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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边江|编辑
价值线导读
7月9日,科兴生物在加勒比海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举行的特别股东大会上,选举了由赛富基金提名的新董事会成员。
此前科兴生物宣布了天价分红计划,高达500亿人民币的分红总额引发了市场强烈关注。
500亿分红是哪里来的?
新冠疫情暴发后,科兴2021年净利润飙升至84.67亿美元(超过500亿人民币),相当于科兴此前六年总利润的35倍!
大几百亿的新冠疫苗收入(大部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资金支付),就这样以分红的形式,流进科兴生物股东们的美股账户里。
匪夷所思的分红背后的内斗故事更是精彩纷呈,堪比商战大片。
十年内斗,耗尽公司创新力,mRNA赛道早已落后,科兴或成资本游戏的牺牲品。
2025年7月9日,加勒比海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上演了一场资本市场的荒诞剧。
停牌六年的科兴生物在这里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股东投票通过了罢免现任董事会的提案,并选举出由赛富基金提名的新董事会成员。
据媒体报道,目前,科兴生物新董事会具体成员包括:西蒙·安德森(Simon Anderson,原董事会董事)、付山(维梧资本,原董事会董事)、焦树阁(独立董事)、李嘉强(强新资本)、卢毓琳(独立董事,原董事会董事)、裘育敏(永恩资本)、王宇(独立董事)、肖瑞平(独立董事)、阎焱(赛富基金)、尹卫东(原董事会董事长)。
新当选的董事承诺支持并落实科兴生物已宣布的股息派发计划,并将与公司管理层紧密合作,通过推动公司普通股恢复交易,助力科兴生物释放巨大潜力,为全体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然而会议刚结束,公司现任董事长李嘉强立即发表声明,称所谓新董事会"不合法"。
此前,科兴生物发布了一份震惊资本市场的分红方案。
科兴生物将分三个阶段向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股总额最高达124美元。以停牌前6.47美元/股的股价计算,股息率高达惊人的850%。其中,第一阶段每股55美元的分红特意安排在股东大会前支付,总额高达75亿美元(500亿人民币),相当于公司停牌时市值的20倍。
500亿分红是哪里来的?
新冠疫情暴发,科兴2021年净利润飙升至84.67亿美元(超过了500亿人民币),相当于科兴此前六年总利润的35倍!
大几百亿的新冠疫苗收入(大部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资金支付),就这样以分红的形式,流进科兴生物股东们的美股账户里。
这种"清仓式分红"在资本市场极为罕见。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是控制权争夺的防御策略,天价派息主要是为了解决股东关于利益分配的长期纠纷。科兴在公告中明确表示,股东投票"关系到后续补偿性股息发放",赤裸裸地将分红作为博弈筹码。
讽刺的是,这家曾经在新冠疫情期间创造千亿营收的疫苗巨头,如今股东们争夺的不是公司发展前景,而是如何瓜分存量资金。
这场分红闹剧,只是科兴生物近十年内斗的最新注脚。
你可能不认识科兴生物,但你大概率打过他的疫苗。
2021年,全球累计接种新冠疫苗约115.5亿剂次,其中科兴生物供应的疫苗占比占四分之一,随着新冠疫情暴发,科兴2021年净利润飙升至84.67亿美元(约500亿人民币),相当于科兴此前六年总利润的35倍。
尹卫东是科兴生物的创立者之一。
1984年,20岁的尹卫东在河北唐山防疫站担任卫生员,他毕业于唐山卫校,只有中专学历,毕业后当过几年农村医生。
那时的中国,甲肝就像幽灵一样在人间传播,病人受尽折磨。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却在那一年做了一件不起的事——在简陋实验室里分离出中国第一株甲肝病毒TZ84,这一毒株,后来衍生出了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
“当时根本没有可供预防的疫苗,我有一种迫切想研制出疫苗的冲动”,尹卫东表示,从动手搜集大便样本,到研究甲肝病原体,这完全出自一个防疫站医生的良知。
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发,高峰期31万人患上甲肝。尹卫东也参加了唐山当地的防疫工作。
