

我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自 己的阶级兄弟。我流着泪对徐少武说，你放心，我一 定改错。

后来，我在全团召开的干部工作会议上，公开向 曾照辉同志认错道歉，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并希望 同志们监督、帮助我改正错误；还有一次，在师部召 开的干部会议上，我也做了自我批评。

从此，我改变了遇事冲动的性格，同志们都说， 傅忠海这个“小军阀”就像变了一个人，从不骂人了， 的确是认错了。

到此，我也知道谭友林政委的良苦用心了。谭政 委找我谈过两次话，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当他知道徐 少武要来看我的时候，他二人的心思不谋而合，都是 想要帮助我，这才导致后来的事。

最让我感动的是，徐少武被担架抬到十五团时， 我还以为他是私事，托我在革命成功后，照顾他的母 亲和妹妹。

他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在秋收起义失 败后，跑到洪湖打游击而牺牲的。他家里只有老母亲 和一个妹妹，靠小竹卡子放线捕捉小鱼而生。他家的 情况我是了解的。但他来找我，对家中之事，却只字 未提。

我俩抱头痛哭时，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抬出 草地，背也要把他背出去。

他说：我是不可能走出草 地了。只希望你们能够走出草地，与中央红军早日会 合北上抗日；他还希望我加倍努力学习，团结同志、 好好工作、英勇奋战，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最后他说，希望你跟着共产党打江山，永不动摇。你 的胜利，就是我的胜利。

我点头应允他的话，并对他说，如果我能活到革 命胜利那一天， 一定回去看看抚养我们的父老乡亲； 我会把你的一切，告诉你的母亲、妹妹。你对得起党， 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家乡老百姓。你就放心吧。

他微微一笑，只说了“谢谢!”两个字。

没过几天，徐少武便在草地与世长辞了，我心里 悲痛极了。想到他临终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想的还是 如何帮助同志。这种无私的阶级友爱，是多么高尚。 无数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我难道连这点错误 都不能抛弃吗?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我回过老家一次。他的 母亲、妹妹早已不在人世了。当地人民没有忘记红军， 为我的父母、他的父母，都立了坟头。我站在他父母 坟前，为徐少武同志还了愿。

徐少武同志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伟大的。如今， 他已经和我永别70多年了，我深切怀念他。他临终前 对我的批评和帮助，我永世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