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非要抵抗一下呢？

面对强权与暴政，面对资本的入侵，很多人都要抵抗一下，抵抗过了就很可能会成为英雄，甚至被折磨死了，而抵抗不过就很可能顺从。那么人为什么非得抵抗一下呢？

古代审案有滥用刑法的做法，就是对一些所谓的刁民用刑。官员会说：“看来你是不打不招！”三班衙役会在官员的命令下，对刁民实施刑罚。所谓的刁民被打之后，很可能认罪服法，但也很可能屈打成招。滥用刑罚的官员往往审案比较有效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让犯人招供，定罪之后就算没事了，至于是否是屈打成招，官员就不管那些了。作为犯人来说，一般情况下不会招供，即便自己做了犯罪的事，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说是自己做的。他们一般会百般抵赖，会王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词，不让官员知道真相。这种狡辩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体现，就是在受到威胁的时候，用说谎来保护自己。似乎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利己主义的思想，要用说谎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有些人说谎成性。官员要戳破他们的伪装，除了用语言引导，讲究物证和人证，就是要通过刑罚来对付他们，让他们受到惩罚的同时说出真相。犯人一般会抵抗，但抵抗不过的时候就会说出所谓的真相，而这种真相并不能让官员或衙役诱导，一旦被诱导，犯人就可能在遭受刑罚的时候，为了减少痛苦而屈打成招。古代官员往往要快速审案，要快速办理，以节约人力资源和财力成本。当他们滥用刑罚的时候，就很可能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但只要定了案，没有新的人证和物证出现，就算是没事了。如此来看，古代官员审案，造成的冤假错案非常多。

犯人一般会抵抗一下，受不了的时候才会说出真相，倘若他们不抵抗，就直接说出真相行不行？当然不行，这是人性的秘密，因为人大多是自私的，看到的事件也是片面的，理解起来当然更是片面的。甚至很多人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理解某个人或某件事，说出来就带有片面的属性，却不会站在全局的视角来看待。很多人看同样一个人和同样一件事，观察的视角是不同的，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他们说出来的很可能带有个人思想的偏激属性，并不是事实真相，只有集合很多目击者的看法，才能约略知道事情发生与发展的状况，约略知道事情中的人做了怎样的事。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自己想到的是正确的，别人看到的可能是不真实的，别人想到的可能是错误的。当每个人都存在认知偏差的时候，官员审案就要努力摒除这种认知偏差。但每个人似乎都受过道德传统的影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要用道德传统来评价一些人和事。当一个人犯了罪之后，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就要百般抵赖，为自己开脱。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属于人之常情。官员要透过他的谎言看到事情真相。尤其是在用刑的时候，犯人很可能抵挡不住，就会说出真相。但犯人的抵挡是一个忍耐的过程。他们要看看能不能忍耐过去，能够挺过去，就算是没事了，可以保护自己，甚至可以成为人们眼中的英雄，而挺不过去，就要先顾及自己的性命，不然死在衙门里，只能算是罪犯。不但名声不好，而且亲戚朋友会受到牵连。

罪犯考虑的是自己，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倘若这个罪犯是一个革命者，受到反动派的威逼利诱，抵挡不住就说了实话，出卖了革命同志，那么他就是赤裸裸的叛徒，会受到谴责和批判，甚至会被革命同志清除。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为了保命而出卖革命同志的行为是叛变的行为，是可耻的。但他们同样抵挡了一下，甚至遭受了老虎凳、辣椒水、烧红的烙铁等酷刑，最终挺不过去，昏死了几回，才说出真相。他们似乎为了保命，最终选择了屈服，也被反动派的手段驯化了，当然就会成为被反动派利用的叛徒。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似乎都这样想过，早知忍受这么巨大的痛苦，才说出真相，就不如不忍受痛苦，直接说出真相。但他们似乎要坚持信仰，坚持形而上的光辉理想，但形而下的酷刑是经受不住的，肉体的痛苦让他们忍耐不住，有了强烈的求生欲望，最终叛变了革命。真正的革命者应该为了革命而牺牲，也就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至死也不会叛变。但假革命者却不是这样。没有坚定的信念，最终被肉体的痛苦征服，不得不暂时放弃伟大的革命理想。专注于眼前的蝇营狗苟，最终为了活命而叛变。

一个人不经受殊死搏斗便不放弃，这是人的一种本质的体现。人生本身就不容易，需要人去拼搏奋斗。倘若人没有拼搏奋斗，就自动放弃了理想和信念，那么这个人很容易被人唾弃，也很容易被社会淘汰。绝大多数的人在资本横行的时代，都被资本奴役和剥削，却无力反抗，怎么说都是人性蜕变的表现，但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很长，甚至成为普遍的状况，就会被人们视为正常。当绝大多数人都向资本缴械投降的时候，人性并没有受到批判，连同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式的人物都不再出现，社会礼崩乐坏，那么所有人都成了资本的奴隶，也成了权力胁迫下的廉价劳动者。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想要反抗一下，却发现已经完全失去了话语权，不但找不到同伴，而且权力系统根本不听他们说什么，资本会组织反击，最终他们拿到一点补偿之后偃旗息鼓。社会层面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处理矛盾的方式，最终培养了很多刁民。凡是能够碰瓷的就碰瓷，尤其要公家单位出钱，最终弄得很多刁民肆意横行，很多老实人也变成了刁民。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获得了好处。倘若不闹，就不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也不会获得一定的补偿。闹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为了公平和公正，而是为了钱财，也就验证了闹事的人只是抱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目的，甚至是自私自利的，当然也就变得比较悲哀了。倘若有闹事的农民最终被权力胁迫，不得不偃旗息鼓，却没有获得多少赔偿金，怎么说都算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悲剧。

人抵抗一下是必要的，但能够坚持下去的并为了改变整个体制而努力的着实不多，甚至根本没有。人性就是这样，看有没有为了伟大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当下，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精神，都被权和钱深度影响。他们的反抗只是个人主义的奋斗，并不会影响太大，只要获得赔偿就立刻全身而退，甚至删除了自己以前在网上的言论，弄得很多支持他的人灰头土面的，当然也就无所谓公平和正义了。看来抵抗一下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之后的做法，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