他到学校给孩子们打疫苗,带了一种国产减毒活疫苗,和一种葛兰素公司(Glaxo)生产的进口灭活疫苗。
进口疫苗价格超过300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普通中国人一个月的工资,是中国疫苗价格的10倍以上。
但是,大多数父母仍然给孩子选择进口疫苗。
尹卫东感受到中西方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也意识到好疫苗的巨大市场潜力。他要做一个便宜的,中国孩子用得起的高品质疫苗。
横在面前的困难是,尹卫东没钱搞研发,在国外,一个疫苗研究周期的投入通常需要5—10亿美元。
但尹卫东最大的优势,是他掌握了那看似微小却异常珍贵的TZ84病毒株。这正所谓“掌握了核心技术,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一次偶然机会,尹卫东认识了一位新加坡生物学博士,对方愿意出资20万美元,与尹卫东办合资公司。1993年,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由此成立。
1998年,尹卫东认识他生命中的“大人物”:北大未名董事长潘爱华。
潘爱华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过北大生物系副主任。后来下海创立了北大未名。潘教授对于只有中专学历的尹卫东非常看重,两人一见如故。
在潘爱华的运作下,北大未名先是给尹卫东提供了500万借款,帮助尹卫东完成了甲肝灭活疫苗的研究。1999年底,尹卫东研发的甲肝灭活疫苗获得国家批准的文号,打破了国际医药巨头的垄断。
2001年,北大未名又和尹卫东作成立了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推动甲肝灭活疫苗产业化,2002年科兴甲肝灭活疫苗成功上市,使中国的甲肝灭活疫苗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成为历史。
潘爱华给尹卫东报了一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管理学课程。在新加坡上了三个星期课,这位草根的技术创业者想通了一件事:我要做的不是唐山最好,而是全球最好的疫苗公司。
2001年,北京科兴生物成立时,股东是三家:尹卫东的唐山怡安生物、新加坡外企,以及尹卫东深圳科兴。
尹卫东的唐山怡安生物是以技术入股,占股24%。深圳科兴后来股东结构调整,将所持有的北京科兴生物转给了北大未名生物。
潘爱华担任了北京科兴生物的董事长,尹卫东担任总经理。
很难想象,尹卫东会最终和“良师益友”潘爱华反目成仇,而科兴的股权则演变成一场波及资本市场的漫长拉锯战。
2003年,刚刚成立了两年的科兴赴美上市。为了加快上市的步伐,他们计划先在加勒比海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注册成立上市公司的新平台:科兴控股。然后采用反向收购的办法,登陆美国资本市场。
科兴先是2003年在美国纳斯达克OTCBB(类似我们的新三板)挂牌,然后一路升板。
2004年,该公司转板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2009年11月,科兴生物成功从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转板至纳斯达克全球市场。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二人之间的矛盾开始由暗到明。
科兴上市后,潘爱华和尹卫东的身份出现了倒置。境外上市,须搭建红筹架构。为了帮助北京科兴在海外融资,北大未名同意出让京科兴的大部分股权,让渡至尹卫东控股并担任董事长的科兴控股名下。随后,潘爱华控制的未名生物持有北京科兴26.91%股份,而尹卫东通过科兴控股(香港)间接持股73.09%。
尹卫东成了大股东。
但潘爱华、尹卫东和北京科兴的副董事长王宪平三人,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潘爱华对北京科兴的“绝对控股地位”要得到继续维护。未名集团(含下属企业)享有10项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以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永久委派权利。
潘爱华认为,控制了境内经营主体北京科兴,也就控制了整个上市主体。
尹卫东却在背地里留了个心眼,也给潘爱华挖了一个坑。2009年,科兴生物转板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尹卫东通过科兴生物的全资子公司科兴控股(香港),设立了全资孙公司科兴中维,记住这家公司,很重要。
