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病不是艾滋，而是对西方的文化皈依

校尉出品、必属精品！

本号为公众号《校尉讲武堂》在头条的主账号，此外别无分号。

周六晚继续在视频号与西瓜视频同步直播，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过去看看。

因为长期坚持“医学人道主义”，在中国的艾滋病管理制度上，作为前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保健局局长，黄洁夫先后提出了解除国外艾滋病患者入境限制、对疑似患者不进行强制检测、艾滋病患者身份保密等建议，并推动形成了相关政策、制度，从而引发了民众的普遍担心与质疑。

有网友提出，应该将艾滋病命名为黄洁夫病，以凸显他在中国防治艾滋病领域的重要作用。

网友的情绪可以理解，因为中国艾滋病病例的数量，与解除国外艾滋病患者入境限制政策的实施，存在明显的时序对应关系。

即便这种时序对应关系根本不存在，打开家门欢迎艾滋病人，也不符合正常人的本能反应。

2007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球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首次公开提出解除国外艾滋病患者的入境限制，并得到了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的确认。

二十天后，2007年11月29日，同样还是在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亲自发布了《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

关于中国艾滋病的流行形式，报告中做了如下陈述：

报告原文截图

截至2007年10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22万3501例，其中艾滋病病人62838例，死亡报告22205例。

2007年，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中国艾滋病疫情进行了新的估计……。

评估结果显示，截至2007年底，我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全人群感染率为0.05%，其中艾滋病病人8.5万人。2007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万，因艾滋病死亡2万人。在5万新发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占44.7%，男男性传播占12.2%，注射吸毒传播占42%，母婴传播占1.1%。

目前，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处于总体低流行，特定人群和局部地区高流行的态势。

我国艾滋病流行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艾滋病疫情上升速度有所减缓。第二，性传播逐渐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第三，艾滋病疫情地区分布差异大。第四，艾滋病流行因素广泛存在。

这是相关报道的源网址：https://www.gov.cn/xwfb/2007-11/29/content_820426.htm，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查阅。

前两天写《中国之外无信史：换个角度看西方伪史，二战历史都敢篡改，更何况古代历史》，其中提到，中国史官向来坚持秉笔直书，后来遭到皇权打压，开始学会了使用春秋笔法。

在校尉看来，《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中强调的数字，就有几分春秋笔法的味道。当然，这也可能是校尉想多了。

要看懂这些数据，首先要理清三个细节。

一是累计报告数量与评估现存数量的区别。

前者是经过了官方确认的数据，但不代表实际数量。

因为在病毒机理上，艾滋病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多人感染了而不自知；在社会属性上，艾滋病属于个人隐私，有些人得了病也讳疾忌医，根本就不想让别人知道。

正因如此，《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中提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官方确认的报告人数与官方委托做出的评估人数，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前者分别为22.35万、6.28万，后者分别为70万、8.5万。

更重要的是，相比报告数量，根据数学模型推算出来的评估数量，会更接近于艾滋病病毒传染的实际情况。

二是时间参考点的区别。

《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中提到的累计报告数量，是截止到2007年10月；评估现存数量，则是截止到2007年底，比前者多了两个月。

这会给后面的数据对比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是很大，后面计算的时候就略过了。

三是报告死亡人数与评估死亡人数的区别。

相比报告感染者数量和报告病例数量，报告死亡人数更接近实际情况。因为病重才会死亡，而绝大多数病重的患者都会去医院治疗，从而纳入官方统计范围。

也就是说，相比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在报告数量与评估数量上的巨大差异，报告死亡人数与评估死亡人数会相当接近。

如果放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不管是截止2007年底的70万病毒感染者、8.5万艾滋病患者评估现存总量，还是截止2007年10月的22.35万感染者、6.28万病例、2.22万死者的报告总量，似乎都能够支撑关于“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处于总体低流行”的结论，足以让人安心，放艾滋病人入境好像问题不大。

但“2007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万，因艾滋病死亡2万人”的评估数据，却绝对会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感到触目惊心！

如果以评估数量为基准，2007年底累计7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2007年新增5万，年增长率为7.69%，这个速度并不算慢，差不多10年翻一倍，乃是我们刚刚启动改革开放之际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极少数国家才能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

更令人警醒的是，2007年的累计报告死亡人数为2.2万，而在卫生部2006年发布的报告中，当年艾滋病患者死亡人数为1809例，累计死亡人数为1.25万。

也就是说，2007年的死亡病例达到了一万左右，是2006年的五倍多。如果引用2007年报告中的评估数据，当年预估的艾滋病患者死亡人数为2万，则相当于2006年的十倍。

校尉难以评判，到底哪个数据是准确的，但不管是五倍还是十倍死亡增长率，与7.69%的感染病例增长率放到一起，都明显不匹配。

前面说了，相比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报告数量，报告死亡人数相对真实，评估死亡人数同样相对真实。

