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商汇前沿|王登巍：未届期股权转让责任的再思考

编者按

2025年6月23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司法判决研究中心、法商慈善信托发起，北京衡宁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宸章律师事务所联合承办的“刑商汇研讨会（2025年第一期）”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以“民刑视角下民营公司股东资本责任的热点问题”为主题，汇聚了众多学界权威与实务精英，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出谋划策。

在本次研讨中，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登巍律师发表了题为“未届期股权转让责任的再思考”的演讲。此次发言中，王登巍律师围绕新公司法第88条第1款的未届期股权转让责任展开分析，深入阐释了立法中的制度纠结与逻辑矛盾，提出应回归商法逻辑，构建以因果关系、主观恶意、双重损害为要件的商事侵权责任规范，主张对该条款进行审慎与限缩解释。同时表明，法律应保障股东安心投资、善意转让人安定退出，以鼓励投资与交易，维护法治的正当秩序。

现将王登巍律师的演讲全文整理刊发，通过深入研读，我们能够更清晰的把握未届期股权转让责任的制度本质、债权与投资利益平衡的核心要点，也期待此次研讨会能切实推动“刑商融合”，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

尊敬的各位师长、各位同仁：

大家下午好。

时间关系，我努力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我的发言。

非常荣幸有机会向大家汇报学习新公司法88条第1款的个人体会。未届期股权转让责任，可以说是新公司法热度最强的一个话题。一方面，最高立法机关与最高司法机关都罕见存在分歧，另一方面商法学者不仅在公司法修订中争论热烈，直到今天也仍然在各大C刊争论不休。

我个人理解，争论的本质所指向的是对认缴制矫正的程度和方向的问题，更进一步则是对债权人和投资人二者的利益保护的强度选边问题。在法定资本制度下，认缴制可以说和民营企业更加息息相关。如果没有2013年的全面认缴制，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上、至少在市场主体的数量繁荣上，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贡献。

而未届期转让责任配置在公司法修订过程中的逆转，立法机关是一种纠结和摇摆，可以说是受制于债权人保护的强势传统或者说是“民法帝国主义”的影响，尤其在有了加速到期制度、股东实权制度两大补丁之后，又增设了未届期股权转让的无差别责任，表现出对认缴制既不让它死、又不想让它好好活的制度纠缠，从而导致未届期股权的责任竟然重于瑕疵股权的责任的制度窠臼，毕竟后者还有自证清白、免除责任的制度可能性。

债权人作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更多应该是归属于交易法保护的法益主体，其请求权的制度设计还是应当回归到侵权法的逻辑，基于未届期股权转让这一法律行为加以商事改造，从而构造商事侵权责任的“三要件”规范。

第一个要件就是因果关系。基于商法严格责任原则，建立一个信赖利益为要件的判断标准。有了这一判断标准，就避免了学者们在逻辑上创造的各种复杂的关系争论，从而合理界定哪些债权人才有权对哪些股东提起责任追究。

第二个是主观要件。应当从民事侵权责任的过错要件转化为商法的恶意判断规则。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成熟的裁判规则，还是公司法修订中的理论观点，支撑主张转让人责任的起因都在于恶意转让、逃避出资责任。一方面，既然是因为恶意转让才打上了这个制度补丁，为什么在制度实施中要抛弃掉“恶意”这个源头？另一方面，既然是有人恶意转让，那理论上当然有人是善意转让或者说是非恶意转让，前者追责当然有其正当性，对于非恶意转让人，对其追责的逻辑正当性、法理适当性何在？

最后是客观要件，就是利益损害的商法标准。利益损害的商法标准应当区别于民法的标准，它应当是一种双重损害：初始的损害是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资产负债表的测算标准，而第二层面的损害则是对受让股东经强制执行仍然不足清偿，应当是现金流的测试标准。符合双重标准才能触发转让人的补充责任

所以，我认为针对八十八条第一款，应当予以审慎解释、限缩解释，回归商法逻辑、回归公司法常识、回归制度设计防范恶意的初心。

让股东放心投资创办公司、让善意股权转让人退得安定，才应当是法律安排的初衷。如果公司法不能鼓励投资、如果合同法不能鼓励交易，这样的法律供给的制度竞争力注定会是公司法世界的差等生。

总之，对恶意者苛责、让善意者安定，稳定市场秩序、确定交易预期，才应该是法治的正当秩序。法律的逻辑不应该为了被动解释一个假定目标而去复杂化和冗杂化，才会利于它被准确理解、被正确实施。

以上是我的学习体会，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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