2015年9月,科兴生物决定将科兴生物从纳斯达克私有化,在中国市场寻求更好机会。在这次私有化过程中,二人的矛盾全面爆发。
2016年1月29日,尹卫东联合赛富基金等外资机构,组成买团A,以每股6.18美元的报价,对科兴生物提出私有化要约。之后,不到三天功夫,潘爱华也火速联合中金、中信等内资机构组成买团B,以每股7美元的报价,提出竞争性要约。
二人曾有和谈的迹象,但很快破裂,尹卫东直接表示:“不愿与潘爱华合作,即使是名义上或形式上的”。
在潘爱华眼中,以北京科兴为主体的科兴生物,不过是交给尹卫东代管了一段时间,还是自己的资产。而站在尹卫东的角度,科兴生物是自己生的崽,从法律形式和业务经营上,潘爱华无权也无能力控制科兴生物。
更让潘爱华无法忍受的事来了!2018年4月17日,未名医药公告称,参股公司北京科兴拒绝向其提供2017年财务数据及资料,致使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无法入场审计,导致年度披露延期。
2018年4月20日,在北大生物城,未名医药与北京科兴,上演了“全武行”。数百名黑衣人闯入北京科兴办公楼,贴封条、拉电闸,致使北京科兴价值上千万的疫苗资产损毁。
2018年6月9日,潘爱华和北京科兴原监事长罗德顺写信举报北京科兴总经理尹卫东涉嫌行贿、职务侵占以及涉嫌身份造假等,并向包括政协全国委员会等十多个部门发去了这一信函。
潘爱华用最野蛮粗糙的做法,证明了自己还是北京科兴的话事人。
在一系列争夺中,2019年2月,纳斯达克以“治理失效”为由强制科兴生物停牌,一停就是六年。
2021年2月,国内第二款新冠疫苗获批上市。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背后的申请方,是科兴中维,而不是北京科兴。直到那时,大家才意识到,这个生产新冠疫苗的科兴,已不是20年前的北京科兴了。
2021年,科兴中维营收达到了1280亿,盈利更是达到惊人的——955亿元。其营收,一度跻身全球前三大疫苗制造商。
但潘总的北大未名系和科兴中维没有股权关系。即使未名有北京科兴26.91%的股份,也只能间接收获新冠疫苗带来的一点收益。
2024年2月,潘爱华因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13年有期徒刑。其罪证之一,通过杭州强新生物入资厦门未名的29亿元交易,被证实为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这笔交易其实就是潘爱华找到了强新生物的话事人李嘉强,原本密谋通过掌握厦门未名的股份拿回北京科兴控制权。
随着潘爱华的入狱,科兴的股权之争看似告一段落,但是又有新入局者,即上文提到的李嘉强。
华尔街猎手完美陷阱
科兴生物未来何去何从?
当两位创始人杀红眼时,一双更冷酷的眼睛正在华尔街注视着这一切。
早在2013年起,哈佛医学博士李嘉强就开始了他的"蚂蚁搬家"计划。他先是用女儿在加拿大的账户买入4.9%股份——恰好卡在5%的披露红线之下。后来又通过妻子、表弟等亲属账户继续增持,就像玩一场精心设计的拼图游戏。
2018年股东大会前夜,这场资本游戏达到高潮。李嘉强利用手中多年布局的股份,以数量优势投票反对了尹卫东在内的4名董事连任,并提出新的董事会备选名单。
尹卫东开始了反击,向美国地方法院发起诉讼,起诉强新资本没有披露真实信息,并试图替代科兴生物董事会的意图。尹卫东同时开始启动毒丸计划。这是一种反恶意收购策略。这么做的结果是,李嘉强持有的大量股份被稀释,也不能占据第一大股东位置了。
但李嘉强还是在2025年1月的裁决中成功入主董事会。
未来,科兴生物何去何从?
2025年7月9日股东大会后,新旧董事会各执一词,都声称自己合法。维梧资本等股东指控现任董事会"剥夺投资者权利、引发审计机构辞职",导致科兴面临退市风险。而75亿美元分红计划,被视为巩固控制权的最后一搏。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公司的创新能力衰竭。内斗十年间,科兴几乎没有任何重磅新产品问世。新冠疫苗的红利正在消退,而mRNA等新技术赛道已被竞争对手远远甩开。
新董事会承诺推动恢复纳斯达克交易及探索港股上市,但投资者更关心的是,这艘曾造富百亿的疫苗巨轮,是否已在无休止的内斗中耗尽了未来?
科兴的教训令人唏嘘。从甲肝疫苗到新冠疫苗,这家公司本可以成为中国的骄傲。但当创始人沉迷权力斗争,当资本玩家收割离场,受伤害的不仅是股东利益,还有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竞争力。
孩子们奔跑时手臂上科兴疫苗的印记仍在,而这家公司的灵魂,却早已在争斗中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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