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让开国上将感叹：在毛主席手下打仗，简直是一种享受

1928 年 2 月上旬，江西遂川的山林间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毛泽东正于此领导工农革命军开辟根据地，一份紧急侦察报告如平地惊雷，打破了短暂的平静 —— 国民党第二十七师在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德培的命令下，兵分两路，从遂川和宁冈新城方向杀气腾腾地向红军根据地进犯。彼时，红军刚刚组建，装备简陋，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局势岌岌可危。​

面对这生死存亡的危机，毛泽东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智慧与果敢的决策力。他一边迅速发动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利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如同鬼魅般不断骚扰敌人，迟滞敌军的进攻步伐；一边指挥红军有序撤离遂川，撤回茅坪进行整顿和集结，看似退让，实则是在积蓄力量，等待反击的最佳时机。毛泽东心中深知，红军此时的实力尚不足以与敌人正面硬刚，“敌进我退” 的游击策略是保存实力的明智之举，而 “退” 只是手段，寻机击溃敌人、保卫根据地才是最终目标。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将目光锁定在了新城，一场决定根据地命运的战斗即将在这里打响。​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新城作为战场，是基于对敌军心理和战场态势的精准把握。此前，工农群众的夜间袭扰已让敌人疲惫不堪、心神不宁，但当敌军发现这些袭扰力量不过是装备简陋、看似乌合之众的地方武装时，他们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军心开始动摇。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战机，决定给敌人来个出其不意。在一次作战动员大会上，他神情轻松却又充满自信地说道：“接下来，我们可以好好地做一笔买卖啦！” 然而，这番话并未让所有干部和士兵放下心来，毕竟他们对毛泽东的指挥艺术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心中不免充满担忧，甚至有人暗自思忖 “到底看看毛委员如何打这场仗”，陈士榘，这位当时还是红军班长的年轻战士，便是其中之一。​
为了打好这场战斗，毛泽东精心制定了 “围三阙一，开门打狗” 的精妙战术。按照这一部署，一团一营从新城的东门发起主攻，如锋利的矛头直刺敌人要害；一团三营和一团二营分别从南门和北门同时进攻，形成三面夹击之势。而当作战任务分配到这里时，二团一营却未接到进攻任务，一营长心急如焚，急忙问道：“东、南、北三面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我们二团一营的任务是什么？是不是负责攻西门？” 毛泽东微笑着摆了摆手，说道：“不，你们的任务不是攻西门。” 一营长满脸疑惑，追问道：“那我们做什么？” 毛泽东手指地图，耐心解释道：“你们不但不攻西门，反而要远离西门，在七岌岭等待，留一个口子让敌人逃出去。” 一营长更加不解，急切地说道：“那怎么可以？为什么不把敌人全部消灭掉？这我真想不通。” 毛泽东笑着打了个比方：“如果你把一条恶狗的退路堵死了，狗一定会拼命反抗，甚至可能会伤到你们。但是如果你留出一个口子，让它自己跑出去，它就会自投罗网，你们明白了吗？” 一营长恍然大悟，兴奋地说道：“原来是这样，我们只需要在七岌岭等待，等敌人自己跳进我们的陷阱里就行！” 在场众人也纷纷对毛泽东的战略安排佩服不已。​
战斗打响后，敌人起初果然中计，并未将红军的攻击放在心上，还以为只是赤卫队的骚扰。然而，当红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猛烈进攻时，敌军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瞬间陷入混乱。就在敌军慌乱之际，他们发现西门方向似乎没有红军的攻击，仿佛看到了逃生的希望，于是不顾一切地冲向西门。殊不知，这正是毛泽东精心设下的 “口袋阵”。西门与七岌岭之间的险要地形，犹如天然的屏障，为红军的伏击提供了绝佳条件。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向敌人发起了致命攻击。敌军全军溃败，彻底被消灭。​
陈士榘作为战斗的亲历者，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内心深感震撼，从此对毛泽东的战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场新城战斗，不仅让陈士榘深刻领悟到了战争指挥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追随毛泽东的决心。此后，陈士榘从一名普通的红军班长，历经无数战火的洗礼，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1955 年，陈士榘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并在我国 “两弹” 事业的发展中做出了卓越贡献。直到临终前，当妻子问他一生最爱的人是谁时，陈士榘毫不犹豫地用微弱的声音答道：“毛主席。”​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像陈士榘这样在毛泽东指挥下成长起来的将领还有很多，程世才便是其中之一。1912 年，程世才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贫穷与压迫如影随形，让他早早便对不公的社会深恶痛绝，内心深处燃起了改变命运、追求自由与革命的熊熊烈火。1930 年，年仅 18 岁的程世才毅然投身红军，自此踏上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
刚加入红军不久，程世才便见证了红四方面军的成立，随后又亲身参与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与壮大。在几次反 “围剿” 战斗中，他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智慧，从一名普通战士迅速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三团的政委等职务，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1932 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川陕一带，成立川陕苏区。程世才在此期间更是崭露头角，迅速升任红三十军红八十八师的师长兼政委。在反 “三路围攻” 和反 “六路围攻” 等艰苦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带领部队立下赫赫战功，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
1935 年，程世才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难的长征之路。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之路异常曲折，程世才三度穿越草地，面临着饥饿、疾病、敌人围追堵截等重重困境。但他始终坚守信念，从未放弃，最终成功与红军其他主力会师。这段艰苦卓绝的历程，不仅锤炼了程世才的意志，更磨砺了他在战场上的胆略与智慧，为他日后的指挥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胜利后，程世才马不停蹄地投身到西路军的建设中。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精锐力量组成，下辖红五军、红九军以及红三十军，程世才担任红三十军军长。然而，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等多种因素，西路军在作战过程中遭遇了灾难性的损失。石窝山会议后，西路军开始分散突围，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程世才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指挥能力，成功突破敌人重围，成为唯一一位突围成功的军长，为西路军保留了一丝希望的火种。​
突围后的程世才被迅速接应到新疆，在那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为下一阶段的战斗养精蓄锐。1937 年 12 月，程世才返回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与中央党校深造。系统的学习让他的军事素养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如虎添翼。此后，他被分配到冀热察挺进军担任参谋长，参与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带领部队与日军展开了顽强斗争，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程世才又投身到东北的解放事业中。他先后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安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领导了东北地区的剿匪反霸、支援前线等多项重要任务，为巩固和建设根据地、解放东北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程世才进入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深入学习，接受系统的军事理论教育。毕业后，毛主席亲自指派他担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负责公安军的日常工作。1955 年，程世才因卓越的军事贡献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中将之一。​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程世才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务，始终奋战在军队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与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多个岗位上发光发热，推动了军队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晚年的程世才定居北京，虽身处平静的生活，但他那颗关心国家和军队发展的心从未停歇。1990 年，程世才因病与世长辞，享年 78 岁。​
程世才的一生，是充满传奇与奋斗的一生。他从一个贫寒家庭的少年，成长为一位勇敢坚定的军事指挥官，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不仅在战场上屡立战功，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还在战后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继续贡献力量，其功绩不可磨灭。程世才的事迹，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激励着我们不断学习奋斗与奉献精神，他的名字，也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