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九歌图》：图像与文本融合的诗画盛宴

最早将屈原的作品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宋代著名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的《九歌图》。至元代，画家们纷纷对李公麟的《九歌图》进行模仿或再创作。

元代画家所作的与《楚辞》有关的图画，除了一幅《屈原渔父图》外，剩下的皆与《九歌》有关。现存及见诸书录的元人《九歌图》，有张渥（字叔厚）、赵孟頫、钱选等人的作品。其中张渥的《九歌图》最为有名，其不仅画技高超，所作《九歌图》数量亦为元人最多者。此外，他还作有《湘君湘夫人图》《湘妃鼓瑟图》等。据记载，张渥《九歌图》的创作年代可考者有四：一为创作于至正六年（1346）年六月（或说九月）的“白描《九歌图》吴睿篆书词本”，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其二为创作于同年十月的“临李龙眠《九歌图》吴睿隶书词本”，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其三是创作于至正十六或十七年的“周伯琦隶书词本”，见于贝琼《书九歌图后》一文，不传于今；其四是创作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褚奂隶书词本”，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四种皆是张渥画《九歌图》于前，吴睿、周伯琦、褚奂等人以不同的字体书《九歌》于各图之后。四本皆以十段画《九歌》，从《东皇太一》画至《国殇》，一篇一图，而所书则皆含《礼魂》。

现存及见诸书录的元人《九歌图》，还有赵孟頫、钱选等人的，数量皆不及张渥。此外，还有一些虽不传于今，但通过题画诗或画记能够得知的，如虞集作有《题马竹所九歌图》一诗，便可知元人马竹所亦作有《九歌图》；柳贯有《题离骚九歌图》一诗，可知有《离骚九歌图》，但不知其作者。明代《严氏书画记》也记载了元代有《九歌图》，但同样不知其作者。

元人作《九歌图》，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李公麟《九歌图》的影响，李公麟《九歌图》的成功，为元朝画家们提供了模仿对象，从模仿到创作，便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九歌》为题材作画的风气。元代的《九歌图》也在画者们的模仿和再创作中形成自己的特色。

首先，元代的画家们在《九歌图》中表达了对屈原的同情与敬佩。如张渥所作的《九歌图》，“吴睿隶书词本”图前有屈原象，“褚奂隶书词本”图后有屈原象，画中屈原虽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是神情坚定，画者对屈原的同情和敬佩透纸而出。这是李公麟《九歌图》中所没有的，而为明朝陈洪绶《九歌图》效仿。

其次，元代的画家们以画探求屈原借《九歌》表达的深意，他们在画作中注入了自己对《九歌》的理解。《九歌》的创作年代，历来聚讼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元代的画家们多认为此为屈原被放逐后所作，而屈原在诗篇中是有所寄托的。如，贝琼在《书九歌图后》中说：“屈原《九歌》，因其旧而定制，比兴之间，致意深矣。……今叔厚又即其辞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言张渥以屈原之文画《九歌图》，是为求屈原之心。而此心正是朱熹所说的屈原“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心。张渥《九歌图》所画的屈原象，其后书《渔父》一篇，这就使人不由自主地将屈原那种忧心国事的情怀与《九歌》密切联系起来。又如刘德新说赵孟頫画《九歌图》：“灵均之赋天问，文生于画。雪松之图九歌，又画生于文。乃知文心画心，正在风水相遭之际耳。”赵孟頫在《书九歌并绘图自跋》一文中云：“《九歌》，屈子之所作也。忠以事君，而君或不见信，而反疏然，其忠信有不能自己，故假神人以寓厥意。观其末章则显然昭然矣。”指出《九歌》是屈原假借神人来寄寓自己忠而被谤，信而见疏的愤懑。

再次，元代的画家们以《九歌图》寄托自身情感。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元代《九歌图》的作者中，有的经历了宋元易代，如赵孟頫、马竹所、钱选等；有的生活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元朝后期，如张渥。他们以《九歌》为题材作画，或表达对故国的思念，或宣泄心中的愤恨抑郁之情。如，赵孟頫身为宋朝宗室成员，虽屈节仕元，但心中未尝没有痛苦。他的诗中常流露出归隐之意，《罪出》一诗更是道出了其荣华富贵背后的哀痛与悔恨。而比悔恨更加深沉，又更加难以启齿的则是他的丧节。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作为一个忠臣受人尊敬，赵孟頫画《九歌图》，除表达对屈原的敬佩外，当还有对自己失节的悔恨。又如张渥，其屡试不中，仕途不通，遂寄情于书画，《玉山草堂雅集》指出其画“虽达显人不能以力致之”，可见其有所抱负但又无法施展的抑郁之情或多或少地表现在画作中。而屈原心怀“美政”理想，为之奔走先后，却不得重用，无法实现自身理想抱负，在这一点上，张渥与其有共通之处。清朝吴升在《大观录》中指出张渥《九歌图》与李公麟的相比，“人物景象别具思致”，此“思致”大概就是张渥所寄寓的与屈原类似的关心国家却无法施展自身抱负的抑郁愤懑吧。