也就是说，虽然都是评估的数据，对死亡病例的评估结果，肯定要比对感染者的评估结果更准确。或者说，相比十年翻一倍的感染者数据，年增五倍或十倍的死亡数据，大概率更接近当时艾滋病毒的真实扩散速度。

死亡病例数据与感染者数据增长速率的不匹配，在卫生部于2008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也得到了侧面验证。因为报告显示，相比2006年，2007年中国报告的艾滋病病例增长比例高达45%。

这个数据，与2007年卫生部发言人关于“这并不意味着目前艾滋病受感染的情况比过去严重”——参见前面图片中标红的部分——完全是相反的。

按照这个速度，中国的艾滋病例，十年能够增长到41倍。十年翻一倍和十年四十倍，这么巨大的差距，如果不是原始统计数据出了问题，那就只能是某些人出了问题。

在陈竺部长发布的报告中，虽然有关数据都列了出来，但没有作对比分析，更没有计算增长率。报告病例年增45%、评估感染者年增7.69%、评估死亡人数年增五倍或十倍，这三个比值，前者是从其他官方媒体网站查到的，后两者是根据报告中的数据算的。

它们共同的源头，其实都是卫生部的官方发布。

2007年11月初，黄洁夫声称可以放开艾滋病患者的入境限制，2007年11月底，陈竺亲自发布的数据，尤其是死亡人数暴增的数据，又间接印证了中国艾滋病扩散正在高速发展，2008年2月，卫生部又说年度报告病例增长速度高达45%，正面回应了艾滋病的真实扩散速度。

将近20年过去，作为局外人，我们很难揣测，同样都是卫生部的口径，这种数据与数据打架、数据与政策脱节，到底原因何在？

这个时候，校尉衷心地希望，是自己找错了源头数据、或者做错了最简单的计算，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只是想到陈竺的民主党派身份、黄洁夫兼任的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与保健局局长，校尉只能一声叹息。

体制内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身份，在实际决策的过程中，会带来怎样的权力变形。

不管数据与数据打架、政策与数据脱节的真实原因究竟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2010年，新版《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出台，删除了艾滋病患者禁止入境的条款。

与此同时，黄洁夫还提出了艾滋病不强制检测与得病保密的提案，并体现到《艾滋病防治条例》中。

该条例强调保护感染者隐私，进而衍生出婚检结果不显示艾滋病检测结果、医生不得向配偶披露感染情况等极端措施。

这种明显与正常人所能接受的道德感观、社会伦理相冲突的规定，频繁引发社会争议。

比如最近，湖北某医院的妇产科主治医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婚检给医生带来的影响就是坑医生”。一名女性在婚检时查出HIV阳性，她向医生提出一个要求，对未婚夫保密，在《艾滋病防治条例》的政策框架内，医生只能选择尊重患者隐私，按照规定仅上报了当地疾控中心。最后，男方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愤怒之下，他将婚检的医生投诉到卫健委，导致医生被停职处理。

除了无辜感染艾滋病毒的配偶、无辜受到牵连的医生，最近几年，少数艾滋病患者利用隐私保护条款，恶意传播病毒的恶性行为，也经常出现在媒体头条，引发民众对公共卫生安全与个人健康权利的极度担忧。

是尊重患者隐私，还是尊重其他人的健康权、生命权，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中，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于取舍。

问题在于，在西方主导的片面追求人权、自由的极度隐私保护主义政治正确大旗下，我们中的某些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人为搞乱了原本清晰的伦理、道德、制度、法律边界。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的2024年度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通报，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存活的感染者总数为135.5万，年增长5.1%。

这个总量，仅在南非、印度之下，世界排名第三，并且首次超过了美国的120万——在中美之间关于民生的数据对比中，这是为数不多中国反方向超越美国的反面事例。

更令人感叹的是，众所皆知色情业最为发达、性生活最为混乱的日本，感染人数却只有2.8万。

还是同一份报告中的数据，2024年新增感染者10.6万，同比增长6.2%。

相比黄洁夫首次提出放开艾滋病患者入境管控的2007年，这个增长比例变化不大，但考虑到二十年来中国卫生防疫能力与医疗技术的飞速提升，再考虑到我们在非典、新冠等大面积传染病防治方面的优异表现，这也反过来可以证明，艾滋病毒的防控，绝非某些专家所言的可控——由于传播途径高度私密，相比新冠等呼吸类传染病，艾滋病的扩散速度不会特别快，但同样因为传播途径高度私密，艾滋病的管控也非常困难。

2024年艾滋病死亡病例总计3.5万，同比增长8.6%。

相比前面计算的2007年五倍增长或十倍增长，这个数值开始回归正常，那么，当年的五倍、十倍增长，到底是校尉算错了，还是对原文的理解有偏差，亦或是另有原因，已经超出了校尉的考证能力，只能留给知情人来解答了。

感染率为总人口的0.096%，接近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一千人的小区，在你的身边，大概率就有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你生活在一个10万人的城镇，在你的身边，大概率会有一百位艾滋病毒感染者。

