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俊：大变局下的全球南方

题记：2025年5月21日，北大国发院承泽商学第26期暨“全球南方崛起新秩序下的合作机遇（2025）”研讨会在北大承泽园举行。活动由北大国发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联合中国银河证券新发展研究院主办。本文根据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章俊的主题演讲整理。

全球南方是非常大的话题，我想从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角度，谈谈如何看待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及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全球南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口占全球84.1%，GDP占全球41.6%，FDI占全球65.2%，贸易规模占全球42.1%。

1955年的万隆会议首次谈到南南合作。此后，历次全球重要会议都谈到了南南合作和南方国家的命题。近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多个场合提到了全球南方，并呼吁全球南方要加强合作。数据层面，无论是中国知网关于“全球南方”话题的文献发布量，还是谷歌关于“全球南方”的搜索量，近年来都在显著上升。因此，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

全球南方崛起的基础

如果把时间点往前推，全球南方的崛起在二十年前已初显端倪，最近十年的崛起速度更快。以全球经济规模占比指标来看，2024年，发达经济体的占比已经下降到58%，而新兴市场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南方已经上升到42%；以购买力平价GDP指标来看，2008年，新兴市场整体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而全球南方群体中的金砖国家在扩容前的2020年，其购买力平价GDP指标就已经超过了G7发达国家集团，成为全球重要的政治力量。

全球南方的崛起也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它有利于国际秩序优化，改善全球治理。2024年，环球时报研究院在亚、非、拉美的11个发展中国家及俄罗斯开展全球南”国家议题有关民意调查，其中近九成受访者认为全球南方国际地位的提升能够或者可能使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超八成受访者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代表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带动经济发展，提高国家间贸易水平，吸引更多外资，减轻对美元依赖；近九成受访者认同中国经验对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有借鉴意义，中国的快速发展能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更多机遇。

全球南方崛起中的挑战

我们在过去3-4年搭建了一个全球经济衰退的框架，主要讨论下一次全球经济衰退可能出现的时间点和形态。

长期背景是三个挑战。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一直处于弱复苏状态。2008年之后，全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开始交替复苏。2017年，全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同步复苏。2016-2017年的全球经济是2008年之后最好的，但2018-2019年全球经济又开始下行，随后疫情到来。在推出新一轮刺激政策后，全球经济衰退的长期因素却进一步恶化，主要是人口、债务和逆全球化三大挑战。15-64岁劳动力占比持续下降，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全球政府债务率在过去10年间翻倍上升，预计未来将持续攀升，债务支撑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2008年之后，全球贸易GDP占比和FDI、OFDI占比也出现了拐点，向下趋势显著。逆全球化现象开始出现，全球化红利衰退。

从中期框架来看，2015年之后，全球再次出现螺旋向下的风险。螺旋向下始于2008年之后发达经济体持续以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带来资产价格上行，高收入阶层收入持续增加，但是实体经济并没有改善，普通工人的收入没有改变，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民粹主义上升，地缘政治恶化，反过来进一步拖累了经济。

上述问题在新兴市场国家或是全球南方国家没有在发达国家那么严重。以人口老龄化为例，高收入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化占比超过20%，属深度老龄化，而全球平均水平是8%，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为6%，低收入国家这一水平只有3%。北非和南亚等很多地方虽然年轻劳动力丰沛，但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严重不足，人口红利得不到释放。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对很多这样的地方意义非凡。

再看债务问题，发达经济体的债务率在100%以上，新兴市场国家目前是60%。过去30年，发达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是下降态势，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向外进行直接投资。中国是主要驱动力，中国的FDI或OFDI从2010年之后持续上升。

中期陷阱的螺旋向下同样可以拆分。比如全球贫富差距，如果只看趋势，很明显从1980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欧美前10%收入的人群增大，而从全球南方中低收入国家来看，贫富差距问题没有那么大。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民粹主义上升，之后带来地缘政治问题，全球经济冲突不断，导致战争风险加大，全球军费开支持续上升。

《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本书里有一段内容令我印象深刻。苏联解体后，很多大学都觉得没有必要再设立战争学、军事学课程，因为他们预估今后不会再有战争，但是苏联解体之后全球进入热战，小规模、区域性的热战持续不断，全球军费开支不降反升，由此形成中期陷阱问题。

近期挑战是三重拐点，即全球层面的科技飞跃，以AI技术为代表，中国层面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从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美国层面的政治转向主要是从之前的全球主义转向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这对现在全球出现衰退风险也构成一定影响。