随着《九歌图》数量的逐渐增加，对《九歌图》题咏也随之而起。元代与《九歌》有关的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九歌图》题咏诗。根据学者统计，元代题咏《楚辞》的有31题32首，其中题咏《九歌图》的就占了18题18首，相较于宋明两代来说，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突出的。这些《九歌图》题咏诗中有部分是专门为李伯时的《九歌图》所作，朱彝尊《李龙眠九歌图卷跋》言：“李伯时《九歌图》，用澄心堂纸作，每图书三闾大夫辞后……卷末元人题咏甚多。”虞集、吴澄、卢挚各存一篇关于李龙眠《九歌图》的题咏诗。此外，方回、柳贯、袁桷、王恽、黄溍、程钜夫、王沂等都有《九歌图》题咏诗。

元代的《九歌图》题咏诗是将图像与文本融合后的结果。作《九歌图》题咏诗的诗人们，不仅要具备欣赏绘画、为画作诗的能力，还要熟悉《九歌》文本与屈原的生平事迹，以及屈原想要借《九歌》表达的情感等等。

吴澄在《题李伯时九歌图后并歌诗》中表示世人只是喜欢李伯时的画，而不是屈原的文章，更不用说屈原此人了，其曰：“往岁洪守毛侯以所藏李伯时画《九歌诗》本见示，予为作跋语及歌诗。近谭观又持此画至，岂能复措一辞？得善书人写予旧跋诗于后可矣。然世之好者，好李之画而已，非好屈之文也，谁更论原之心哉？”其《歌诗》一首虽然刻画了屈原哀怨的形象，赞美了屈原清凛的气节，但更多的是赞扬李公麟的画技，并且吴澄认为这也是当时的普遍状况。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多《九歌图》题咏诗就体现了元人对屈原的作品非常熟悉与喜爱。卢挚《题李伯时九歌图》一诗就是如此。通过此诗，我们可以看到卢挚对屈原的作品很熟悉，诗中提到了东皇、湘君、湘夫人、山鬼等《九歌》中书写的神灵，直接引用了《九歌·山鬼》中的话语，还对《离骚》《九歌》《远游》等篇章进行了杂糅，对屈原之文的熟悉程度可见一斑。诗末更是表达了自己有“续骚”之心。

更多的《九歌图》题咏诗不仅表达了诗人对屈原作品的熟悉，也表达了对屈原的同情。如虞集的《题马竹所九歌图》篇末言“慨然长太息，悲歌写离尤。想象以惝怳，开卷令人愁”。贡奎的《题九歌图》更是借画借诗言情，其诗曰：“忠言去国今已矣，悲愤空复遗骚经，巫歌觋舞习楚俗……寓情托写岂真见，龙眠落笔无遁形，凄凉展玩重怀古，尺素自足超丹青，歌之招之九复九，呜呼众醉谁其醒。”言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疏，被放逐之后写下《离骚》一篇，其中饱含屈原的悲愤之情。屈原离开楚国，见识了解了楚地巫觋歌舞祭祀的民俗之后，创作了《九歌》，并在其中寄托了自己的真情。贡奎对屈原无疑是同情的，李龙眠的画，只是引起了贡奎对屈原的怀念和感慨的一个引子。又如，方回的《离骚九歌图》曰：“正则灵均皇揆余，屈子文章古所无。……吾王不寤蛾眉嫉，知心惟有寡女媭。……我诗颇似贾谊赋，敬吊先生空嗟吁。”方回称赞了屈原的文采，并肯定了屈原的忠君爱国之情。这首诗像贾谊的《吊屈原赋》一样，对屈原的人生有着喟叹，也有着尊敬悼念之情。而柳贯的《题离骚九歌图》不仅以“皇恤放臣悲”点出了屈原被放逐的悲痛，更是指出《九歌》虽然书写的是以巫祭祀的内容，但实际上表达了屈原的悲痛，而这些情感都蕴含在元人的画中。

更有元人认为《九歌》所承载的屈原的情感已经不是图画能表达的了，如程钜夫《九歌图》一首曰：“潇湘南下洞庭深，无力能援楚国沉，纵使九歌堪入画，何人写得放臣心。”程钜夫的这首诗点出屈原忠君爱国，想挽救楚国灭亡的命运，但却无能为力。他认为虽然有画家能将《九歌》的内容画于纸上，但屈原内心对楚国的热爱，对楚王的忠诚是画不出来的，其忠而被谤、信而见疏后的痛苦之情也是无人能刻画的。

元代的《九歌图》题咏诗建立在诗人们鉴赏《九歌图》所获得的审美感受上，但诗人们往往又不局限于图中，而是跳跃出图的范围，结合自己读《九歌》文本的体悟，加入理性评论。所以，元代的《九歌图》题咏诗实际上是以叹息屈原之人为主旨的，诗中抒发了对屈原或悲叹或尊敬之情。元代的诗人们不仅肯定画家的画技，也肯定屈原的文采，更透过图画及屈原的作品来探究屈原的内心，对屈原的遭遇表示了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