面对这样的形势，黄洁夫的态度开始转变。

在他擅长且非常权威的器官移植领域，黄洁夫主张对所有器官移植对象进行强制艾滋病检测。对于艾滋病人入境管控，黄洁夫也开始支持修订《国境卫生检疫法》，要求入境感染者主动申报健康状况。

2025年1月起，艾滋病纳入《国境卫生检疫法》监测范围，感染者需申报健康状况。

问题在于，一定要让问题变得严重起来，我们才要加强管控措施吗？

虽然亡羊补牢、时犹未晚，但明知道羊要丢了，为什么还大门敞开？

谁都知道，对于任何一种流行病来说，随着扩散面的增加，防控的难度会指数级上升，尤其是高度隐秘的艾滋病。

回过头看，这场关于艾滋病人入境管控、隐私保护的博弈，如果假定——注意，是假定——如果假定背后没有利益纠葛，那么，它所代表的，其实就是东西方文化理念、以及基于文化理念之上的道德伦理、社会治理方式的冲突。

这就是标题要表达的，黄洁夫们得的病，不是艾滋，而是西方文化强迫症。

往好了理解，他们是被西方国家宣扬的西方道德体系、国际舆论绑架，屈从于西方的极端隐私保护主义、虚伪人道主义；往坏了理解，他们是被西方国家宣扬的道德体系、价值体系洗脑，皈依了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更强调集体利益，因此，个人的自由、权利、隐私，不能以危害大众利益、公共利益为代价。

在东方文化的语境中，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可以，前提是不能危及公共安全。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我们首先要保护的，肯定是更加无辜的后者。

但在西方文化体系中，更强调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吸毒合法化、零元购、LGBT、女权、极端动物保护主义、极端环保主义、以及极端隐私保护主义，无一不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的体现。

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最简单直白的表现，就是西方国家大街上到处都是的涂鸦，与中国城市干净整洁的墙面——即便是城中村。

西方文化中，涂鸦是个人自由，公共区域也不是政府理所当然的治理责任，所以没人管。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体系中，你可以在自己家里发粪图墙，但绝对不能污染公共环境。

但西方毕竟长期掌握国际舆论主导权，西方文化也许难以渗透到我们的社会底层，但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精英人士之中，这种西方文化入侵带来的现实撕裂，却几乎体现在每一个领域。

从时装大赛的眯眯眼，到欢呼巴黎奥运开幕式充满想象力、松弛感的公知；从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的话术，到中小学的毒教材；从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伤痕文学，到专门盯着中国历史阴暗面借题发挥甚至胡编乱造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从言必称国际先进经验的金融专家，到高举人权、自由的女权斗士、极端环保主义者；从废除死刑的喧嚣，到未成年人保护法沦为未成年恶魔作恶的庇护所；从呼吁给虐猫者以机会的双口夜壶，到建议向艾滋病患者敞开国门的医学权威……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纷繁复杂，但内在逻辑高度一致，其实就是东西方文化之争，其实就是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之上的道德伦理之争、社会治理模式之争，其实就是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之上的人类发展道路之争、发展理念之争、发展方向之争。

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始终得益于两点。

一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二是天人合一、自力更生的内生性。

中华文明就是一棵参天大树，内生性是我们的根，确保我们在穿越万丈高空时，不至于根基不稳，包容性是我们的枝叶，不断为我们汲取新的阳光雨露。

就跟中华先民一样，今天的我们，在面对西方文化时，既不能盲目自大、盲目排外，也不能囫囵吞枣、照单全收，更不能自甘雌伏、跪而舔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有这些理念之中，始终不变的内在精神，就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以我为主，才能在兼收并蓄的同时不失去自我；兼收并蓄，才能在以我为主的同时发展壮大。

自鸦片战争至今的近两百年来，中华民族历尽磨难、浴火重生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这种理念是对的，这条道路也是对的。

同理，虽然艾滋病发源于境外，虽然艾滋病的防治经验，曾经也是西方发达国家领先，可真到我们应对艾滋病时，却一定要立足于自己的国情、立足于自己的文化、立足于自己的人民，而不是盲目抄袭西方所谓的先进理念。

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我们可以虚心学习，西方打着人权旗号、实则以牺牲公共卫生安全为代价的极端隐私保护主义、极端医学人道主义，还是趁早扔进垃圾堆比较好。

最后问一句，那些支持艾滋病患者自由入境的人，那些支持保护艾滋病患者隐私、连配偶等近亲属都不能透露的人，能否将那些自由入境的艾滋病患者，都安排到你们家里去同吃同住？能否将那些不想暴露身份的艾滋病患者，都介绍给你的子女当对象？

如果做不到，那就趁早闭嘴！

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关爱弱者，那些高喊人道主义，却把艾滋病流行的后果推给别人、推给社会的人，就跟一边高喊包容虐猫者、一边把女儿安排进单位、一边死活不给付国豪编制的某壶一样，都是只会慷他人之慨、慷社会之慨自己却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双标狗、圣母婊、双口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