美国政治转身的表现首先是关税调整。美元的特里芬难题造成了美国实施关税大棒，背后有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其核心还是美元，但美元回归要依赖于制造业。特朗普说要通过关税解决三个问题——制造业回流问题、财政问题、就业问题。核心是制造业回流，可以支撑金融、军事实力、经济规模，最终支撑美元，所以其作用客观上是逆全球的。

美国关税行为对未来全球经济冲击非常明显。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之后，美国陷入长达4年的衰退，期间全球贸易也萎缩了超过60%。未来美国经济会不会出现衰退？我认为存在可能性，因为近期IMF和美联储都下调了美国经济增长预测，WTO也下调了全球贸易预测。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贸易战或美国政治转身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演变。

在政治层面，现在美国政策转向造成“金德伯格陷阱”问题凸显。每150年就有一次全球主导势力的交换，从1600年荷兰超过中国，1750年英国超过荷兰，1900年美国超过英国。如果简单用150年进行推算，下一个时间点应该是2050年。如果中国在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球的领导地位会再次出现改变。但是在此之前，如果美国不愿意承担全球领导地位，全球就会出现所谓的金德伯格陷阱，对全球经济和政治造成很大不确定性。

在科技层面，人工智能的飞跃对长期而言肯定是好事。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全球层面的科技高速发展，但是科技进步并没有带来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原因在于科技没有转化成生产力。现在人工智能的出现有可能会使之前的技术积累得到爆发式增长。但从Gartner Hype Cycle技术成熟度曲线来看，历次技术大爆发之前可能会出现泡沫阶段，如2000年之前的互联网技术。现在大量资本涌入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些是盲目的，很有可能未来没有产出，会出现阶段性的泡沫破灭，带来全球资本市场甚至全球经济的调整。

全球层面的科技飞跃对长期经济增长有益，但是短期有可能带来风险，泡沫非常显著。以“美股七姐妹”股价来看，未来能否支撑高估值，仍是疑问。

中国引擎能否引领全球南方跨越“技术鸿沟”？

在经济层面，现在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特别是从土地财政转到新质生产力，看法上有一些分歧。一些学者和分析师曾说，当年日本和前苏联GDP达到美国的70%之后就见顶回落，中国会不会面临“70%魔咒”？中国名义GDP数据也是在70%-75%之后有所回落。但是，目前中国经济调整是主动的，是自上而下进行系统性的经济转型，与日本和前苏联当年的情况并不同。

我建议大家更多去看购买力平价GDP。日本当年GDP达到美国的70%后就见顶回落，但如果以购买力平价GDP衡量，其实只占到美国的40%多一点，并没有达到70%的水平。而中国在2015年，以购买力平价测算的整体GDP规模就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从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的经济转型，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压舱石贡献会不断提升，在如下两个方面会有明显表现。

第一是科技的日益创新。DeepSeek的出现对全球形成了冲击。2018-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论文发表量是美国的近1.8倍。另外，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著提升（2024年升至第11位），是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截至2024年，中国的“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统称）增长值占比已经超过18%。

目前，中国要加强逆周期的调节。从去年9·24之后，包括今年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和5月份的三部委金融会议，都提到在整个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稳定的宏观环境，需要加强逆周期的调节。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之后，没有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导致日本错过了互联网时代，没有一家能在全球扛大旗的互联网公司。中国现在加快转向新质生产力，需要创造比较稳定的宏观环境。

这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意味着什么？未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发展之后，对于人口红利的需要会下降。传统新兴市场国家的路径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投资，完成工业化，而现在，就连发达国家都在利用人工智能、工业自动化拉动制造业回流，所以，那些没有完成工业化的新兴市场国家很有可能未来会陷入长期的贫困。关于这一点，IMF报告有相关的论述。据测算，未来人的工作50%是由生成式自动人工智能来做，这个时间点已经从2053年加速到2045年。

未来，人口和劳动力红利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将显著下降，其影响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造成发展中国家的FDI显著下降，工业化进程受阻；二是发展中国家有可能被排斥在人工智能生态之外，无法分享科技飞跃的红利。

中国未来会成为全球南方增长的核心引擎，因为中国目前正在加大拥抱全球化的力度，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加大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而在“一带一路”投资过程中大量投向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可以释放新兴市场国家人口红利。同样，中国的科技公司在“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了大量数字通信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使得这些国家也可以拥抱人工智能，享受科技革命的红利。

在全球背景下，单靠全球南方国家自己的经济规模很难抵御冲击，全球南方国家必须互相团结，加强南南合作。这个过程中，中国要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为全球南方提供经济发展模式、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相关的帮助，形成人工智能生态。只有这样，全球南方才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衰退情形。

整理：程桔华 |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